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担忧泛起:历史上的通胀有什么教训

0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19年5月23日 10:35 来源:ft中文网

每当经济波动,关于通货膨胀的担忧,总会泛起。

“如何避免通胀?”不少朋友,都曾经这样问过我。可以说,对通胀的恐惧,深深烙在软阶层的集体记忆中。通货膨胀的关键,在哪里?或许中国货币的历史,最有资格回答。

货币史:抖小聪明的错乱史

为什么这样说?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由中国发明的,就是中国宋代的交子。有趣的是,即使海外学者也承认,13世纪中国就提出了古代版的货币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货币理论水平高出同时代欧洲人。不幸的是,最早的恶性通货膨胀,也发生在中国。

交子和后来的纸币会子,最初信用不错,贵过金银,最后却走向通胀。“宋高宗年间(1141年),米价曾经一度是100文一斗,差不多一百年后,第十八界会子200贯纸面价值为20万文,却还买不到一双草鞋,“以更易关子以来,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履,而以供战士一日之需……饥寒窘用,难责死斗”。

中国纸币历史,可谓一部抖小聪明的错乱史。历史学者钱穆一言以蔽之,“宋、元两代用钞票,均有滥发之弊病”,更不用说千年之后的民国法币与金圆券。

那么,纸币的崩溃为何反复发生,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教训?过去的历史记录,其实存在不少空白。历史学依赖于文字记录,然而记录历史的人,往往不了解或者漠视金融。真实金融的历史,存在于金融家政治家密室中,也存在于无数大小商贩的琐碎交易里。货币史与金融史的研究,还有太多空间,需要研究者持续努力,也是为此,数年前我在《白银帝国》一书中,梳理回顾了中国的货币史。这本书已出台湾版,未来还将在耶鲁大学出版英文版。

如何监管监管者

梳理中国货币史,在历史的演绎与重复中,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规律。比如,中国提前发明纸币,却多次出现通货膨胀,关键在哪里?我认为,其中关键在于国家信用的边界。

法币的流通意味着国家信用的放大,而过去强势皇权政府之下,帝王行为,决定了货币政策走向。正如一句老话所言,“统治者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管理经济”。

也正因此,问题在于,谁来监管监管者?从历史来看,政府接管私人纸币发行之后,初期往往能够发挥纸币的优点,缓解通货紧缩而对经济有所裨益,可惜的是,这样的美好开局很难被坚持到最后,没有约束之下,滥发的诱惑随时间或者政治需要而滋长。

普遍的观点都承认,货币的重要性导致其不能假手人。那么,政府是否必须对货币负责?这就引出监督的问题:如果赋予政府对货币过大的权力,如何监管与限制?各类惨痛教训暗示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回顾一下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认为,这句话戏剧性地表现了货币的力量。对于货币的管理,可能的出路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使得政府在履行职责的同时能够被监督,“使政府能对货币履行职责,然而同时还限制给予政府的权力,并且防止政府以各种方式使用这个权力来削弱而不是巩固自由社会”。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会发现东西方的货币道路的分野。

中西方货币发展的分歧在哪里

中国纸币交子以及其后继者的兴起与没落,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东西方对货币的价值分歧。

从古希腊开始,内在价值就是西方货币的一个必要条件。权力或者法律,并不足以赋予货币(更不要说纸币)价值,也就是“充当货币的商品价值起源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甚至在大部分时间人们可以自由铸币。也就是说,只要支付铸币税,人人都可以去铸币厂以金银换成货币。

进一步而言,这也得益于西方诸侯林立、分裂竞争的局面,没有一个大一统政府垄断货币之发行。与之相反,东方帝国在历史上就主张货币为政治服务。无论货币理论还是货币政策都强调统治者对货币的创造作用,也就是“赋予货币价值的是统治者手中的印章,而不是货币的内在价值或者交易价值”。

在这样的逻辑之下,货币政策施政重点往往在于如何使之更好地为国家或统治者服务,经济考虑往往不是首要因素,政治考量成为第一关键。强大的统治者,好像对于自身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一直很自信,所以有学者如是评价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货币的理念,“如何通过相关政策安排,使统治者能够熨平时而匮乏、时而充足的经济兴衰周期,以满足本国人的物质需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统治者可以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来保证物价水平稳定和物品供给充足”。

在西方,由于金、银等贵金属数量稀少,天然对于统治者的滥发货币的冲动形成有力制约,经济则往往遭受通货紧缩之苦,即所谓的“钱荒”。相对于本位货币,在西方辅币其实才是最大的铸币税来源,因为辅币往往价值低廉、容易获得、便于增发。

对于中国来说,作为辅币的铜钱一直是民间主要流通手段,即使在银本位确立之后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皇帝过去往往也为铜的短缺苦恼,常常用制造低劣辅币、以严刑峻法限制铜出口等方式应对。

如果滥发贬值的行为,被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尚且可视为权宜之计,甚至是国家的制度红利。但是,财富竟不可以凭空造出,历史经验反复说明,如果通胀到了一定程度,必然引发货币系统、财政系统甚至国家的崩溃。到后来,民间最终放弃纸币,以至于以物易物。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以物易物极为低效,但纸币贬值,却使得以物易物的选择变得具有吸引力。历史上,也出现过各种货币替代品,“战后的德国人把香烟作为货币,或者回到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使用烟草作为货币”。

最终来看,通胀之后,黄金或白银,往往又成为是首要的商品货币。这也是中国货币历史始终与白银纠缠的原因,如是千年,福祸相依。我在《徐瑾经济人》多次强调,在前现代社会,经济运作规律和今日完全不同。弗里德曼所提到的要求,比如政府对货币负责、限制政府权力等制度安排,对于古代中国来说过于奢侈。昔日的历史,教训已经足够,今天的民众,大可不必再经历一次这样的悲剧。在当下中国,未来更应该担忧通缩而不是通胀。即使如此,如果公众如此恐惧恶性通胀,合理管理通胀预期,依旧重要。本文作者:FT中文网首席财经评论员 徐瑾。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参考文献省略,部分取材于《白银帝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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