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秘书忆周永康往事 盘锦是仕途起点

0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14年7月29日 10:12 来源:搜狐

漫无边际、浓烈的红色中,井架与“磕头机”(压油机)林立,输油管道伸向远方。

每年国庆期间,大片碱蓬草成熟,辽宁省盘锦市西南部近20万公顷的滩涂会红得发紫,游人络绎不绝。若不是石油资源被发现,盘锦或许会成为旅游名城,城市的故事也将与周永康无关。

盘锦到北京,乘高铁如今只需3个半小时。而仕途上的周永康,用了18年。

46年前,这位年轻的石油地质队员来此创业,娶妻生子,一路升迁,并成为盘锦市首任市长。离开时,他已履新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实现政治生涯的起飞。

这里是他一路轨迹的原点。

因油而生

初来乍到的周永康,在童晓光的记忆里早已是个模糊的身影。

他还印象深刻的是,开春时候两人“宿舍”的毛地毯,钻出了密麻麻的韭菜。因为人烟罕至,负责安置这批石油地质队员的盘锦垦区某大队,只得在一片菜地上搭建起简易窝棚。

解放初,进行农垦建设的复原官兵和陆续招入的“支边户”,构成了这片“南大荒”的主要人口。直到1966年盘山县和盘锦农垦局合并,才发展为市地级行政单位“盘锦垦区”。

同一时间,这里的前期探井发现了工业油气流。为满足鞍钢炼钢所需的天然气,自1965年石油工业部便派遣大庆油田前往调查,童晓光曾几次担任前期专家小组组长。

随着勘探工作的进展,1967年3月,石油工业部从大庆抽调3个钻井队,2个试油队,1个安装队,一个特车队和部分地质、物资供应人员,奔赴下辽河地区,陆续构成了近千人的队伍,在盘山县沙岭公社成立大庆673厂。意图在于找到更大规模的油田。

1968年1月,包括周在内共有4名673厂的年轻人,来到这片荒原,参与前期勘探。童晓光时任地质队综合组组长,而周在构造组当技术员,两人算是上下级关系。

尽管住在一起,这位“工作很努力”的宿友,从没说过自己老家的事儿,对自己此前的经历也仅是寥寥数语。童晓光能够确定的是,本科专业为地球物理勘探的周永康,大学生活过得并不平静。

其就读的北京石油学院(现为中国石油大学)是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建国后成立的第一所石油高等院校。据校史记载,他入学的1961年,校内师生正遭受浮肿等疾病的困扰。接下来,“四清”、“五反”影响着教学,师生间多次发起“思想清理”运动。1965年,为响应中央“办成抗大式学校”的备战号召,校方开始筹备迁校至油田一线。1966年初,他大学最后一学期,全院的中心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自觉革命”。4月份,大部分师生分赴大庆、胜利油田参加建校劳动。6月,一切因文革戛然而止。正值毕业的周永康,留校1年才得以分配到大庆油田。

据媒体报道可知,周永康正是在大学期间曾更换了周元根的本名。

周曾在辽河油田40周年的一封贺电中回忆:“1968年初,我怀着为石油事业奉献青春的理想,主动请缨从大庆来到辽河,参加了下辽河盆地前期石油地质勘探工作。”此后,他开始了风餐露宿、居无定所的野外考察生活。

“67年底,大庆油田机关也在不断的武斗,没什么意思。辽河的作业毕竟还是正常的,他应该是想来干点事儿的。”童晓光推测。

对于那年代年轻石油人来说,这里至少意味着可能的、实现个人理想的机遇。

“那一批人里,无论是专业业务还是政治素质,他(周永康)都是最突出的。”童晓光说。不过他很快发现,周永康的志向并不在于业务。

68年年底,地质队开始进行整党运动。刚来不到一年的周永康,升任为整个地质队的整党小组副组长。一到整党会议的时候,无论他级别高的连队领导还是年长不少的老专家,都要听他讲话,并进行思想汇报。

这样的晋升速度显然“太快了”。彼时,地质队里人心惶惶,稍有不慎,就会被按上某个帽子。童晓光颇有感触,队里最早的100多人里,陆续有18个人因接连不断的运动给“搞了下去”。67年的某段时间,上面的所有领导都进了牛棚,一度只得由他做代理负责人返回大庆做勘探汇报。童晓光推测,是靠自己档案里早年的从军经历,才获得了当时“工宣队”的信任。

尽管负责“管人”的权力机构不断更换,资历尚欠的周永康却稳稳站住了脚跟,颇受赏识。

“可见,他的活动能力很强。”童笑道。

“政治尤其突出”

1969年春,在童晓光的主持下,地震队确定出西部凹陷油气最为富集,并发现了兴隆台油田。由此,开始了1970年大规模勘探的“辽河石油会战”。经国务院批准,大庆673厂从处级单位提高到局级单位,成立了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

人们的记忆,被各地一次次油井井喷、国家领导人对于油田喜报的批示和不断的现场慰问所占据。

几位曾参与会战的老石油工人,谈起当年的场景,眼神里依然流露出单纯而热切的光亮。

如同一项神圣的仪式,钻井队、采油队和运输队的年轻人们,动辄几千人在会战誓师大会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曲,高喊“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找到大油田”、“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等口号。后来,晚一些到来的人,进入驻地前还多了道程序:集体观看以大庆会战为蓝本的电影《创业》。几年间,这片黑土地上汇集了上万石油人。

那个时候的夜晚,从驻地俯视不远处的油田,颇具浪漫色彩:从地下油层引出的天然气无法加以利用,只得在油井井口燃烧,形成一大片密麻麻的“火把”。一位石油工人评价道:“用现在的说话,这叫做野蛮开采。”

最早的一批人里,有位来自大港油田,名叫王淑华的石油女工人,后来成为了周永康的妻子。

此前,童晓光听闻周在大学期间曾谈过一个女朋友,后来因对方成分不是很好,工作没多久,两人就分手了。会战开始没几个月,周永康便和王淑华确立了恋爱关系。

王当时是采油厂某支部的干事,唐山人,工人家庭出身,高中学历,没读大学便参加了工作。以当时不少同事的眼光来看,周永康与她的结合“比较亏”:除了学历上的差距,王淑华面向很显老,看着比周要大好几岁。还有人因此暗地里劝过周永康,“不要跟王淑华”。

不过,一年之后两人就结婚了。1972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周滨在油田当地的医院出生。当时有种说法,认为周的这次婚姻,也有“从政治出发”的考虑。

近三年时间里,周永康很快从普通的技术员,升任为地质团区域室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便已经很少像童晓光那般,继续下野外进行地震勘探了。

当时指挥部参照军队级别进行编制,童晓光的级别是排长,而指导员是连级干部。两人的关系彻底调了个,“我还是干活儿的,而他相当于管事儿的了”。

生活条件随着油田的扩大,也得到了改善。周永康一家已住进了位于兴隆台地区油田家属区,一个二十平米左右、带个小院子的砖房。童晓光和他们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他印象里周永康夫妻俩工作忙碌,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后来周把母亲从江苏老家拉过来,照看孩子。不过,婆媳关系似乎相处的不太融洽,时常会听到隔壁传来争吵声。

1973年作战指挥部变更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周永康很快调到地球物理勘探处担任处长,成为了一名处级领导干部,此时据其来到辽河不过五年多时间。不久童晓光也调到了局机关任职,工作重心依然放在技术上。因工作地点疏远,与周已经少有接触了。后来,他得知周永康继续升迁,做到局政治部副主任,主抓行政和宣传,而夫妻俩又有了一个儿子。

“他工作能力确实很强,政治方面尤其突出。”童晓光回忆,“而他升的速度也的确太快了。”他至今依然认为,一个石油勘探工作者最应努力的方向,是成为精于业务和学术的研究型专家。

但身边包括周永康在内的诸多例子,无疑都朝着与他观点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多吃了,人家不就少吃了么?”

“那时候,他应该算是个相当不错的官员。”受访者杨广吉说。

老家辽宁海城的杨广吉知青出身,辽河石油会战之初前往油田钻井基层工作,1976年调入辽河石油勘探局钻井政治处做秘书。1978年,他开始跟随刚刚升任钻井处代理党委书记的周永康,四处跑基层,并为其撰写讲话材料。尽管已近20年没再见面,但他对老领导当年的工作状态印象颇深。

早在此前一年两人便已相识。

1977年盛夏的某天,杨广吉被派遣前往高升石油会战前线(辽河会战中的一块油田)采访。刚驶出盘山县城,搭乘的运输卡车发动机出了故障,他只得站路边拦顺风车。

中午时候,一辆“212型”吉普车,带起一路黄土疾驰而来,在他面前一脚急刹车停下。当时能坐这款车型的,都得是处级以上领导。

“上哪去?”一位目光炯炯的中年人摇下车窗,上下打量一番,操着南方口音问。听罢去处,他冲车内歪歪头,示意上车。此人是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永康,也要去高升前线。

听闻杨广吉要去采访标兵连队85队,坐在副驾驶的周特地转过身嘱咐,该队精神内涵很丰富,一定要详细了解,挖出深层次的东西,“少写些大话、套话”。

采访完毕,周又把他送回了驻地。那次偶遇使杨广吉感觉,除口音之外,身材魁梧、大嗓门的周丝毫不像南方人,说话做事儿果断、“少有斯文”,脾气颇具北方人的豪爽。

之后在钻井处再次见面,周还打趣说:“小杨,咱是老熟人了,以后上哪去就跟我走,保你不用到处截车。”

此后,杨成为周的专职秘书。

在他的记忆里,周的生活作风极为简朴。每次去各个基层连队做调研时,周都只背一个黄色小挎包,有时候是杨广吉帮忙提着。里面只放三样东西:一个牛皮笔记本,一个搪瓷饭盒以及不锈钢勺子。周曾说,后两样吃饭的家伙,自其大学时期就没更换过新的,已用了十多年。

他不允许搞特殊化待遇,这一点杨言语间很是认同。周作为一把手的钻井处,实施半军事化管理,共有职工近万人,盘锦各个地区分散驻扎200多个基层连队。每次出差,饭点到了,去食堂打饭,当地的连队领导都不愿收两人的饭票。“你当大领导的大老远来我们这儿,吃顿饭还收你什么钱?”杨广吉描述当时的一种普遍心态。

杨广吉在井队呆过,了解伙食的价格,遇到这情况便会把饭票一扔,转身就走。他负责给周打饭,都是按照普通的一菜一饭标准——手拿两人的饭盆,四两米饭上各自帽(浇)上一勺菜。“也没什么好菜,都是炖白菜、萝卜条子之类的,没肉的8分,有肉的1毛5,一顿饭也就两三毛钱。”他说。和普通职工伙食标准一样,赶上没菜了就吃咸菜,从来不让食堂额外炒。

某次,一个小领导执意不让交饭钱,周永康发了很大的火,狠狠将其骂了一顿。杨广吉还能回忆起大致的内容:“他说,食堂是大伙儿的食堂,你拿了职工的让我多吃了、讨好我,人家不就少吃了么!”

此外,几乎从没见周永康喝过酒。唯一的例外,是某次为钻井队庆功的宴会上,周以水代酒和“女子钻井队”班子集体碰杯,被女队员们强行换上了酒,周推辞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喝了下去”。

实际上,女性并不适宜从事与石油相关的重度劳动性工作。70年代初,随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辽河石油勘探局相继成立了女子钻井队、采油队。当时,周永康很重视女子钻井队的建设。这批“铁姑娘”也成为油田里“女性能顶半边天”的旗帜,多次受到表彰。

几位女工人回忆称,因为体力消耗大,不少姑娘“一顿能吃5个馒头,再加2两苞米饭”。时常有拉着一整车厢卫生纸的卡车,开进女子队伍驻扎的基层。不少人落下了颈椎病、关节炎等劳损性疾病的病根。

据一位当年女子钻井队的老队员回忆,1979年她因身体无法再负担重体力劳作,调走前曾去周永康家拜访告辞。周很温情地邀请她:“你这一去,可能一辈子就见不着面了,吃顿家常便饭再走吧。”

此时周的居住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善,依然是个小平房。该女队员称,70年代末的大部分处级领导干部,都已开始置办新式家具,但周屋子里的柜子、桌子等大件,都还模样简陋老旧。王淑华有些不好意思地想她解释,这都是从周让亲戚从老家寄过来的旧家具。

三人围在一个小桌子前,共有四个菜。“很素净,我只记得有一盘炒鸡蛋。”她说。

领导与秘书

声调抑扬顿挫,带有浓重的齉鼻儿音,讲话很有水平——这可能是大多数参加过钻井处

集体大会的油田职工,对周永康的印象。

不过这位领导的名字,更多时候频繁出现连队大喇叭的广播中、油田简报的通讯稿里以及传达各项运动精神的文件落款处。

钻井被称作油田的龙头。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辽河油田进入快速发展期,每年都要交付一大批新井以扩大产量。据杨广吉描述,从上到下,人人都想“大块干上”,会战接连不断。那段时间,周显示出格外旺盛的精力。

尽管单位离家只有两公里距离,他却很少回去,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办公室里。白天外出下基层、跑钻井现场,晚上经常主持领导班子开各类会议,一开就到半夜甚至天亮。因此,负责做会议记录的杨广吉也养成了熬夜的习惯,“晚12点前一般不敢睡觉”。

周的工作热情不仅体现在抓钻井生产方面。

1979年2月16日晚,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的前一天晚上,钻井处负责传达中央的作战通知,忙碌到深夜。半夜正准备睡觉的杨广吉接到周永康的电话。其声音急切,要求通知办公室机关人员连夜讨论并收集情况,早7点必须拿出综合材料。前半夜为“深入传达中央精神”,周已跑遍油田各个会战现场。

因为家里没电话,无法通知其他同事,杨广吉只得回办公室自己写。凌晨1点多,从前线赶回来的周永康推门而入,颇为亢奋地告知:“现在下边士气很高,我们要以爱国主义精神,促进钻井生产,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搞好教育发动。”杨广吉连夜写出一篇《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加快钻井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自卫反击战斗》的简报,并于17日上午以最快速度发送到了各基层单位。

不久,钻井处一批运输大队解放卡车的蓝色车皮,涂上部队的迷彩漆,并集中了很多司机作为军车驾驶员,准备支援前线了。

每次周永康看自己写的材料,杨广吉都颇为忐忑。同年年底年终总结时,周永康得至某井队一名车工,在患有“左中心型”肺癌后仍坚持上班。他非常重视这个典型,要求杨广吉进一步汇报,结果认为情况不够详细,大发雷霆。他责令杨广吉先后三次去井队了解情况,写了一篇汇报材料,该工人当年迅速被勘探局树立为劳动模范。

第二年,钻井处因工作突出,被辽宁身授予“大庆式企业”称号。局里临时通知周永康,要求其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做汇报。杨广吉因此熬了一夜,赶出一份发言稿。早上周没审阅便赶往会场,也许是不够满意,最终没用稿子,而是脱稿即席发言,结果颇受好评。局领导决定把讲话内容以书面形式通报各机关。周回来后,要求杨广吉将其发言录音整理成材料。

尽管瞌睡练练,杨广吉不敢懈怠,又忙了大半夜,“连标点符号都进行了反复推敲”。

这次教训,令杨广吉终身难忘。

工作之外,周永康对他颇为照顾。得知杨有胃病,还特地向机关食堂做了交代,不时给他带些养胃的食品。两人时常在单位宿舍聊到深夜。当时盘锦地区还是一片荒郊野岭,物质条件很是恶劣,杨广吉一度想调回辽宁海城的老家工作。

对此,周永康还曾鼓励他:“理想和追求不应该离开国家的总体利益。盘锦地上芦苇,地下原油都是国家最需要的财富。辽河油田的前景更是十分广阔,是每个有志青年的用武之地,你有了这段经历,你的人生也才会更有意义。”80年代初,住房条件紧张困难,周永康亲自为杨广吉在盘锦安排了住房,并配上了家具。

1982年,周永康升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副局长,两人就此分开,此后再无任何工作上的交集。据杨广吉解释:“我没找过他(谈工作升迁的事儿),他也没张罗过让我跟着他。”

局长兼市长

随着油田的不断扩张,周永康和他脚下这片土地的命运,都实现了质的飞越。

周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多年会战的成果:“我们先后转战黄、于、热,挥师兴隆台,会战西斜坡,三上大民屯,进军浅海滩,拓展外围盆地,一步一步艰难跋涉,开创了辽河油田开发建设的一个又一个新局面。”

1983年9月,辽河油田原油日产量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1.8万吨,成为全国第四大油田。

同年年底又拿下了9块有利区块,新增地质储量近2000万吨。1984年5月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时任中央军委书记杨尚昆前往朝鲜途中,在盘锦火车站专列听取了辽河石油勘探局领导的工作汇报,胡耀邦提出,希望辽河油田“争取当个油老三”。

一个月后,国务院批准撤销盘山县,设立盘锦市,行政区域以原盘山县行政区划为基础。同一天,经中组部批准,周永康升任为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

1984年建市筹备阶段,中层干部最为缺乏,便从营口市抽掉了300多人,又从辽河油田、盘山县和大洼县提拔了一批。据筹备小组组长白立忱回忆,当时没钱、没车、没人,没办公地点,出行工具是借来的三台旧车。

据盘锦市市志记载,1984年12月,时任国务委员的康世恩听取周永康汇报考察尼日利亚石油情况时,同时对盘锦市提出指导意见——盘锦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油田发展,“体制上,油田要掏钱建设,将来成立的兴隆台区油地双重领导;市政府设立在辽河油田总部驻地。”那个阶段,勘探局为建市提供了2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

直至今日,几个较大的辽河油田职工网络论坛上,还不时传来这样的观点:建市之初,市中心原本定在原有行政单位盘山县,是周永康的极力争取,才逐步改为油田总部驻扎的兴隆台地区。不过这些细节,现有的资料已无法考证。

1984年年底,身兼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的周永康,被任命为盘锦市市长,党委副书记。

1985年3月20日,周以首任市长身份发表了《同心同德,开拓前进,为建设新型石油化工城市而奋斗》的就职演说。

据《盘锦日报》前身《盘锦市报》的采访文章,周永康还颇具幽默感地调侃:“你们记者追得挺紧啊,我可是说不出什么来,多做少说嘛。”

当时记者还问及了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市直机关的位置为何设在兴隆台?新市长解释,这样做好处很多,能用较少的投资办较多的事情,“比如油田文化宫、正兴建的油田宾馆,将来地方、油田都可用”。

类似的话,他在2003年以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考察辽河油田时,重提过一遍。

“建市之初,让油田的书记当市委书记,让油田局长当市长,其目的就是油地要融合在一起来思考问题。”此外,他还建议油田系统和市政府之间,“思想、界限不要分的那么清楚”,“油田的宾馆可以作为大家的一起用,市里也就不需在花这个钱了”。

他当时认为,18年前的设想,现在看来“进展不大”。

如今的兴隆台地区有两套主要的行政系统:油田系统和市政府系统。辽河油田综合办公楼,外形好似插着两支羽翎的状元帽上,多年间一度是盘锦市最高最大的建筑物。其所在的石油大街林立着油田各下属单位,繁华程度和规模远高于市政府个机关所在的市府大街。

油田仿佛拥有独立于盘锦市的特权。它有自己的机关子弟学校、医院以及公检法机构。

“后者意味着,如果辽河油田的人在外面打了人,被市公安抓住,辽河油田一个电话,人就送到油田公安局机关,内部处理了。”一位长期为辽河油田提供采油设备的民营企业主说道。

哪怕想在河油田家属区上网,也必须选择指定的油田互联网供应商。其网速之慢广遭诟病。该企业主将原因归归结为“缺乏竞争导致的长期垄断”。

最近,辽河油田党委书记周灏的名字一度与周永康联系颇为紧密。据多人(童晓光等)向记者透露,其为周永康的远方侄子。据简历介绍,早年在北京医院工作的周灏90年代调入中石油系统,历任机关团干部、胜利油田采油厂领导、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党委书记,2010年调入辽河油田任党委书记。经检索可知,其曾任职的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领导中,介绍周灏为江苏无锡人。

但其调入辽河后,简历中这句话被删掉了

起飞之后

1985年年底,周永康告别了自己深耕18年的盘锦。

在其市长生涯的最后几个月,盘锦地区发生了多年不遇的大水灾。时任总理赵紫阳曾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要保卫辽河大堤,保卫辽河油田,保卫盘锦市。”刚刚处理完灾情没多少时日,周永康任职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调令就来了。

已于5年前调回北京的童晓光,还曾去周北京的新家拜访过。童记得,当时周氏夫妻两人感情还很和睦,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当时周永康还提出,帮童晓光在盘锦某学校当初中教师的儿子调到北京工作,但“一向不愿意求人”的童婉拒了。儿子对此颇有怨气,一家人只有春节期间才能团聚。

之后的周永康没能保持快速升迁的速度——“他在副部长的岗位上一呆就是10年”。

1988年石油工业部转制拆分为中石油和中石化,周继续在中石油当副总经理,童晓光习惯称那个阶段级别不变的中石油为“石油部”。

“那个时候已经能看出来,他已经有些骄傲不满了。”童晓光说。

这种主要体现在周对中石油总经理王涛的态度上。王从石油工业部部长到中石油总经理稳稳干了10年,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做副职的周永康无法“继续往上走”。

1988年童晓光以总地质勘探师的身份参与塔里木油田开发,与兼任油田总经理的周永康再次共事。他说,周当时对王涛的情绪,“周围的人都已经能看出来了”。

“王涛是个很善良的人,实际上是搞业务的,后来已经把权都放给周永康了。而周,其实还是搞政治的。”童评价。

那时候,一帮老石油人每年都要聚聚,周永康常向其他人介绍童,称其为“自己的老师”。后来沈阳军区的某政委宴请周永康,童作为随行人员坐在宾客席上。同桌的一位军区领导告诉他,周永康真不应该到石油部去,在辽宁省多好。当时已经有声音,周永康可能会调到辽宁省做主要领导。“可能(到辽宁省)升得更快?”他推测。

童晓光曾在塔里木油田开发期间,公开反对一些不计成本的开采行为。他后来承认,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种唱反调的言论是很有风险的。不过投入大量人力资金的“塔里木石油会战”还是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过去我们把石油看到太深了,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从传统意义来说,获取石油的途径已经不是那么难了。”童晓光说,“不过,石油在中国政治体系里石油的话语权很大。”

90年代中后期,杨广吉与周永康见了最后一面。

那时候,他进京去中石油总公司报送一批材料,忙完正事儿想去看望一下老领导。到了周永康的办公室,秘书却把他拦在了门口,不让他进去。

杨广吉的倔脾气上来了,跟对方争辩:“我看看就走,怕什么玩意儿!”就要硬闯。动静不小,周永康闻声而出,两人站在门口一阵寒暄。

周向他解释:“你看,正好中组部的人找我谈话呢。我现在正忙,没时间接待你。”杨看见屋子里的确有两个穿着蓝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周继续问,你在北京呆几天,有什么事儿等我忙完了咱们好聊。当时周永康还兼任着胜利油田的党委书记,杨广吉已经想到,可能是在谈提拔的事儿。

“没啥事儿,就是看看您。”杨解释。没两句,他告辞了。因为妻子急着回家照看孩子,杨第二天就回了盘锦,之后再没联系过周,电话都没再打过。

之后,周曾以政治局委员、常委的身份回盘锦两次。当年钻井处一帮老秘书曾叫他一块去看看老领导,杨广吉也都谢绝了。

“我不想联系了。”杨说,“领导在的时候咱们好好干,做好服务,也都是为了工作。”他认为,工作之外,与领导还是保持一定距离。退休之前,杨一共做过五个领导的秘书,除周之外不乏有升到局级、部级领导的,但都没有走得太近。

一位已经退休的辽河油田中层干部,对周永康离开盘锦后提拔下属的行为有所耳闻,“连洗脚丫鬟(指为其做过各种琐碎小事儿的下属)都照顾到了”。

“东北人交朋友,就喜欢交周永康这样的。”他说,“他很讲江湖义气,你对我做过事儿,我一定会回报你。不然,在官场人家凭什么为你卖命做事儿,你又怎么继续往上走呢?”

不过用周永康自己的话评价盘锦的岁月,是单纯而充满激情的。

“在辽河的18个春秋,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是我锻炼成长最重要的阶段。会战的实践,使我锤炼了品质,丰富了知识,加深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坚定了为石油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辽河人的博大胸怀、英雄气概和求实作风,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一脉相承,始终激励着我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懈奋斗。”

然而,他最终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在离开盘锦29年后,2014年7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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