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中俄最大核项目背后的美俄较量

5月19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见证下，中俄早已签约的田湾核电站7号机组及徐大堡核电站3号、4号机组同时开工。三台机组都选用了俄罗斯最新型的第三代反应堆，即VVER-1200型反应堆，即将在2022年3月开工的田湾8号机组也使用该型号设备。

当北京乐见其“最大核能源基地”的成长时，这两大项目背后也隐藏着美、俄两国在核能领域的争斗。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也因此向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打响了争夺市场的一枪。

中国的核电工业发展历程和该国研发高速铁道的进程相似，1991年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后，中国一方面加速自行研发新型核反应堆的速度，另一方面也从法国阿海珐、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俄罗斯国家原子能、美国西屋等巨头处购买技术。西屋公司最终在2006年赢得中国招标，其第三代反应堆，即AP1000反应堆也最早在中国三门核电站启用。

相对于法国阿海珐等对知识产权要求较为苛刻的企业，西屋公司与中国合作方以签约和共同研发等方式，让中国取得了功率大于135万千瓦的反应堆的知识产权。这一技术交流的成果就是2009年设计建造，2015年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并在2020年9月最终完成的CAP1400“国和一号”型反应堆。

中俄最大的核项目背后，是国际核工业十年来的萎靡：

5月19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开工仪式。（新华社）

对俄方来说，两处核电站的同时开工意味着俄罗斯核工业在中国市场打开了一条生路。（Reuters）

不过，西屋电气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已遭美国政策打击。2019年，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广核集团等4家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此举限制了中美企业的接触。也让此前选用AP1000型反应堆的中国核电站必须转向第三国购买备用组件。

图为捷克泰梅林核电站，该核电站使用俄罗斯VVER型压水高能反应堆，该项目原计划在2011年后展开3、4号机组建设招标，但捷克方面因为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的反核风潮，到2014年取消了计划，直到2020年末才恢复了招标方案。（Getty）

基于对能源安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中国一面维持和西屋的长期合作，一面也希望确保技术多元化，在前者不会主动退出市场之际，从1999年开始由俄方带入中国的VVER系列反应堆及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在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一条“鲶鱼”（指新介入而使得原有弱势竞争者改善的新竞争者，出自“鲶鱼效应”）。

俄方进入中国的时间相对较早，莫斯科在面对技术转让时，也长期保持着对北京的矜持。在法国、美国热衷于技术转让之际，俄罗斯很快在争夺中国市场的商战中败下阵来。俄罗斯《观点报》指出，俄方不愿转让与生产核反应堆和核电站服务系统相关的技术。

遗憾的是，当下的国际环境可能也容不得俄罗斯继续矜持下去了。此前，捷克已因军火库爆炸案风波，把俄方赶出了原由俄方建造的杜科瓦尼核电站新机组项目的招标名单；乌克兰也因为政治因素，拒用俄罗斯核燃料，改用西屋公司的燃料棒。

福岛核电站的影响不仅仅是核事故、核废水，它直接导致全球核工业遭遇质疑，西屋公司因此在2017年破产。（美联社）

考虑到俄罗斯与印度的“20座核电站”规划仅停留在纸面上，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核电项目规模也有限，很多莫斯科观察家已寄希望于“中国在未来10到15年间可能出现的核电站建设的热潮”。

事实上，莫斯科的核工业人士可能已经发现到了自己在中国扮演的“鲶鱼”角色，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消息人士也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了“停留在中国东北地区”、“在五六年里拿到一两个反应堆订单”的可能。但俄方从东北地区的徐大堡电站向江苏的田湾电站的跃进，已显出了他们进入中国内地，希望能在未来10年内，于中国接到至少10个反应堆的订单的意图。

不可否认，中国核工业当下的首要目标是全产业的自主知识产权，基于阿海珐第二代反应堆型和中国自研ACP1000型反应堆技术的第三代“华龙一号”型反应堆已投入使用。譬如在漳州核电站，“华龙一号”就全面替代了AP1000型，其机组的中国设备自产率达85%。

但无论如何，俄罗斯VVER1200型等系列反应堆的引入，在中国大多数核电站采用的都是西屋的AP1000型反应堆之际，仍有助于维持当下中国核技术和供应商的多元化。加之中俄又在2018年后于福建霞浦等地开始研究第四代反应堆，技术入股的俄方也在中国市场酝酿着一场鲶鱼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