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书阎长贵访谈录:你所不知道的江青

0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16年9月12日 10:00 来源:同舟共进

“当时江青在我脑海里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她比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叶群工于心计,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但我当时对此一点也不知道。”秘书阎长贵如是说。本文摘自2009年第7期《同舟共进》,阎长贵口述、向继东撰文,原题为《在钓鱼台的日子返回》。

文革期间的江青(图源:Getty/VCG)

阎长贵,山东聊城人,生于1937年2月。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至红旗杂志社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后被投入秦城监狱近8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调回红旗杂志社。

向继东,文史学者。

向:江青不喜欢常住北京,喜欢到处走一走。

阎:是的,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个 月。一般是每年国庆节后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反正,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但唯独1967 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没去,住处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向:这是为什么?

阎:当然是忙嘛。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 日,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江青都参加了。12月份,江青不是接见这个造反派,就是接见那个造反派。1967年正是“文革”关键阶段,她又是中央文革小组 第一副组长,开会、接见、看文件,时间都扣得紧紧的。大概是1967年6月,江青身体不大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劝她注意休息。她跟我说:“主席也叫我到外地 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我说:“事情多,但身体也要紧啊!”说实在话,当时我真希望她到外地 去,我也好借光乘乘飞机、坐坐专列到外地去看看。

向:江青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阎:听说过去江青喜欢叫工作人员陪她打扑克。可她玩起 来,只能赢,不能输。如果遇到强手,不让她一点,她就可能输;但让着她又不能露出破绽,否则她就会发脾气。由汪东兴、张玉凤等任顾问的一本书中说:“江青 打扑克的兴趣甚浓,但缺乏应有的牌场风度,动不动就摔扑克,发脾气,弄得与她打牌的人很不愉快。毛泽东就此规劝过江青,无奈收效不大。”这应该是事实。

向:你陪她打过扑克吗?

阎:没有。她1967年整整一年都没打过扑克。

向:她还有别的兴趣吗?

阎:听说江青爱养猴子、养狗。她说猴子“最富有人情 味”,狗“很忠实于主人”。她往往在广东买来,带到北京玩,玩腻了就送给动物园。但这些事我没见过。在1967年,江青除工作和开会外,就喜欢看戏、看电 影。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有时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不断地演出“样板戏”,江青经常去看,也可能是她叫演的,或为她演的。不论在钓鱼台住,还是在中 南海丰泽园住,晚上只要不开会,她都要看电影,据说这是她的“工作需要”。所以,警卫员和护士有个任务,就是挑电影。每天午饭时,要写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 青,由她选定一部,再告诉有关部门调片子和放映。在钓鱼台是在十七楼放映厅看,在中南海是在春藕斋看。

向:她是否要人陪看?

阎:要。有时请陈伯达来,有时请康生来,有时请戚本禹来,有时把他们或更多的人一起请来。如果这些人都没来,就要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她看。

林青山在《江青沉浮录》书中说我(书中称“小阎”)初看黄色电影时,“脸红心跳”,后来变成“黄色电影迷”,这纯属造谣污蔑。江青1967年看的片子主要是国产片,其次是香港片子,看外国片子倒不是很多。

向:江青和毛泽东一起活动多不多?

阎:很少。“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 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这里的舞会,有时还是化装舞会(化装者多为军队文工团的女青年),还有著名 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

向:说江青是“旗手”,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你能谈谈江青“旗手”称号的由来吗?

阎:江青搞了八个“样板戏”,于是有人称她是“无产阶 级文艺革命的旗手”。这称号当时主要出现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小报上,在中央党刊和《人民日报》上,我没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上的人说过这样的话。穆欣 说,陈伯达、戚本禹把江青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但他并没举出依据来。我认真反复地翻检《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想查一查到底是谁最早把“旗手”的 桂冠戴到江青头上,可一直没有结果。到现在,这件事究竟谁是始作俑者,还是一个谜。

大概是1967年4月,江青交给我一篇文章,作者是当 时就可称为京剧表演艺术家的杜近芳。她在约6000字的文章中,热情赞扬江青,一共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即凡出现江青名字时,都在前面加上 “敬爱的”,并称江青是“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

向:你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吗?

阎:就我当时的认识,我是完全赞成的,只是觉得有的地 方应当稍作修改。于是我向江青提了两点建议:第一,是不是不称你为“旗手”好些?“旗手”应该说是毛主席。江青说:“对!对!”接着吩咐我:“你去告诉关 锋同志,叫他给我把这个关。”第二,这篇文章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敬爱的”是不是太多了?在关键地方用一两次就可以了,这样文章还朴实些。 江青说:“这个意见也好,你一并告诉关锋同志。”当时我还为江青接受了我的建议而高兴。我这样做完全是从维护江青出发的,觉得这样对她有好处。

向:关锋当时还兼《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吗?

阎:是常务副总编辑,且分管中央宣传工作。我离开江青 那里,立刻到钓鱼台十五楼关锋处,转达江青的意见,文章也交给了他。关锋说:“你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我给她把关,请她放心好了。”后来文章在1967年第 9期《红旗》杂志发表时,把“敬爱的”三字只保留了两处,同时把“……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改成了“……最坚强、最英勇的战士”。

向:文章这样一改,就低调些了。

阎:可文章发表后,杜近芳看到“旗手”改成“战士” 了,很不满意,怒气冲冲地拿着《红旗》,找到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作家金敬迈、李英儒(当时该文艺组办公室和《红旗》杂志在一栋办公楼内)等询问:“《红 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了?”文艺组接待她的人说,这事与他们没关系,告诉她可以直接到《红旗》杂志去问。接 着,杜近芳到红旗杂志社责问。有关人员心平气和地给她做了解释,她还是不满意。据说,这件事还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说:“为什么不能称旗手?”,戚本禹不 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戚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问江青同志吧!”

这场风波,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关锋、戚本禹也没有跟我说过,直到1990年代才听关锋说起这件事。你整理这篇稿子时,最好不要点出杜近芳的名字。

向:其实,这里说出杜近芳的名字并不是对她的伤害,而是对历史的尊重。

阎:那需要说明一句:决不是杜近芳第一个称江青为“旗手”,她不过袭用了当时流行的话语而已。

向:“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有过这句话吗?

阎:这话我是听毛的服务员赵鸿安说的。他是管理毛泽东 衣物的,也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年龄也差不多。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毛泽东曾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我 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几亿人中,能有几人直接为毛服务?而自己就是一个,很自豪的。

向:这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说的?

阎:当时赵鸿安没说,我也没问。后来经过询问,是毛在 1960年代向江青的服务员张素兰致歉时说的。有一次江青去杭州,毛也在那里。江青为一件小事严厉责骂服务员张素兰:“组织派你来给我服务,你惹我生气, 你给我滚!”张素兰很委屈,气得跑到西湖边哭。大家怕她有个三长两短,便把她找回来,劝她、安慰她。李敏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这事报告了毛。毛知道后,带 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 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

向:你对江青总体印象怎样?

阎:大家说江青难侍候,态度喜怒无常,对工作人员严 厉,但她并不是整天板着面孔。她很注意礼貌,逢年过节,见了你总要问好,当然你也要注意问她好。她有时也跟工作人员聊聊天,谈谈家常,开开玩笑。她跟我不 只一次谈过她在19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还谈过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时,指挥战争多么“神”:不仅指挥自己的军队,还能指挥敌人的军队,等等。陪她看电 影时,她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老工人的儿子王成牺牲了,志愿军某师长的女儿也叫老工人养大了。江青说,“师长到这时候,就不 一定要再认女儿了”。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业内人士不爱看,业外人士看不懂。

向:对于电影,江青是内行。

阎:江青有一次跟我开玩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那天, 我们和她一起乘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她的护士和服务员是两个没结婚的女孩子),她一点也不避讳地对我说:“长贵同志,听说你都有两个孩子啦,生这么多干什 么?尝尝那个滋味就行呗!我这辈子就只生一个。”我本来比较腼腆,被她这一说,弄得我脸热热的,不知回答什么好。当然,她不高兴的时候,对工作人员特别严 厉,稍不如意就骂人,张口就是“你给我滚!”江青还怕声音,怕光,怕风,怕见生人,和林彪差不多,只是没有林彪那么怕得厉害。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 得把空调关掉……

向:江青的厨师一直是程汝明吧?

阎:1961年起,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直到 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 的汤。每到这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在生活水平不高的19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

向:江青吃什么还是蛮刁的?

阎:她在一次散步时就跟我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 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你把这个意思可告诉东兴同志。”说实话,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 奢华,但在如何吃上,也有点难侍候。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都经常带着她的厨师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的话,中南海或人民 大会堂的师傅们就江青的口味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

向:请你说说江青和陈伯达的关系。

阎:那时,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以及 中央政治局,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但实权在江青手里。当年红卫兵就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很到位的说法。陈伯达和其他一些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作为当事人,都曾这样或那样回忆过。陈伯达就说“江青是中央文革第一首长”。王力回忆也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 儡”。穆欣在《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版)中说:陈伯达“凡事都得看江青的眼色”。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 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都得耐着性子等。开会时,经常是江青包场,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分歧,江青就 叫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等,直到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

向:就你所看到的,感到这些说法站得住吗?

阎:在中央文革小组里,确实是江青说了算。我们工作人员也感觉得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而对江青的话,一点折扣都不能打。一句话,小组成员对江青都是毕恭毕敬的。

向:“文革”初期,好像陈伯达因身体不适而一度住院,工作由江青代替。

阎:1966年8月底,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 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 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个通知一发,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依据、更名正言顺了。

向:王力回忆录还讲到江青骂陈伯达要自杀的事。这是怎么回事?

阎: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 铸。毛泽东1月8日予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毛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 其实那是江青硬拉着陈伯达一起搞的,吓得陈伯达都要自杀了。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后来江青知道陈 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向:你亲眼看到什么吗?

阎:我亲耳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 事。一次,在十一楼会议室里,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 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一声长叹。“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 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不过,我倒觉得,江青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爱推脱责任这个弱点。

向:还碰到些什么事情?

阎:1967年1月的一天,我在十六楼值班室里,曾看 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听到江青这样说,我赶忙退了出 来。后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 区,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立即行动抄肖华的家,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毛泽东说肖华还是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也是给他打气。

向: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有没有威信?

阎: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 成员。就我所看到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怎么尊重。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陈伯达 也不说什么,最后竟冒出这样一句:“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听到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

向:陈伯达也确实有点窝囊。

阎: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层含义: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泽东、江青关系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戚本禹不要在毛泽东、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

向: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近年在香港出版《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有人读了批评说:“陈晓农是个真正的孝子,他在书中为父亲做了全面的辩护……”依我看,陈伯达也有无奈和值得同情的一面。

阎:说到江青对陈伯达,还想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 刘叔晏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叔晏看到后给我打电话,先是夸了一番,然后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 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 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陈伯达的夫人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我怎么办呢?我当然要告诉江青。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 电影回十一楼是走回来的,同平常散步时一样,江青走一段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在她休息时,我向她报告了刘叔晏请她给安排工作的事情。江青说:“陈伯达的 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她的工作应由汪东兴安排。”接着没好声气地说:“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 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可我感到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说实话,在那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晏。

向: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你了解得真多。

阎: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开会不做记录。

向:为什么?

阎:江青不让记。为什么开会不让做记录呢?中央文革小 组成员穆欣说:“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应作记录,可是却从来不准。她以‘机密性’为托词,行逃避责任之实。”这样,她就可以信口开河。后来,周 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要求每次开会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他的办公室派人做记录。头一次由矫玉山、周家鼎来做记录,江青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当第二 次王广宇做记录时,江青立刻神经过敏了,责问说:“我们开会还要做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周恩来回答说:“是我叫来的。”又转身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 记了。”总理也拿她没办法。

向:再问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央文革是多大的机构?

阎:总起来说这个机构有近200人,其成员都是按照那 个年代的德才标准,从一些中央单位、特别是军队选拔来的,可现在一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好像就是那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后,就只 剩下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5个大人物了,其实不算四大行政区派来参加的成员,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陶铸,共有14人。

应该说,谈中央文革小组光看到他们是不全面的,应该把 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也算进来。这个办事机构的前两任负责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一任是穆欣,副的有戚本禹、曹轶欧(康生夫人)。江青不满意曹轶 欧,就以照顾她年纪大为由拿掉了。第二任是王力。第三任是宋琼,他原是《解放军报》记者部的主任,李讷1967年1月在《解放军报》造反,把宋琼揪回去 了。第四任是王广宇,他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干部。随着王力、关锋的倒台,王广宇被退回马列研究院,次年3月又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第五任是我,副的 是矫玉山。我的任职时间很短,1967年12月上任,一个月不到,1968年1月9日就被隔离审查,后来又被投进秦城监狱。差不多与我同时被诬陷入狱的还 有中央文革小组党总支书记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周占凯,他们都是军队的基层干部。接替我的就是李讷,她是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她倒是善始善终的。

向:李讷当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这个机构江青控制就更方便了。

阎:叫自己的女儿接我这个位置,当然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个办事机构嘛。

向:谈谈1967年林彪、叶群和江青的关系吧。

阎: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 选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上任不久,就以他的名义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 卫兵。前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要穿军装……由于建国后毛泽东没有穿过军装,一时还找不到合体的制服,只好将8341部队一个身高体胖的警卫干部制服拿来凑 合了。

向:这一穿,就穿成了“文革”中的军服时尚。林彪和叶群到钓鱼台十一楼看江青的次数多吗?

阎:我在那段时间只见过一次。大概是1967年春天, 林彪来到十一号楼会议室。工作人员都知道,林彪来了不用上水,因为他不喝水。毛泽东用大大小小的宣纸给江青写过好多幅字,江青拿着毛泽东写的几幅字下楼 来,转送林彪。江青说:“这几幅赠林副主席,还有几幅送给老夫子(指陈伯达)。”林彪话很少,脸上没什么表情,也看不出他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叶群说: “我们是一介武夫……”表示很感谢江青。至于这次他们还谈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向: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就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

阎:我觉得,张云生的回忆是可信的。叶群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她确实处处学江青、跟江青,对这一点我有多次经历可以证明。江青在大会上讲话,或接见红卫兵以及其他群众时,几乎没有一次不说:“我代表毛 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说:“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叶群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时也说:“我代表林副主席……”在许多群众场合,叶群经常带头高呼:“向江 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那时接见红卫兵的会议多,还不断有“样板戏”演出。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今天的会议(或演出)江青同志去不 去?”我就问她:“您去不去?”叶群说:“江青同志去我就去!”类似的电话很多,我都如实回答。如果事先我不知道,我会在问过江青后,再打电话告诉她。

向:事实证明,那时江青和叶群的关系确实密切。

阎:1967年国庆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首都机场迎 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叶群早早去了,后见江青没来又要离开,周总理不让她走,她还是悄悄离开了。叶群回到毛家湾跟工作人员 说:“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青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对江青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 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孤单呀!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就不能走!’我 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溜了!”(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从这件事,也可清楚地看出叶群对江青 的态度和心理。叶群还经常送给江青一些东西。当时毛泽东像章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叶群搞到新品种,就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送来。1967年初夏,在北 京还不到吃西瓜的季节,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送来几个南方的西瓜。

向:据说叶群对江青生活很关心?

阎:是啊,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想吃点什么?你们那里搞不到的话,我们这里有办法。”我对这样的电话很反感,心想,江青想吃什么东西还搞不到?她有专门的生活管理员。所以这种电话我都“贪污”了,没向江青报告。

向:江青和叶群比较而言,你对谁印象好些?

阎:当时江青在我脑海里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她比 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叶群工于心计,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但我当时对 此一点也不知道。我对江青和叶群合伙干的一些坏事,如抄上海赵丹、郑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迫害孙维世致死等,毫不知情。应该说,1967年的江青和林 彪、叶群的关系是蜜月期,虽有些分歧和矛盾,但还是过得去的。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里,我就没听到江青说过林彪、叶群的什么坏话,她也没告诉我和 叶群(以及林彪)的接触,包括打电话,要注意什么。我进秦城监狱后,接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说,江青曾对他做过这样的布置:“叶群这个人很有心计,她打来电 话,和给她打电话,都要做记录,以留作证明。”这就是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到1969年已过了蜜月期。

向:你谈谈江青和子女及亲属关系吧。

阎:我只当过她一年秘书,知道的不多。有一次,坐江青 的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在车上江青跟我们说:“主席说了,我们家三个孩子(指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毛远新亦叫‘李实’),他们怎么样,是左派、中派,还是 右派,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和表现。”她接着说:“李讷、远新还可以,李敏就比较糊涂,她同意‘炮轰’的观点——即主席也可以‘轰’。”李敏是贺子珍和 毛泽东的女儿,江青是她的继母。我当秘书那一年里,李敏要我给江青转过信(一般是放在中南海丰泽园我办公室里,有时也叫人转给我),但我没见过她,直到现 在我也不认识她。关于李敏的情况,我只是听别人说。据江青的护士许春华等人说,逢年过节,江青和李敏从来不一起去看毛泽东,都是单独去。李讷、毛远新和李 敏的关系还好,记得有一次,李敏带着儿子从上海回来,李讷、远新还到车站去接。

向:还知道其他情况吗?

阎:毛泽东对子女要求很严的。毛家有个规矩,其子女对 毛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称叔叔、阿姨。许春华就告诉我,她给江青当护士后,李讷叫她“阿姨”,她就跟李讷说:“你比我还大,怎么能叫我阿姨呢?”李讷 说:“这是我家的规矩。你们工作人员都是和我父母同辈的。”许春华说:“那不行!”此后,她才不叫许春华“阿姨”而直称“小许”了。不过我没享受过“叔 叔”的待遇,因为我们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起工作,共过事,很熟了。

向:谈谈毛远新吧。

阎: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又是另一种情形。毛远新是毛泽 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生,解放后,他妈妈朱丹华(已改嫁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把他送到毛泽东身边,成为毛泽东家庭的一员。毛远新在北京读的小 学、中学,高中毕业后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某炮兵营。

向:江青是否接受毛远新这个家庭成员?

阎:“文革”前,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我不知道,也没打 听过;我看到的,只是“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文革”开始三四个月后,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队伍。由于 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他还到延边造反,参加过那里的武斗。他从东北回到北京,也是住在钓鱼台江青所住的楼。他和我们工作人员相处很 好,我们都很喜欢他。有一次,江青从外边回来,问扶着她进楼的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说:“李讷这两天没来,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不高 兴地说:“他在我这里住干什么?”孙占龙没说什么。当孙占龙告诉我们时,我们不理解江青为什么这样说,只是觉得她并不怎么喜欢毛远新。

向:毛远新和你说起过江青吗?

阎:“文革”中没说起过。大概是1967年的五六月 份,毛泽东叫毛远新不要回东北了,留下来做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即拥宋任穷派和拥陈锡联派的联合问题。毛远新和宋任穷、陈锡联都很熟。有一天,毛远 新在我办公室正谈这个问题时,江青从外边回来,也到我办公室里,见到毛远新,高兴地说:“你是好孩子,这个联络员一定要当好……”江青也许是刚从毛泽东那 里来,听到了叫毛远新当联络员的消息。这也说明,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也是以毛泽东的态度为转移的。“文革”后,毛远新退休后曾到我这里来过一次。在这次 谈话时谈到了江青。1975年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时,江青叫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整理一下,列个目录出来。毛远新列了个目录给江青,江青看了后说:“你只 列了文件的名字,其内容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啊!”毛远新说:“江青显然是叫我把每份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或摘要。这件事很费时间和功夫,我没答应。江青就给 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个事,希望我给她做。主席在江青这封信上画了一个圈,没批什么话。我就去问主席,并说明我不愿做的理由。主席沉重而又缓慢地说:‘你帮 帮她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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