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存在的疾病,在中国被治疗了二十年
编者按:
2001 年,《中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标准》第 3 版(CCMD – 3)进行修订,将同性恋条目从精神疾病当中删除。
医学上对于性倾向及性别认同的矫正看似失去了理论依据,但在中国,基于商业化的矫正行为却没有停止。
2009 年,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被曝光,这家机构试图通过电击“治疗”包括网瘾、性取向等。自此之后,大规模的扭转治疗从公开转入地下。
据中国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发起人燕子称,时至今日,仍有上百家扭转机构存在。
5 月 17 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日。这一活动旨在唤醒公众对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的关注,思考那些因性倾向及性别认同而产生的不公平。
志愿者们一直在打听山东孩子可橙的消息。去年 11 月末,她被送去了一家“矫正治疗”机构。
最近的消息也来自四个多月前,他们找到可橙的母亲,希望联系可橙,母亲说,孩子要专心备战高考。
但事实上,志愿者们从可橙的同学那里打听到,这个孩子并没有出现在 1 月 8 日的山东高考英语听力的考场。
大家从此失去了她(注:基于心理认知而非生理性别,下同)的消息。
可橙是一个优秀的孩子,2017 年。她参加亚洲机器人锦标赛,拿下全能挑战赛项目冠军。同年,她又参加 NOIP(全国青少年信息学联赛)获一等奖。
在可橙的知乎回答上,她提到,自己检测出性染色体异常,是 XXY。一般来说,男性的性染色体是 XY,女性的是 XX。可橙这一类,被称之为“间性人”,即性腺性荷尔蒙性染色体或生殖性特征,不符合典型的男性或女性。
2020 年,可橙 18 岁,她决定改变自己的性别 —— 做一个女孩子。
但父母一直坚信,这是一个男孩,只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
11 月初,可橙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于 OI 圈(全国信息学奥赛选手自发形成的圈子)“出柜”。
父母发现了她的激素药物,药物可以使得身体的女性性征发育,为性别重置手术作准备。母亲收走了药物,在随后的几天变得格外敏感,半夜起床,烧香拜佛求送子观音。
父母提出要带可橙就医,一会说要带她去以精神科为主的北医六院看病,一会又说要去南京的生殖医学中心。
他们试图收走可橙的手机,阻止她与外界联络。
11 月 29 日,可橙连续发送 26 条求助信息之后,失踪了。她给朋友留下了一份报警委托书,收到委托书后,志愿者然然和其他同伴前往寻求警方帮助。
志愿者们强调,可橙已年满 18 岁,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但得到的回复是,可橙的父母是监护人,当事人很安全,因此“无法立案”,对方说,“父母不会害亲生儿子的”。
可橙的母亲给然然发来了照片,要求对方“不要再管。”
在照片里,可橙身穿迷彩服,她身后有另外两位穿着校服的学生打扫卫生,旁边还有一位穿着迷彩服的男人。房间里还装着一部监控摄像头。

可橙妈妈提供的照片 图源:受访者供图
志愿者质问可橙的母亲,“你这样对她,不怕她以后恨你吗?”
母亲说,“恨我也没办法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自己毁了。”
志愿者继续追问,“你真的知道她的情况吗?”
“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小男孩”,母亲在最后三个字上加了重音。
沟通不欢而散,志愿者们没有放弃,按照可橙留下的线索一路追踪,来到了济南市长清区大崮山村,距离城区数十公里,这里有一家名为“宏开咨询”的机构。
在天眼查的信息当中,宏开咨询的业务主要是教育信息咨询、心理咨询、文化艺术活动咨询。整个校舍还被高墙和铁丝网所环绕。
在宏开咨询的官网上写着,针对当前青少年中存在的叛逆、网络依赖、逃学、厌学、早恋、偏执、自私、情感淡漠、无理想、无目标等诸多不良行为习惯及心理问题,由原济南宏开学校与原济南新曙光学校强强联手、合并成立,专业、专注青少年不良行为习惯的矫正和转化教育 12 年。
在山东,至少有三家“宏开系”教育机构:2011 年成立的宏开培训,2018 年成立的沂水宏开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及 2020年 成立的宏开咨询。
截止目前,宏开咨询仍在营业之中。

志愿者拍摄的宏开咨询的外景 图源:受访者供图
二
作为拯救可橙的志愿者之一,然然在 7 年前就开始面对和家人的剧烈冲突。
作为跨性别者,在海外留学的她被家人发现服用激素药物后,以中断学业为代价被带回国内。
“性少数群体,不管是同性恋还是跨性别,被家人发现以后,轻一点的,就是吵闹或者肢体冲突,再严重一点的,可能就是离家出走,最严重的,就是被送进去(扭转学校)。”
被家人发现有改变性别的想法后,母亲带她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检查。“医生跟她谈,她在那大吵大闹,把主任的办公室砸了。”
母亲并不愿意缴械,继续带她去参加各种治疗,企图把然然扭转过来,“什么身心灵,什么佛学夏令营,都试过了”。
在人类历史上,扭转治疗并非新鲜事物。为了“矫正”性倾向,各种手段层出不穷。包括“激素治疗”“睾丸移植”“直接切除脑前额叶”等等。
“人工智能之父”图灵便是不堪忍受治疗,因此陷入重度抑郁,服用氰化物自杀。
尽管图灵在二战期间帮助英国破译了纳粹密码,但因为同性恋的身份,他被强制注射一种人工合成的雌性激素,使得他无法在生理上勃起,甚至胸部隆起。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项脑前额叶切除的手术被广泛应用在精神残障患者身上。这一度被堪称之为万金油 —— 医生将特殊的手术刀插入患者大脑,机械捣碎前额叶神经。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示意图,先将前脑叶白质切除器具刺入颅腔,然后捣毁一块脑区。 图源:cerebromente.org.br
一位美国的医生弗里曼曾操刀3400 例手术,其中四成用于同性恋身上。
其后,“厌恶疗法”出现。其机制在于,根据条件反射原理,强行建立一条“厌恶”的反射回路。杨永信采用的电击治疗便是这类原理。
经过数次电击,被“治疗”的人只要看到同性恋相关的事物,便会想起被电击的痛苦,从而对同性恋产生厌恶情绪。
除了电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还会采用药物注射用以代替,比如阿扑吗啡,一种令人极度恶心,并引起强烈呕吐的药物。
纵观整个“性别矫正”历史,性少数群体在身体和心理上,都遭遇了非人的对待。
直到 1991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性恋不再是精神疾病。2001 年,中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标准(CCMD – 3)进行修订,将同性恋条目从精神疾病当中删除。
医学上对于性倾向及性别认同的矫正失去了理论依据,基于商业化的矫正行为却没有停止。
2006 年,由杨永信担任主任的“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成立,中心的目标很简单,不管是孩子厌学、抑郁还是同性恋,这些都是网瘾引起的,只要送来治疗一切都可以解决。
“戒网中心”甚至发动了由“热心家长”组成的别动队,只要经得父母的同意,无论孩子成年与否,都会被迅速抓去“治疗”。
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曝光杨永信的网戒中心入账超过 8100 万元。被经历过电击治疗的人称其“非人性”、“丧心病狂”,
从 2009 年起,杨永信的戒网中心开始被媒体曝光,失去了官方性质的背书,大规模的扭转治疗从公开转入了地下。
三
黄晓迪曾试图从矫正机构逃走。
她只跑出去了 7 天。
2019 年,刚过完 17 岁生日的黄晓迪被父亲拉到了重庆中粱镇的歌乐山上的一家素质教育学校。

黄晓迪所在的学校 图源:受访者供图
一进入学校,她的手机就被收走了,带头的教官老张强行剃掉了长发,父亲感叹,“终于像个男人了”,便把她留在这里“训练”。
训练从每天早上 6 点开始,起床跑操。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否则受罚。一整个上午的队列训练,如果一个人做不好,整个队伍都要受罚。午休时间两个小时,但是否休息取决于老张的心情。
学校四周竖起围墙,宿舍楼大门上了铁锁,寝室窗户、走道都被金属栏杆完全焊死。学校里的每一处出入口都有教官,每一个寝室里,也都配备了一个教官,24 小时监控他们。
教官给学生们定了许多规矩,吃饭不允许讲话,不允许学生私底下交流,不许身体和眼神接触。最重要的,不允许违抗教官的命令。
一次,因为鞋子没有擦洗干净,黄晓迪被老张按倒在地,对方在她的背上猛踹。
家长断然不会知道这些,母亲的手机上,只有黄晓迪在进行队列训练的照片,和几个孩子面无表情的站成一排。

妈妈收到的黄晓迪照片 图源:受访者供图
三个月后,父亲来学校看改造成果,老张带着黄晓迪出来,说是带领,其实还有防止她乱说话的意思。
趁着父亲买零食的间歇,她从商店溜走,开始了 7 天的逃亡。她逃到重庆市区,在西南医院,靠喝自来水,偷吃外卖活着,在试图发布求助信息的时候被抓了正着。
父亲觉得她“没改造好”,继续送回学校。
同一年的 3 月,即将从医学院应用心理学毕业的 Leslie 在招聘网站上看到一则启示,寄宿学校招聘心理老师。具体对工作内容描述的不多,“给学生做心理咨询、辅导之类的。”
她在网上查询了学校的办学资质,各种证照和信息都是齐全的,便放心去面试,被通知,“第二天来上班”。
这是黄晓迪所在的学校。距离市区二十多公里的外的远郊。
她见到了自己的三十个学生,穿着统一的迷彩服,被教官领到教室,最后一排,坐着七八个教官,直勾勾地看着他们。
学生当中最小是 9 岁,最大有 17 岁。在第一节课上,她就感受到了哪里不对。“学生的手都放在桌子上,人坐得挺直,像一个个模型放在那里,面无表情。”
Leslie 问学生们,你们想学什么,没有一个人回答她。教官后面大吼,老师问你们话呢,还不赶紧举手 !在得到教官的授意后,在座的学生“哗”的一下都把手举起来。
即便作为心理老师,Leslie 在学校里的活动也是受限的,“到处都是摄像头,教官也是 24 小时跟着学生。”
只有在一对一辅导的时候,她才能了解到学生的一些基本情况,“偷东西的、打架的、玩游戏的、同性恋和跨性别者有三分之一。”
教务处主任对她说,这些孩子都是网瘾、叛逆、早恋、亲情淡漠。
“我问他们,你们知道自己怎么了?他们会谈到自己,我是抑郁症,我是躁狂。我是双相(躁郁症)。”
课后,她跟一个因为赌瘾而被送进来的孩子有过交流。“我问,你父母打牌吗?他说,从我在我妈肚子里他们就打牌。父母很爱打牌,孩子也爱打牌,所以最后孩子跟着有了赌瘾。”
她总觉得,有问题的不是孩子,是家长。
“但教官对我讲,父母对他们都是很好的,是孩子不会感恩,把他们送进来也是爱他们,送进来让他们吃苦,要教会他们感恩。主任说,等这些孩子改造好了,家长反过来还要谢我们。”
她有一个花名册,上面写明了孩子被送进来的时间,最短的三个月,最长的两年。
种种迹象让 Leslie 觉得不安,试用期还没过她便匆匆离开了学校,甚至连第一个月的工资都没要。
在 Leslie 离开之后,还在学校里的黄晓迪始终“没有改造好”。时隔近一年,再次见到黄晓迪父母,老张暗示要再交钱。可是家长们已筹不到三万块的学费了。

黄家与学校签订的合同 图源:受访者供图
他们把黄晓迪送到到河南登封的一家武校,想让她继续“矫正”。这次,只待了三天,她就选择了逃跑。
四
“扭转治疗存在的根源,主要还是大众缺乏对性与性别知识的认识”,燕子说。
作为中国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燕子每周都会接到类似的求助电话。
2014 年,他也曾是扭转治疗的亲历者。
曾经意图改变性取向的他,通过百度搜索到了重庆一家名为“心语飘香”的心理诊所,这里宣称可以“矫正性取向”。
诊所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是“厌恶疗法”。工作人员会催眠引导燕子想象和同性发生性关系的场景,然后对他进行电击。
在花费 3000 多元的治疗费用以后,燕子不仅没有任何变化,反而因为电击而受到创伤,“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回忆起治疗的场景,手都会不自觉的颤抖。”
在了解到扭转治疗并没有医学依据后,2014 年,他把这家心理诊所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
法院在判决书当中写道,“同性恋不是疾病”,“任何宣传可以改变性取向的行为,都属虚假宣传行为”。
同燕子一样,小林和小伟都曾试图对自己的性取向进行矫正。
2011年,通过网络搜索,大学刚毕业的小林找到了深圳一家诊所,他想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母亲发现他有了男朋友,母子两人发生激烈的冲突。
医生告诉他,电击与心理治疗的结合,是最有效的办法。
整个治疗过程花费 8 千多元,医生说3个疗程就能扭转性别取向。在随后两个多月的治疗里,小林彻夜失眠,时刻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他无法继续做完三个疗程,性取向也没有改变成功。

某医院检测项目收据 图源:受访者供图
小伟是在 2014 年前往一家中医精神医院希望改变性取向的。医生给了他做了诊断,“这个病叫‘性取向障碍’”,病因是“经脉不通”。
随后三天里,医生给他的身体多个穴位注射针剂,治疗费用总计一万多元,也没有任何效果。
经历胜诉之后,燕子与小伙伴一同发起了中国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意在帮助遭受到扭转治疗的个体。
“五年多来,我们记录下来的扭转治疗机构超过百家,并在不断增加当中,”燕子说,在接到的求助电话当中,求助者年龄大约在20到30岁之间,未成年人也普遍存在,他们多是被家人强迫或被欺骗而送去接受扭转治疗。
每次沟通后,他会记下求助者提供的信息,“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它的公益组织也会收到类似的求助。”
小朱的生理性别为男性,但从小开始,小朱就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一度以为自己是同性恋者,初二那年开始患上抑郁症,常流泪至深夜,纠结“假如我出生就是女孩子,那该有多好”。
直到她认识到自己跨性别的身份,并向周围人“出柜”后,她的生活似乎有了转机,但母亲却并不认可这一点。
2019 年,18 岁的小朱被母亲强行带到山东一家私立中医院接受扭转治疗。每日的“治疗”包括注射三瓶中药注射剂。后来又改成了“脑波治疗”,用一个具有轻微放电功能的头环在头部周围不断震动。

在石家庄长江心理精神医院接受脑部检测 图源:武老白
母亲甚至在医院旁边的宾馆开了一个套间,安排她和一个“壮汉”同住。小朱不得不在网络上发布求助信息,微博的转发数达到 4000 多次,警察和当地社工志愿者找上了门,这才终止了这场闹剧。
燕子称,时至今日,扭转治疗的形式仍旧多样,
被送到医院时,大部分人会被强制服用抗抑郁药物,少数人甚至被强迫吃壮阳药。一些机构甚至会将接受治疗者关在房间。
在私立诊所里,扭转治疗则包括催眠、弹橡皮筋、闻难闻的味道,甚至电击生殖器。
最为严重的则是戒网学校,除了失去自由,还会受到体罚、辱骂、殴打在内的精神和心理上的折磨。
“这些学校都不会说自己做的是扭转治疗,这给调查取证带来很多困难,”燕子说。
五
之所以这些扭转机构还存在,有人质疑,是因为《中国精神病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 – 3)一度留了一条尾巴。
2001 年同性恋去病化之后,相关文件遗留了一条,将“自我不和谐性同性恋”归于新设立的性心理障碍条目中的“性指向障碍”的次条目下。
时任 CCMD-3 工作组组长陈彦方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称,新标准考虑到一些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焦虑和苦恼,保留了“自我不和谐性同性恋”,从而和世界卫生组织第十版国际疾病分类( ICD-10 )保持一致。同时他称,“只有那些为自己的性倾向感到不安并要求改变的人才被列入诊断”。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Susan D. Cochran博士指出,“无论从临床、公共卫生还是研究角度,基于性取向而建立的诊断分类都是不合理的。”
Cochran 博士坚称,删除针对同性恋的诊断编码,意味着“同性恋者可以更自由地寻求医疗帮助,分享其关心的话题,不再担心自己仅仅是因为性向不典型而被精神障碍”,“这将意味着将性取向医学化的终结”。

医院走廊 图源:站酷海洛
2018 年 6月 18 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 ICD-11,和性取向相关的诊断编码都被删除。同年年末,国家卫健委发文要求,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 ICD-11 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
也就是在 2019 年,然然用自己打工赚来的钱支付了性别重置手术的费用,并于当年顺利更改了自己的身份证信息。
在尝试各种治疗后,然然的身心备受摧残,最终以自残的方式让家人相信,自己是无法被改变的。
目前,跨性别者要做性别重置手术仍然需要去医院精神科开具“易性症”证明,条件包括有父母的知情同意书、单位或社区出具的证明、派出所开具的无犯罪证明等,并需要年满 20 岁。
此后,然然在苏州成立了一个小组,用以帮助和她一样遭受过扭转治疗的性少数个体。
面对遭遇扭转治疗的个体,然然会联系志愿者第一时间组织营救。

挥舞的彩虹旗 图源:站酷海洛
如果是公立医院,他们会向卫生主管部门反映,援引最新修订的《精神卫生法》之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如果家属和医院没有证据表明当事人有伤害他人和自我伤害的行为,违反当事人意愿,强行送去治疗,那么强行收治的行为就违反了《精神卫生法》。
但对于被送到戒网学校的个体,开展救援的难度就很大。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明辉教授认为,国内缺乏法律禁止针对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扭转治疗行为。
她在《中国妇女报》发文称,“现实中存在的使用电击等扭转治疗手段伤害跨性别者身心的现象亟待消除。根据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希望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文,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开展扭转治疗,以保护性少数群体身心健康的人格尊严。
在可橙事件当中,然然多次找到派出所报案,但得到的回应大都是,“这是人家的家事啊”。
2020 年 12 月 4 日,然然发出了一条无力的微博,宣告救援失败:“非常抱歉地通知所有人。此案到头了……请不要再为我们喊加油。我.……认输了。我救不出可橙,对不起!”
9 天后 ,有人给然然发来一组图片,已经搬走的宏开培训原校区的地板上,留下了大量笔迹。“来到宏开 13 天了”“59 天”“66 天”“85 天”“来到宏开 133 天了”。
“受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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