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在双十节主张分裂中国无罪

2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12年5月19日 16:17 来源:开放杂志

九十年前的中华民国国庆,毛泽东在报上大发民族虚无主义的宏论,主张解散中国,各省自决自治,只要省庆不要国庆。而毛并未因此言罹祸。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好多人业己明白了。”  

这话放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实在要放点胆量才敢说。

然而九十年前,一九二零年十月,当中华民族普天同庆共和国国庆时,上海《时事新报》却发表了这篇题为《反对统一》的文章,此后不但报馆编辑饭碗无虞,作者毛泽东甚至直到今天还被人奉为“始终警惕地捍卫着中国的民族利益。”

毛说吃亏就在中国的统一

中国的事为什么不是统一能够办好的呢?毛泽东发了一通民族虚无主义的宏论,那些开口炎黄闭口华夏,动辄以五千年文明史自傲傲人的爱国者听了,怕要闭过气去。

毛说:“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 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因此我 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甚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中国人有甚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么大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 ”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 

毛不但根本否定了被某些爱国者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大一统,还进一步挖 到了这些爱国者的根子上:

“中国人没有科学脑筋,不知分析与概括的关系。 有小的细胞才有大的有机体,有分子的各个才有团体。中国人多有一种拿大帽子戴的虚荣心,遇事只张望着前头,望着笼统的地方。大帽子戴上头了,他的心便好过了。”

中国解散以后怎么办呢?毛的主张是“各省自决自治。”湖南和广东这样的省要干脆彻底自治,具有独立国家的性质。而湖北江苏这样的省可以实现半自治,虽然不十分痛快,“然为适应环境,采这种方法,也是好的 。”

毛还说,妨碍各省自治的并不是各省的督军,而是人们期望统一的心理。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叁天,毛泽东还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叁十万市民》的文章,大声疾呼“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 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叁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

他号召长沙市民仿效欧洲中世纪的自由都市,展开争取自由和自治的斗争,“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  

毛要省庆不要国庆  

美国十九世纪有一位总统门罗提出一个主张,叫做“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人对美洲事务的干预。这个门罗主义被毛泽东拿过来,变成湖南门罗主义和各省门罗主义。他说,“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 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办,中国恐怕不止被大卸七块,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了。连「中国」这个概念都没有了。  

或许有人会说:评价毛泽东这话要看当时的时代背景。那么当时的中国, 正是历史书上所谓“最危急的时候”,西方列强被描绘得个个像狼崽子似地望着中国垂涎欲滴,读书人都为“中国要亡了”而忧心如焚。在这么个时候反对统一,主张地方自治,根本否定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传统和对统一的渴望,不但挟洋人的门罗主义以自重,甚至宣言不讳要“解散中国”──用后来毛泽东灌输给中国人的逻辑来质问: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汉奸言论是什么?

今天动不动就听到有人指责别人要“分裂中国”。但今天的中国崛起了,有航母有核武器,而九十年前的中国是半殖民地,连重炮都没有几门,外国军队就驻扎在京畿,相比之下,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公开反对统一鼓吹分裂难道不是更具有现实的危险性吗?

很奇怪的是,毛泽东主张各省自治,难道他不知道这么办有利于列强瓜分中国吗?我想这个问题可以有这么几个答案,一是所谓“列强瓜分中国”是后来的历史教育构建出来的,毛当时(1920年)根本不感到有这个危险;二是毛明明知道有这个危险但还是主张自治。这两个答案都难以放入中国僵硬的意识形态框架。前者事关中国革命历史必然性的宏大叙述,后者则涉及毛当时究竟是不是一个爱国者这个问题。但最有可能的是,从毛这些言论来看,他是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统一也好分裂也罢,他都不在乎,如他所说“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甚么大不了的关系?”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说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却安然无恙。

这是因为,在毛泽东之前并没有人发明出那一套以言治罪的逻辑,也没有人觉得几家地方报纸上发表的铅字就能把民族给分裂掉。当时的中国如果有今日的毛派和崇拜毛的愤青,他们一定会把毛定为头号汉奸。

甚么是真的卖国,甚么不过是书生论政;不受任何监督的政治家背后和外国人做交易与公共媒体上的激进文字相比哪个对国家民族更危险──所有这些界限九十年前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反倒是九十年后竟混淆不清了。

(2001年4月,《开放》杂志,转贴时文字有所增删,原文“八十年”改为“九十年”。 毛泽东的有关文章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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