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成中美最前线，拜登盟友外交指向何方？

对东京来说，《美日安保条约》的重要性正在近期以一种令人不快的方式持续展现。

在日本现任首相菅义伟打完新冠疫苗，即将前往华盛顿拜会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之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一通“印太地区已成为前线”的发言，让外界倍感忧虑。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莫非，这就是拜登此前谈及的“盟友外交”起到的“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s）的效果吗？

东京与华盛顿首脑的接触很容易让外界产生误解：

据悉，安倍是在3月27日发表这一讲话的，卸任半年的他似乎恢复了健康，这让他在自民党新潟县支部的演讲显得力道十足。他不仅谈及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以及“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等话题，还专门强调日本需要抱着印太地区已成为前线的认识和心理准备，致力于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这比起此前“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即“美日2+2”）会议期间谈及的进攻性话题，似乎又向前推进了一点。

必须承认，美日近期外交及军事领域高官不仅举行了会谈，还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国威胁论”、“对抗中国”等议题。这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与国防部长奥斯汀（Llyod Austin） 3月16日的东京之行。这场会晤虽然因此后的中美阿拉斯加会晤而失色，但奥斯汀等人谈及的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威胁”，美方将推动与亚洲盟友进行军事合作，给中国施加“可信的威慑力”等细节似乎仍有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在这一领域上的行动，即“盟友外交”似乎是被东京调动了情绪。这使得华盛顿在东京希望看到的重大议题，如钓鱼岛问题上多做了些态度。

拜登团队的外交政策似有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特朗普时期的残余

也就在2020年11月中下旬，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困扰中日的钓鱼岛问题也显出了升温之势。拜登在被宣布胜选之后，即在2020年11月12日与菅义伟通电话，谈及《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有关协防的条款继续适用于钓鱼岛，称要在新领域强化美日同盟关系；11月13日，美日双方又商定在美、日合用的马毛岛基地举行“夺岛联合演习”。

到2021年1月，拜登的国安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又再次向岸信夫确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这也是会议前，双方讨论密度最高的区域话题，大会再次确认这一点，且承诺美日夺岛演习的结局，让日本信心大增。

此外，让“日本为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就已成为日本试图表现的另一面。当美国宣布中国在挑战其秩序，破坏美国主导的体制，压迫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如越南、印度等）时，东京就可以利用这一趋势，基于价值观站出来，利用中美矛盾反对其中一方，并从中维持中心优位继续取势。

对东京来说，钓鱼岛一线的持续承压令其需要想想办法

对日本来说，把目标指向中国也是相对合理的，因为中国自1996年的“新防卫指针”之后就已经成为仅次于朝鲜的日本战略假想敌。考虑到日本战后至今的国内宣传中，强调日本国家繁荣的基础在于稳定的，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且这个秩序不可能被日本破坏，日本更有责任维护其运转。在中国秩序有可能取代美国秩序，且日本暂未取得相对优位之际更是如此。而拜登“力量倍增器”的应用令日本实施其策略的进程更为得心应手。

但总的来说，东京对华盛顿的希望与美国要求日本的行动仍存在一点差异。日本外交在美国干预下也缺少相对独立性，其在“美日同盟”内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导致东京既然仍在美国伞下，他就要尽到身为盟友的义务。这使东京即便不情愿，他也必须跟随美国立场。

不可否认，拜登当局是希望美国通过多边的方式，用规则来“领导世界”，并试图尽力遏制中国。东京仍被华盛顿利用，并借助这一角色实现自身谋略的形象也随之凸显。但对东京来说，自确立“积极和平主义”宗旨以来，日本对于周边环境的经营很明显。日本也从中获得了一些优势。他在SCC会议期间得到的美国承诺正与此有关。

当下，拜登政权强调价值观外交，试图借新疆人权问题，利用道德手段干预中国经济。华盛顿方面还选择了“中国挑战美日同盟”，给“国际社会”带来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挑战的现状等说辞。简言之，即要维护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维护日本在此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与角色。而安倍在3月27日的发言，恰恰就预言了东京在这一场合下的角色。当日本有可能陷入中美关系的漩涡时，这可能是东京不希望见到，却需要面对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