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打击华人旅游团:以后公勺公筷必备

1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20年11月17日 13:29 来源:加拿大全攻略 作者:康健

导游手记之五八:公勺公筷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感染、死亡人数日见其多。达总紧跟形势,每天在导游微信群里更新多伦多市和安大略省的最新疫情,总结各国防疫措施都包括戴口罩,勤洗手,保持两米距离等几项,说这些方面华人比其他族裔做的好,疫情初期就开始自觉佩戴口罩,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因而华人确诊感染的比例相对比较低。达总讲话总会有个“但是”,但是华人有一短板:不太注意使用公勺公筷,大都是合餐会食。

图源:人民网

疫期饭店大都不允许堂食,大家聚餐频率大幅下降。你们各位少有像阿拉这样单人独居,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儿,即使和家人用餐最好也用公勺公筷。老唐心中暗忖,达总啥时真正地单人独居过?他时时处处都有红袖添香,美女相伴。

达总早有规定,带团接客时导游绝不允许和客人同桌进餐,更不能和客人饮酒,以免产生不必要的争议。曾有客人投诉,说导游、司机和客人同餐共饮,挤占了客人的餐饮费用,降低了客人餐标,等于客人花钱请导游司机吃饭。这种投诉挺无聊的,按照行规司机导游的餐饮费用肯定是包含在团费之中的,不可能指望达总这些旅行社老板自掏腰包,给司机导游买饭吃。

不与客人同桌用餐可以省去许些麻烦,反正肉烂在锅里,客人眼不见自然就心不烦了。就算老板允许,老唐也绝不愿和客人同桌吃饭,除非自助餐,原因其实不言而喻。这里无论中餐馆还是西餐馆大都会提供公勺公筷,然而许多客人并不愿意使用、也不习惯使用,常常都是直接拿自己的筷子在盘里夹菜,有的甚至还在菜盘里翻来翻去,和他们一起用餐老唐觉得非常不自在。

再说了,领导给夹菜吃不吃?吃吧,于心不忍,难以下咽;不吃吧,于礼不敬,驳领导面子;干脆彻底避开。况且老唐饭量格外大,多吃不礼貌,少吃吃不饱,最好找个阴暗的墙角,自己吃,爱咋吃就咋吃,无所顾忌,达总对老唐的贪婪吃相从来都是充满鄙夷的。

给客人讲解加拿大的风土人情时,老唐经常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提到分餐制、公勺公筷的话题,建议大家入乡随俗,开门问禁,如果有加拿大当地朋友请客吃饭,特别有西裔友人在场时要格外注意,毕竟内外有别。有些客人以为分餐乃是西餐习惯,合餐方为中餐传统。

其实远非如此,分餐制在华夏大地古已有之。《周礼》《礼记》等对此早有记载,周朝时就是分餐制。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分餐时使用的餐盘“案”,我们平常用的成语“举案齐眉”中的“案”指的就是这个餐盘。在影视作品中我们还能看到这些场景,主人宾客按长幼尊卑依次席地而坐,每人面前摆张桌子,上置一案和一套餐具,每人一份,并不混餐合餐。

中国古代的分餐制主要是为了体现礼仪、彰显尊卑等级等,先秦时期,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吃饭所用餐具、所吃食品都分三六九等。传统的列鼎制度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等。而现代人主张的分餐制则主要是从健康、卫生角度来考虑。古人的分餐制也不尽相同,有时社会地位决定所吃的食物的种类、数量和等级,特别是在先秦时期;当然很多场合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情况越往后越普遍。

《史记·孟尝君列传》里记载说,有次孟尝君与门客们一起吃饭,有位门客因为天色已晚,看不清楚,以为他吃的菜肴比孟尝君差,十分不悦;孟尝君马上把自己的食案给门客看,说大家吃的完全一样,这个门客倍感羞愧,自刎谢罪。

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分餐的另一层含义。人类早期社会物资匮乏,贵族借分餐彰显等级地位,寻常百姓家借此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让大家都有饭吃,不至饿死。唐妈健在时,一家老老少少十几口子经常聚餐,都是分餐。有次老唐猛然想起自己年幼时家里就分餐,不禁发问,咱家挺时髦够超前,吃饭都是分餐,很讲究卫生呀?没等唐妈开口,老唐的妹纸脱口而出“小哥嫩(你)太能吃了,狼吞虎咽地吃滴飞快,不分着吃,饭早被嫩抢完了,俺就幄(饿)死了”。那时粮食都是凭票供应,老唐时刻都有饥饿感,总是处于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直到上大学了还是那样。

有次帮老师搬家,老师要给工钱,老唐坚辞,说老师您要是真想意思意思,就请俺吃顿饱饭吧。老师闻后大悦,说这个容易,今儿我省钱了。结果准备的大量饭菜并不够吃,老师说他再去楼下教工食堂买点,离开前指着墙角一箱廿四瓶装的“燕京啤酒”说,别客气,随便喝。老师买了一大袋子油饼、花卷回来,只这一会儿功夫啤酒只余空瓶了。老师大惊失色,“都,都,都喝了?”老唐答曰:喝了,还有木有了,俺还想喝。从此老师牢记着老唐的饭量,上次老师带队来加拿大考察,特意要求达总安排老唐导游,老师在车上大讲特讲老唐搬家吃饭之轶事,众人闻后捧腹大笑。

汉朝时,分餐依然占据主流。唐代时分餐已经向合餐会食过渡,初期大家虽然坐在一起吃饭,但餐食依然是每人一份,并不混同;观五代时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众人围坐一起边吃饭边欣赏乐曲歌舞,桌子上每人面前都摆放着一模一样的食物,说明那时上流社会依然是分餐制;丝绸之路贯穿东西,胡床、胡桌、胡椒、胡姬之类的都流入中原大地,胡人的用餐习惯也开始在华夏出现,合餐就是其一。

一大帮人围桌吃饭,勾肩搭背,吹牛聊天的挺自在。敦煌壁画中有幅宴饮图,但见一长方形餐桌上摆满美食佳肴,桌边围坐着九位男男女女,每人面前摆一套餐具,此壁画被认为是第一幅合餐图。直到南宋时期,合餐制才开始在权贵阶层和普通民众中流行开来,明清时代合餐制已经完全取代了分餐制,延续至今。

有人说西餐分餐彰显了文明,中餐会食展示了落后,这一观点十分片面,根本不了解西方历史。最初欧洲人是围坐着进食,直接用手抓食物,远没中华的伟大发明:筷子。文艺复兴之后,人们有了较强的卫生意识,上流社会率先开始新式餐饮规则,渐次发展到当今的分餐制。十三世纪以前,人们吃东西时还都是直接用手,那时中国已是元代,筷子已经普及超过千年。

虽用手抓食,居然还搞出一套规则,按使用指头的多寡来表明各自的身份。比如罗马平民是五指齐下,贵族只用三指,就是拇指食指和中指。这套规则甚至在十六世纪还存在。用叉进食最早出现于十一世纪的意大利,彼时叉子只有两个齿。教会认为食物乃上帝所赐,人们应该用手直接去拿,借助叉子属于亵渎神灵。直到十八世纪,法国贵族们独树一帜,热衷用四齿叉子进餐。叉子于是成为品味、档次的象征,逐步成为必备餐具,分餐制也随之成为习惯。

二〇〇三年的“非典”是推动和倡导分餐制的一大良机。但这一改革阻力很大,难以贯彻执行。老唐有位同学在国内是个相当规模的连锁餐馆的老总,他说分餐会增加很多成本,要有更多服务员,碗盘用量要翻几倍。把这些费用摊入餐费必然降低餐馆的竞争力,严重影响客流量,因此很快就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相对于分餐制,使用公勺公筷不失为一种成本低廉,简单易行,效果显著的选择。

大家依然共聚一堂一桌,谈笑风生,避免分餐带来的疏远感;餐馆只需多放些公勺公筷,增加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公勺公筷据说可以追溯到宋高宗赵构那里,就是那个连发十二道金牌,阻止岳飞直捣黄龙的那位。他的优点是比较节约,常把吃剩下的饭菜奖给周围人吃,难能可贵的是他体谅下人,不愿那些饭菜沾了自己口水再送人,于是发明了公筷。宋高宗和他爹宋徽宗类似,文治武功很一般,琴棋书画挺不错。这公筷算是他的一大功绩,不仅讲究卫生,也充分体现了勤俭节约。

达总在非典那阵子也曾大力提倡公勺公筷。听老导游说公司聚餐时,达总吩咐关系户餐馆在每人面前摆两副筷子,牙色塑料筷为公筷,原色竹筷为私筷,用公筷从大盘中夹菜,用私筷进食。老唐问为何搞这么复杂?每个餐盘里放一副公筷不就行了。老导说达总喜欢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又云这样大家可以同时夹菜,气氛更好。

事实证明此举纯属画蛇添足,好心办坏事,不一会儿大伙就搞混了自己面前的公筷私筷,再推杯换盏一番,菜盘里公筷私筷都有,乱成一片。达总面前最后居然有四双筷子。老唐听后心中窃喜,幸亏入行晚,不然那天肯定跟着吃达总口水。

推行公勺公筷也要循序渐进。老唐刚上大学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大力提倡西式分餐制,甚至提议放弃筷子,改用刀叉。用心不错,但是,达总的“但是”来了,此议严重脱离实际,曲高和寡,根本无人响应,最后不了了之。前阵子老唐听网上讲座,倡导公勺公筷,主持人说目前我国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超过一半,这与国人吃饭时不用公勺公筷有着极高的关联率。常言道“病从口入”,不光是螺旋杆菌,许多其他传染病都是在餐桌上吃出来的,如普遍实行公勺公筷,传染病的传播幅度就要轻很多。很多地方老人、家长给婴幼儿喂食,居然还是咀嚼之后给孩子吃,实在令人目不忍视。

老唐小时候和同学好不容易凑够几分钱买根冰棍,两人一人一口地分食,当时并没觉得咋样,冰棍依然香甜可口,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很内个。达总曾举例说明,男领导和女秘书共用一只保温杯显然两人关系不寻常,但酒桌上共用酒杯或许只是浓厚的朋友情同志谊;一夜情、找小姐可以做爱,但不见得接吻。达总的阅历和经验的确不一般。

此番新冠疫情是推广文明就餐的重要契机。一九一〇年,东北爆发大规模鼠疫,马来西亚华人医生伍连德博士就曾大力提倡使用公筷,避免进一步的传染,迅速控制疫情,挽救了无数生命。十几年前香港有几百人因非典病逝,香港各类食肆由此开始广泛使用公勺公筷,有的餐馆为鼓励大家,会给使用者一些折扣,取得了明显效果。

现时杭州有超过百家餐馆组成“公筷联盟”,矢志推广公勺公筷,改变国人不健康的餐饮方式,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公勺公筷能普及到九州大地。八十年代老唐熟悉的口号萦绕耳边: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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