清末民初奠根基 新疆棉纺业为何世界第一

近期数个国际服装、鞋品牌陆续发表声明称将拒用新疆棉花，并严词批评新疆地区“逼迫少数民族进行强制劳动和实行宗教歧视”，此举不仅引发中国舆论强大反弹，包括淘宝、京东、拼多多、唯品会等各大电商平台在内，已不显示相关店铺和商品，将其全面下架。为何新疆会成为中国棉花重要产区？过去不少新闻报道都称“数十万外省拾采棉工进新疆”，究竟当地棉业劳动生产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新疆为中国棉花主产区，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地处塔里木盆地西北缘，属产棉大县。2020年，沙雅县棉花种植面积达到198.43万亩，其中机采棉150万亩，棉花机采率达到80%以上。图为采棉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塔里木乡的棉田里采收棉花。（新华社）

高昌纺绵：攀天丝万万九千丈

据现有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于公元1至3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棉布，约6世纪时就已种植棉花。新疆八一农学院（今新疆农业大学）刘迪荣指出，1959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市民丰县沙漠的东汉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纺织品（包括两块白兰布），证明至少在中国的东汉时期（25—220年）就已经开始使用棉布。《梁书．诸夷列传》记载：

（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

高昌国故地为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一带，白叠子为中国古代对棉花的称呼之一；而虽然《梁书》成书于唐贞观十年（636），但记载的是南朝萧梁（502—557年）史事。所以在出土文物与现有文献记载的“二重证据”证明下，新疆于6世纪就已经有采棉织成白布用来交易的历史。

刘迪荣表示，1960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高昌时期墓葬中不但发现了棉布，还有公元551年一件借贷64匹绵布的契约；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聪明的研究也指出，在高昌章和五年（535）的墓葬文物有《令狐孝忠妻随葬衣物疏》，即放在墓中记录死者随葬物品的清单，记有“黄今（金）千斤、白银百斤、细绵（锦）百张、钱财万匹”，这里的陪葬纺织物量词（千斤、万匹）多为虚数，虽代表“千千万万”的丰富繁多之意，但“攀天丝万万九千丈”，却也蕴含死者家属希望能借此类物品，牵引死者升天、享受天国快乐的寓意，证实当地植棉业、棉纺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杨增新、盛世才力挺新疆棉业

在新疆统治长达11年又5个月，有“新疆王”之称的军阀盛世才，主政期间曾大力扶植新疆的棉花产业。（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不过，虽然新疆很早就有棉花种植与绵纺技术，但规模始终不大，即使清乾隆年间两次“平准噶尔部”、一次“平定回部”，列入乾隆帝的“十全武功”，代表清廷开始在新疆屯垦，但政策始终未能明确，对内地商民在新疆活动也多加限制，使植棉规模受限。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副教授刘玉皑指出，清道光十一年（1831），朝廷颁布“招民开垦”上谕，才让以棉花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逐步扩大、产量提高。清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甘肃新疆省），在和田、吐鲁番、疏勒等地建立农林试验场、讲习所、农务研究所和农林学堂，相继设立官办和私人银号，向棉农提供贷款。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为了改善进口的新疆棉花品质，由华俄道胜银行（Russo-Chinese Bank）喀什噶尔分行订购了相当数量的美国棉种，无偿分发给当地棉农。到了光绪末年，新疆种植棉花的地区遍及南疆数县和东部吐鲁番地区，北疆昌吉亦有种植，而吐鲁番又逐渐取代南疆西部传统棉区，成为新疆最重要的产棉区。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期间（1912—1928年），特别注重棉业发展。1914年，新疆棉田面积有42万亩、棉年产量400万斤；1918年虽然棉田面积稍减为40万亩，但产量却暴增五倍、达2,100万斤。到了盛世才主政时期（1933—1944年），为增加棉花出口与地方财政收入，积极鼓励全省棉花增产，并在棉种、耕作技术、机械上给予改良和支持，提供优惠政策（免息春耕贷款、发放棉种）。到了1940年，新疆棉产高达2,800万斤，原先每公顷仅能收获五六百斤劣质棉花，提升至1,200至1,400斤的优质棉花。而后受到苏联减少进口新疆棉花，以及1940年代后期政局动荡影响，新疆棉产才呈现萎缩。

京津沪棉纺工厂入新疆

1949年中共建政之际，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的30％，现代化工业产值也只有17％，不但基础弱、门类少，超过七成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布局严重失衡。全新疆仅有棉纺织手工工厂10多家，年产值仅8.3万元人民币。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姚勇、硕士生周鲲指出，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195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既要合理利用和改建东北、上海等已有的工业基础，又要在内地中西部新建工业基地。毛泽东也于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时提到：“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眼见新疆原产大量优质棉花等原物料，又有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棉纺业基础，非常适合发展纺织业，因此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约有14个来自全中国各地的工厂迁往新疆。

在上海招聘借调技术工人320名后，于1952年建成乌鲁木齐水磨沟的“七一棉纺织厂”随即投入生产，拥有棉纺纱锭3.17万锭、布机1,224台，成为新疆第一家现代化棉纺企业，年产白厂丝67公吨、丝织品92万公尺。1958年，天津四个棉杂生产合作社职工300多人迁往新疆石河子，成立“农八师八一棉织厂”，后改名石河子织染厂；1960年，上海市汇新、汇建、汇成、汇群织布厂161名职工、连同家属600余人先后迁入阿克苏，成立“农一师胜利棉织厂”，后改名阿克苏立新棉纺织厂；1963年，北京大兴县试验棉织工厂迁往伊犁奎屯，成立“农七师七一棉纺织厂”，后改名奎屯棉纺织厂。由于当时新疆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辖，故工厂多有师级番号的建置。

新疆棉纺工业的成就惊人

2008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采棉工需求量有65.6万人，经过大力推动机器采收后，2017年已锐减至12万人。图为新疆棉采摘大军。（微博@河南卫视）

1965年7月，周恩来在新疆考察时指出：新疆首先要发展农业，抓好粮食生产，解决吃饭问题。还要大力发展棉花，争取为国家多做贡献。196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专门对新疆棉花生产作出指示：一是新疆要在1965年棉花单产60斤的基础上，1966年要进一步提高单产，在三、五年内达到或超过苏联1964年单产92斤的水平；二是新疆棉花生产布局要调整，应在南疆扩大棉花种植面积。

1965年，新疆纺织工业总产值达1.92亿元人民币，占新疆工业总产值的13.71％，创下历史新高。翌年，纺织工业产值虽然略减至1亿5,651万元人民币，但与粮油加工业合计后，在全兵团工业总产值占比达到52.7％，显示以纺织、食品为主的农副产品行业，在新疆经济结构中居于主要地位。

改革开放后，新疆纺织工业产值更是获得飞速增长，从1978年的1.27亿元，至2007年已达36.6亿元，仅次于化工业的39亿元。如今，新疆棉花全产业链搭上“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与《国家农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的“走出去”政策支持列车，2018年生产规模占中国比重的83. 3%，占全球比例19. 8%，单产居世界第一。

采棉人力需求锐减

从产业链中游加工流通环节看，新疆的棉花加工企业达860余家，棉纺规模已超过1,000万锭，全产业链就业容量可达100万人，其中南疆劳动力就业人数达65万人以上。为应对季节性用工短缺的问题，从2003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大规模从河南、四川、重庆、甘肃、宁夏、陕西等传统劳务输出省份招募采棉工，2008年，兵团的采棉工需求量有65.6万人，经过大力推动机器采收后，2014年骤降至20万（外省12.7万），翌年降低到14.29万，2017年更只剩下12万人。

据目前最新数据来看，新疆北部九成以上棉田已实现全程机械化采收，南疆的喀什、阿克苏、巴音郭楞等地棉田机械化虽刚刚起步、机采率不足两成，但2019年全新疆棉花机械采收已突破1,150万亩，全区棉田机采率超过40％；况且新疆棉农已不再使用拖拉机，而改用更为快捷高效的农业无人机为棉田喷洒脱叶剂，估计全新疆农业无人机已逾5,000台，作业面积远超2,000万亩。当新疆棉织产业采棉需求人力因机采逐年下降，产值连年攀升、取得世界第一成就的同时，反遭不少国际品牌大厂抵制、批评“强制劳动”，不知这样无端指责的根据又是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