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察全球执法: 凝聚海外华人 中共无所不在

1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21年9月20日 14:05 来源:联合新闻网

中国警察全球执法

统战部在世界各地支持或鼓励成立华助中心(在某些地方叫华人警民合作中心),宗旨是保护不分国籍的海外华人,还有把他们凝聚起来“共享民族复兴梦”,也藉以监控异议分子和批评活动。在中国使领馆支持之下,全世界已有六十个华助中心在四十个国家运作,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和英国。

根据中新社报导,华助中心已“逐步深入侨社”。华助中心会与当地警方合作,提供联络和翻译服务等等,但它们也会告诉大家中共无所不在。例如在中国建国七十周年时,墨尔本一个华人聚集的地区警察局就升起中国国旗。此举饱受批评,一位电台评论员就说:“这个警察局在向警察国家致敬。”当地台湾人、维吾尔人和西藏人也强烈抗议。

图/Pixabay

中国也加强和国际组织合作打击犯罪。光是2015年4月,中国政府就请国际刑警组织对五百人发布红色通缉,也就是要求全世界的执法单位必须逮捕这些嫌犯。

这个数字是过去三十年来的总合。北京也对政治异议人士发布红色通缉。2016 年,孟宏伟成为国际刑警组织首位中国籍主席。2017年4月,欧洲刑警组织和中国公安部签署一份协议,公安部的代表就是时任副部长的孟宏伟。从此之后,欧洲刑警组织(负责跨境打击犯罪行动)就经常接待公安部代表,讨论更紧密的合作。

这些发展导致值得关注的后果。2017 年,意大利警方扣留了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德国公民多里坤.艾沙,据报导此举是出于中国的要求。中国在2006 年就对多里坤.艾沙发出红色追捕令。据西方外交官说,中国经常要求欧洲国家逮捕多里坤.艾沙。

国际刑警组织在2018 年2月撤消了对多里坤.艾沙的红色通缉,六个星期后,中国公安部党委就开除了孟宏伟。孟宏伟在几个月后回北京一趟,从此人间蒸发,国际刑警组织一头雾水。我们不清楚孟宏伟消失是因为那道红色通缉还是其他违纪行为,但贝书颖认为中共纪委“是把孟宏伟当成违纪的党员在处理”,根本不管他是什么国际司法机构的领导人。2020年1月,孟宏伟在经过一天的审判后以收贿罪被判十三年半徒刑。

引渡条约是中国政府往外伸手的另一种方法。

香港人很清楚被引渡到中国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才会在2019 年这么激烈地反对送中条例,以致香港的亲北京政府一度被迫放弃。相较之下却有七个欧盟国家和中国签下引渡条约,国会也通过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立陶宛。

西班牙是和中国签约的第一个西方国家,2007年批准通过。2016 年12 月,西班牙和中国警方联合在西班牙逮捕了二百六十九名电信诈欺嫌犯,其中大部分是台湾国民,但因为西班牙并不承认台湾,西班牙法庭就把这些人当成“中国国民”。到2019年7月为止,西班牙已经把二百一十九名被逮的台湾公民遣送到中国,而他们在中国不会得到公平审判。肯亚、马来西亚、越南也都把台湾公民遣送给中国。

意大利在2015 年通过了与中国的引渡条约。2016 年又加上一项警方合作协议,让中国警察在罗马、威尼斯和普拉托等热门景点与意大利警察联合巡逻。普拉托(靠近佛罗伦斯)有大批华人人口,多数在纺织和成衣工厂工作。

虽然联合巡逻表面上的目的是保护中国游客,但中国警察在海外出现,无疑是送出一个讯号,让海外华人知道国家如影随形。对北京来说,警方合作协议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和外国执法单位建立交情、分享资讯,甚至当北京有不法举动时,他们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法国在2015年通过了与中国的引渡条约,在第二年9月,中国公民陈文华成为第一个被遣返的案例。根据条约,法国公民不得被遣送到中国,但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则不受保护。然而法国给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妻子高歌提供政治庇护后,中国就停止了和法国警方的所有合作关系。

图/Pixabay

尽管有引渡条约,中国政府还是在法国绑架嫌犯。

2017年2月,中国政府不等引渡程序走完就把郑宁“遣送”回国,根本没有通知法国当局。郑宁是被发布红色通缉令的“经济罪犯”,但中国特工“劝说”他要回到中国,响应习近平全球抓贪污犯的“猎狐行动”。

事实上,中国外逃者被“劝返”的要比引渡或遣送的多得多。这种劝返通常是威胁要惩罚在中国的亲人,要在全国发布其照片和罪行。被控贪污的“墨尔本祖母”周世勤,就是在中国国家媒体刊出其照片且妹妹财产被冻结后,就回去中国了。

这种超越司法权限的恐吓手法相当常见,而到今天为止,中国官员在西方国家骚扰威胁异议人士和少数族群时,也未遭遇西方国家什么反制。中国安全单位恐吓过住在比利时、法国、德国、加拿大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维吾尔人。2017 年10 月,美国国务院曾阻止FBI逮捕四名中国国安部官员,他们以假身分入境美国,试图“劝降”富豪异议人士郭文贵回国。

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伦敦时,英国警方逮捕了抗议习近平来访的中国和西藏异议人士,还搜索他们的住家。习近平在一年前访问布鲁塞尔时,警方也禁止了示威活动,逮捕了支持西藏的抗议群众。2017 年在瑞士也发生同样的事。

西方政府这么做,是允许西方警察帮中国共产党镇压异己。

天安门幸存者邵江在伦敦的住家也被搜索,他把伦敦的经验和之前在中国时相比:“我每次被捕,中国警察就会来搜索我家,拿走东西。这让我想起了从前。”

不过,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国家不想再和中国政府合作。2017 年,澳洲政府想推动澳中引渡条约的批准案,遭到国会阻止,议员认为中国司法体系过于腐败,中国法院定罪率超过99%,且普遍违反人权。2019年,中国政府盛赞瑞典政府决定遣返前中国官员乔建军。瑞典和中国并无引渡条约,而是引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但这项遣返行动被瑞典法院挡下,因为“该名人士确实有在中国被以政治理由迫害的危险”,法院还列举刑求、污辱性惩罚、判处死刑等实例。近来,瑞典频频显示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害怕北京的恐吓,也许是因为如此,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桂从友〕才会说:“对朋友,我们待以美酒,但对敌人,我们用霰弹枪侍候。”

输出北京对“恐怖主义”的定义

中国主导的区域性组织是北京透过合作协议施加影响力的绝佳平台,以此跳过还不能由中国说了算、更大范围的国际组织。最好的例子是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特别是其下的“地区反恐怖机构”。上合组织是由中国主导的政治、经济及安全联盟,成员有俄罗斯和中亚国家,2017年起又加入印度和巴基斯坦。该组织在2001年成立于上海。

上海合作组织采取了北京的“三股势力”理论,把恐怖主义与任何中共视为“宗教极端主义”或“分裂主义”的事物等同起来。新疆的维吾尔人发现,中共现在把蓄须、不吃猪肉、不喝酒、祷告都当成“宗教极端主义”,每一样都足以把人送进集中营。

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反恐怖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密切合作,签署了加强情报交换的谅解备忘录。地区反恐怖机构也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活动,例如在各国交换恐怖活动情报的“加尔罕计划”工作会议上报告其打击“三股势力”的进展。2019年3月,地区反恐怖机构和联合国反恐委员会签定合作备忘录。

这类备忘录赋予中共定义恐怖主义的正当性。中共把异议人士定位成恐怖分子的努力已经有了成果。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被World Check资料库列为恐怖组织,而各国政府和银行都用这个资料库来过滤恐怖分子和金融犯罪关系人。结果德意志银行和西联汇款就封锁了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的国际汇款,而且并未告知理由。多里坤.艾沙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时还被拒绝兑换外币。许多世界维吾尔大会的成员都有类似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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