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在北大的演讲 中国的四个无解

13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20年8月22日 21:36 来源:华夏文摘

2008年我到西班牙进行了半个月的考察,回来后有半年时间寝食难安,晚上睡不着,为什么?因为在考察中西班牙学者给我们介绍了西班牙在佛朗哥将军去世后是如何和平推进民主转型的。这让我思考了很多:佛朗哥 1975年11月去世,10个月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976年9月去世。在佛朗哥去世以后的30年中,西班牙完成了和平的民主政治转型。我国在毛泽东去世后,用30年时间完成了经济恢复、初步增长到现在的快速发展。

今天,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多元分化情况下,中国如何和平推进民主转型这个问题,提到我们必须正面面对的议事日程上了,这是我们现在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当时听到西班牙介绍这个情况时很认真,在去西班牙之前我也做了一个功课,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林达的《西班牙旅行记》,书上专门介绍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错综复杂矛盾、各方力量较量、同志集团的内部斗争等,但是他们最后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转型进程。

我自己把西班牙的民主进程和中国现在将要面对的民主进程做了个比较,结果有半年时间自己没有睡好觉。为什么?因为我有觉得有“四个结”无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将来可能会发生社会大动荡。那半年中心情特别不好,一直在思考,想寻求四个无解能否变成有解。2009年7月4日的乌鲁木齐事件促使我写了一篇文章。即乌鲁木齐那天晚上发生的残杀无辜的骚乱事件让我感到如果不真正重视解决中国如何和平进行民主进程的问题,那7月4日乌鲁木齐事件就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全国范围的事。

在这里我提出这四个无解,希望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是和平推进民主改革、民主进程需要社会和执政集团共同努力,当政的和在野的都要共同努力。在和平推进民主进程中,西班牙原政府内部的统治力量自己作了转变,中国共产党能否作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转变很重要。为什么这样说?佛朗哥去世前,他交代要把国家权力还给年轻的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在佛朗哥将军专制独裁期间,老国王被流亡国外,佛朗哥将军将胡安.卡洛斯扶养起来,到佛朗哥去世前,他明确表示将来的国家全力交还给胡安.卡洛斯。

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即位后启用新人苏亚雷斯做首相。他们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在西班牙进行全民公决,究竟是继承佛朗哥将军的独裁专制体制还是搞民主政治的体制。在全民公决中,78%的公民参加了公投,94.2%的人赞成政治改革,建立民主体制。这使原来佛朗哥将军内阁的老人们看到了专制政治大势已去,而他们也想在未来的民主进程中赢得新的生存空间,所以这些老人纷纷出去自己组织政党,寻求未来的政治生存空间。

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这个魄力和勇气寻求自己在未来民主进程中的新政治空间,而不是老抱着28年流血牺牲作为执政的合法性理由与基础?坦率地讲,28年流血闹革命,荣剑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参与流血闹革命的,但必须要说这是父辈们作出的牺牲奋斗,和现在执政掌权的人没有一点关系。现在掌权的人自己没有流一点血,所以不能把前面人的牺牲奋斗作为自己掌权的理由。现在执政掌权的人要做的是能否把人民的事真正办好,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如果现在掌权的人自己从28年流血那个说法中走出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形成自己现在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有很大的政治空间。但目前党内一些人老觉得你一提宪政民主就威胁到他的执政,自己把自己封闭。此思维若不转变,会把中国共产党自己憋死,会造成很大问题。由此,中国共产党一直对全党发出的所谓“政权兴衰周期律”这个政治警醒,实际上“政权兴衰周期律”是专制王朝的政治规律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规律。“政权兴衰周期律”隐含着一个前提:“打江山坐江山”,权力姓张、姓赵、还是姓李,即家天下的政权不能丢。拿这个说法警告党员干部防止政权丢失,恰恰反映了传统专制政治文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影响。

二是西班牙提升社会公平有助于为和平推进民主进程提供宽松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我们现在能否做到?

四个无解中唯有这个最容易解。西班牙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快速发展,到1977年人均已经达到了3260美元。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这时社会矛盾很多。但西班牙在佛朗哥去世之前就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劳资谈判协商机制、社会对话机制,包括进一步发展政府、企业、工会三方对话的机制,逐渐放开新闻言论环境。在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建立起来、社会公平程度逐渐提升的情况下,当西班牙推进民主政治时,人民群众没有直接参与其中,而是由极左、极右的政党委托中左、中右的政党进行谈判。中左、中右政治倾向的政党谈判结果,极左、极右的政党都认了,社会老百姓也认了。看起来西班牙民主进程中社会公众不在场,但实际在场,是他们默认了这个结果。因为社会的公平程度逐渐提高,社会保障底线有了,这就为西班牙政治改革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社会公众可以接受政治谈判的结果。而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极大,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因此中国社会里几乎是人人讲政治。

其实,社会是有分工的,让搞政治的人讲政治,搞经济的人专心做企业,做学问的人静心做学问,大家各干一行,这才是人人“安居乐业”,这岂不是很好?

但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讲政治。为什么?因为社会环境不宽松,社会贫富差距很大,而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都建立,特别是人的权利的法治保障安全底线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所以人人都缺乏安全感。这使得社会环境很不宽松,改革只要一动就有可能使各种矛盾像火山喷发一样地爆发出来。王岐山推荐大家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说明他确有担心。

中国共产党如何争取宽松的环境推进民主?四个无解中这是最好解的。

三是能否在建立共识的基础上达成政治和解?

西班牙在推进民主进程时,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大家达成了两个共识:

西班牙是西班牙人民的西班牙,一切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是第一。

第二,民主进程如何推进?要有政治和解,基础是保障人权,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全民共识,制定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宪法。

由此,西班牙国内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倾向的政党都承诺在宪法基础之上、在法治框架之内共同合作,和平推进民主政治。

这两个基本共识非常重要。那我们能不能在有些问题上达成和解?另外,我们的宪法有没有全民认可,是不是从上到下都认为宪法反映了社会的共同意志?大家是不是都能在宪法基础之上、法治框架之内开展合作、妥协、理性的建设,推进民主进程?

我们国家在宪法问题上、法治问题上,这个基础还不是很扎实的。从执政党本身来讲,宪法是否为我们的最高权威?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事实上是以“人”为最高权威。当执政党和政府本身没有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地位的话,那么老百姓眼里也是没有法的。所以一些党员干部用政治权力强制的压制社会民众,社会民众没有权、没有钱、但有命,所以底层的老百姓有可能跟你拼命,于是出现了激烈的暴力对抗情况,这使得民主进程中有可能出现暴力现象,社会有可能陷入动荡。

四是西班牙进行和平民主进程时,曾经有军人试图搞军事政变,颠覆民主进程。

这时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王宫里发表了一刻钟讲话,就平息了这场政变,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西班牙的民主进程。

西班牙有两个力量超越世俗社会,属于结构性的力量:一个是国王。西班牙国王是这个国家全民族的人格象征,国王可以超越世俗社会中不同党派、不同利益群体的纷争,对各个群体、各个党派产生影响,是作为民族意义上的人格象征,大家都听从国王的。一个是宗教,宗教是超越世俗生活的另一个结构性力量。恰恰在我们国家这两个东西都不存在,我们既没有国王也没有宗教,不可能把政党变成超越世俗社会、代表全民族或者全民族成员都接受和认可的民族象征。因此在世俗生活中(政党本来就是在世俗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互动、利益冲突、利益博弈,需要一套制度构架和平化解,最好的东西是宪法、宪政、民主法治。要想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唯有把宪政做起来,大家都认宪法的最高权威,在宪政体制下,在共同的规则下开展执政党、政府以及各方的合作,来推进国家民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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