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姑娘在伊朗:有人见了我就高喊一五

0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19年7月20日 11:57 来源:观察者网

2018年,为了研究伊朗歌舞,伊朗音乐研究者赵卓群前往伊朗采风。一路上,她与伊朗乐队JAVN的成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自己的走访了解伊朗乐队的生存状况,看到了他们面临的宗教压力和生活压力,也被伊朗人民对于音乐的热情深深打动。

作为博士研究生,赵卓群曾发表伊朗民间音乐研究性论文《跨越融合的音乐交互》,同时担任中央音乐学院教育教学研究项目“英语专业分类教材”编写组成员。

为了记录下采风行程中的所见所闻,赵卓群写下五千字的长文,叙述自己所认识的伊朗乐队。

赵卓群

全文如下:

2018年2月15日晚9点半,我来到伊朗的布什尔港的乡村,旁观了一次村民的私人歌舞聚会。

赵卓群 摄

“日本人?”一位中年大叔在人群中发现了我面孔的异样,凑了过来努力吞吐着英文单词。

“不,我是中国人。”我放下手里的摄像机,冲他笑笑。

“你那么高,应该是日本人!中国人可是很矮的!”

我身高1米73,在伊朗被错认成日本人,已经是第二次了。我无奈的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比日本平均身高要高,我的家乡在山东,我们那姑娘170以上很正常。”

周围的人不再跳舞,他们慢慢围过来对我上下打量,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不是来自中国的音乐研究者,而是来自中国的大熊猫。

布什尔是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的小城,我跟随向导哈桑到其下面的一个小村子采集该地的一段乡村音乐。这里的村民大概是第一次见到“鲜活”的中国人,满脸兴奋,纷纷掏出手机来与我合影,一时间让我受宠若惊。同样的场面也曾发生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但是远没在此夸张。

“嘿,秦(中国人),一五一五!”一个小伙子兴高采烈地冲进人群,怀里抱着一个硕大的电扇。

“看!”他指着电扇上的中文商标,再次大叫:“一五一五!”

我:……

“一五一五呀!你们的!”

我突然反应过来:是“义乌”。我连连点头,“aare ,aare(是的)。”见我能说两句波斯语,人群变得更加热情,争先恐后地围过来,想跟我说点什么。

半分钟后,我的波斯语就不够用了,尴尬地站在那里。一个穿着相对考究、英文尚可的小伙子神神秘秘要走了我的电子邮箱。后来,我收到了他的电邮。他希望我能推荐中国超市和批发市场里最廉价的清仓货渠道给他。他特意强调了“清仓货”。我不由得连连叹气,伊朗人抱怨中国商品质量差是有原因的。批发市场里连卖带送的尾货最得伊朗小贸易商青睐,可想而知,这部分产品质量并不过关。

这时哈桑过来为我解围,他向周围人解释,我是来自中国的音乐家,到布什尔采风,研究这里的歌舞,请大家继续唱跳。我感激地看着他,拿起DV继续录像。主人为我端来茶水和蛋糕,哈桑坐在我旁边拿了我的小本细心帮我记录每个乐段的名称。

哈桑是我所研究的伊朗乐队JAVN的成员。JAVN在布什尔以至伊朗全国都非常有名,参加过不少世界音乐节,也曾多次来中国演出。最近两年因为研究的关系,由我负责接待,也曾一起合作演奏。我的学术论文《跨越融合的音乐交互》就是以JAVN为研究对象。

JAVN所代表的是环波斯湾港口音乐——Bandari。这种音乐风格不仅局限于伊朗布什尔,还存在于各波斯湾沿岸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传统的Bandari乐队以声乐为主,伴奏乐器有波斯风笛Neyanban、乌德琴,以及通巴克鼓、达卡不卡鼓等打击乐器。而JAVN乐队审时度势,在传统乐队的基础上加入很多流行元素,如电贝司、电吉他等等,音乐形式也更活泼多元。

与我们想象的有经纪公司的乐队不同,JAVN虽然名声在外,但是还是小作坊的经营模式。这也是伊朗大部分乐队的生存现状。演出邀请方与乐队队长谈好演出酬劳,队长私下按比例分给乐手。队长与乐队成员之间没有合同束缚,队员按演出场次数拿钱。其薪酬与乐手资历有关,年轻的乌德琴手普通演出收入约为40美元,专场音乐会则在200美元左右。乐队成员除了在JAVN演出,也可以去别的乐队帮忙。但是其他乐队的薪酬远远没有JAVN可观,基本在20美元左右。

伊朗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与中国相似,所以单凭演出收入很难糊口。大部分普通艺人还做点其他营生,比如卖乐器、教学或其他小生意等。JAVN乐团的乌德琴手开了小咖啡店;歌手业余开大巴;一位打击乐手在私人音乐学校当老师。

JAVN的队长叫那瓦,是专职艺人。他生于1970年代,在波斯湾边听着两伊战争的炮火长大;少年成名,从不循规蹈矩,既“坚定执着”又“游戏人生”。一方面,他代表了一代特殊的伊朗人——爆发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40年的亲历者,经历了战争与战后艰难的社会环境,“及时行乐”的思想贯穿生活始终;另一方面,从一个小城市的无名小卒到全国知名艺人,人生极富戏剧性。

那瓦在乐队中演奏波斯风笛,他对“如何提高自己的名声”有着异常灵敏的嗅觉。在粉丝们的认知中,JAVN乐队=那瓦,大家对乐队其他成员的名字几乎一无所知。由此一来,有无合同便不是问题,只要保证自己在粉丝中独一无二的地位,那瓦可以随时换人。

其实这两年,乐队成员已经悄悄换了三四个,大体原因是“乱说话”、“不听话”,或者“业务不够好”。最近,驻场12年的歌手也被换掉,但是丝毫没有动摇JAVN在伊朗的地位,音乐会门票场场售空。而离开JAVN的人,却很难在音乐圈找到更好的位置。因此,这种换人也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那瓦的绝对权威越发不可侵犯。

“他才不是音乐家,他可是位政治人物!”一位布什尔青年这样评价那瓦。当然,从管理者的角度,他的做法无可厚非,这也是JAVN能够生存那么多年的原因。我大学时也曾走穴,深知管理一个乐队非常不易,没有稳准狠的手腕,小船说翻就翻。

曾经一度认为,像那瓦这样的人,对人生目标应该是有明确规划的。而经过几年接触,我发现并不是这样。他的精明强势中还包裹着强烈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肆意情怀。作为公众人物,那瓦的有些言行让我觉得像是在玩火。“我哪管的了明天?明天说不定就死了!”话音刚落,他放荡不羁的眼神即刻被一丝难以察觉的忧伤带过。

这种忧伤是熟悉的。那是不可触碰的话题。我曾口无遮拦地跟那瓦谈论过两伊战争。他一改平日老练婉转的说话技艺,“我恨战争!”他的冷漠不加修饰,也不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一个人坐在那发呆,整个空气都被忧伤凝固住了。

那瓦对“理想”这个词显得很犹豫,他沉思许久,给了我一个略显无奈又无懈可击的回答:让世界更多的地方知道布什尔的音乐吧。的确,对于这个目标,那瓦和他的JAVN乐队一直在实践,他们非常积极地寻找各种国外音乐节和演出,即使没有报酬,JAVN也会欣然接受。“International”是那瓦经常提起的词。这似乎也是伊朗音乐家们所追逐的最高境界。正因如此,马友友丝路乐团成员伊朗卡曼恰演奏家kahlor在伊朗国内非常受尊崇。

后来,我渐渐明白,那瓦对音乐“理想”的迟疑,是有原因的。与中国的境况完全不同,音乐活动在伊朗非常艰难。公开的音乐会需要政府颁发许可证,即使有了政府的许可,演出也会因为宗教部门反对而随时取消。这种反对经常毫无原因。有一次在伊朗宗教城市马什哈德,买了票的观众到了音乐厅门口,等来的却是音乐会取消的布告。

最夸张的是2018年4月JAVN乐队在布什尔的一场非营利性演出,事先拿到了政府的许可,还是打着纪念某伊玛目的旗号,而表演进行到一半,宗教部门前来断电,演出被迫中止,数千人的广场顿时黑压压一片,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发生踩踏伤亡。

很快该事件在伊朗全国引起了热议并持续发酵,民众慷慨激昂谴责宗教部门手臂太长,为JAVN乐队忿忿不平,几位漫画家还为此进行了讽刺性创作。虽然JAVN在社交平台上显尽委屈,但私下揣测,该事件的结果也应该让那瓦颇为得意——他又火了一把。哈桑曾经跟我提起,JAVN乐队在布什尔省)和法尔斯省无法进行商演,而这两个南部省份正是JAVN粉丝群体最密集的地方。

究其被封杀的原因,大约是某年宗教哀悼日,JAVN在国外参加音乐节,这是对宗教领袖的不敬。事实上,宗教部门封杀的不是JAVN,而是那瓦。JAVN可以在布什尔演出,但是那瓦不能上台。而少了那瓦的JAVN,观众是完全不买账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让JAVN赚足了同情,但同情不是面包,不足以果腹。失去了布什尔和设拉子的庞大市场,JAVN损失的是唾手可得的可观收益。并且随之而来的音乐周边活动如新歌发行等也受到重创。那瓦为此非常苦恼。太多的未知和突如其来的变数,让他每每饱满的理想,又干瘪下去。

幸运的是,在首都德黑兰,音乐境况相对宽松的多。德黑兰有三个著名音乐厅,其中最大的场地是米拉德塔,在这里举行音乐会的是人气最高的流行歌手;其次是鲁达尼音乐厅。选择这里演出的既有流行歌手,也有波斯古典乐队、西方艺术音乐,或者民间乐队。

我所研究的JAVN属于民间乐队,每年在鲁达尼有八到十场演出。一般来说,在这儿开音乐会的艺人也是需要较有高人气。鲁达尼音乐厅有700个座位,一晚上场租就要1.1到1.45亿里亚尔(按现在汇率约合6200到7800人民币)。要知道,这里最好位子的票也不过100人民币。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在鲁达尼音乐厅上演的音乐会,无论是何种类音乐,无论演出者是大腕或普通音乐家,音乐会在票价却差异并不大。一般在40-100人民币之间。

第三个场地是尼德瓦蓝音乐中心,这个场地相对较小,票价也相对便宜。音乐活动基本没有任何政府财政支持,有时会有企业的赞助,但基本是靠艺人自己的票房号召力。好在伊朗民众总体对音乐很狂热,无论何种音乐风格,总有相应的受众群体;无论生活多艰难,省吃俭用也要去听场音乐会。

JAVN乐队有一个“经纪人”,每年负责组织JANV在鲁达尼音乐厅的十场演出。他们之间也没有捆绑合同,这位经纪人只是在这十场演出中与那瓦按比例分成。而那瓦及其乐队可以在伊朗与任何其他经纪人合作,也可以在国外自由演出。

那瓦的经济意识不错,我曾两次邀请JAVN到中国演出,有一次主办方付给酬劳,他主动来问我“我该付你多少钱”。我急忙解释我不是经纪人,纯属帮忙。必须承认的是,那瓦是个可交的朋友。在这些年的研究中,他尽可能为我提供方便;在中国的演出中也全力配合我方的要求。我每次送给JAVN乐队成员的礼物,基本也由那瓦悉数回赠于我。

那瓦的英语口语马马虎虎,文字不行。他并不需要用翻译软件,很多英语很棒的粉丝抢着给他当翻译。在那瓦跟我发的message中,我可以明显地读出来自3-5位不同译者的“作品”。他很享受被粉丝包围的感觉。

那瓦有个二十岁的女儿法莉玛,也吹风笛。女性音乐家在伊朗更加艰难,近年来,那瓦全力为女儿铺路。在女性登台合法之前,那瓦冒着蹲监狱的风险让16岁的法莉玛登台演出!近年来,他又送女儿去欧洲学习音乐课程,为她录制唱片。同样,那瓦对法莉玛的婚姻也是寄予了厚望。法莉玛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男朋友,是欧洲人,对法莉玛非常体贴。“这个小伙子人非常好,结婚就算了。法莉玛才20岁,她有时间”那瓦这样对我说。

哈桑追随那瓦二十年,是乐队的打击乐演奏员。更重要的,他担负着乐团统筹这么一个角色。在8个成员里,他最得那瓦信任。开车、接待、订票、保存收据、定服装、平衡团员关系,甚至帮那瓦解决很多他不便出面的私人事务,哈桑永远随叫随到。

我在布什尔住在那瓦家里,由哈桑照料我的生活起居,买饭,订票、改签,买乐器,联系音乐采集;下乡采风他为我开车,帮我拍摄。哈桑英语不好,但是永远尽力帮我打点好一切。一方面,我是那瓦重要的客人,另一方面去年JAVN乐队来中国演出,哈桑感冒了,我给他买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哈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乱说。那瓦对他从不设防,他们彼此心照不宣。该怎么做,不用那瓦授意,哈桑都非常到位。

我记得与他们在中国的一次合作演出,我弹伊朗乌德琴,本来就不像琵琶那么手到擒来,三天时间又临时加了一段新音乐,让我全面崩溃。这是一段节奏性很强的布什尔音乐,有一个及其复杂的特殊节奏型,与中国音乐的节奏相去甚远,以至我怎么都抓不住韵律。那瓦耐着性子给我演示了几遍,见我依旧不灵,他摇摇头走到一边。那些艰难的日子,是哈桑陪着我一遍遍练习,直到最后完全拿下。而那瓦所做的,是开场前“I am sure you will make it ”,以及演出结束后“you are perfect!”

哈桑有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儿子。我在布什尔与哈桑的大家庭聚会,他的兄弟姊妹都像他一样,那么淳朴厚道。哈桑除了在JAVN乐队当打击乐手,还在布什尔的一个小公司当电工,这个第二职业每年给哈桑带来约2000到2500美元的收入。毕竟JAVN的演出不是天天有,还要应付斋月这样青黄不接的日子。妻子没有工作,还有两个孩子要养,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哈桑不抽烟,也没有其他不良嗜好,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全力让家人过得更好。每次见到哈桑忙碌的身影,憨厚的笑容;想到他为生活奋力奔波,毫无怨言,我眼睛里总有泪花。他就是那种会让你想掏心掏肺对他好的人。

“finish!”我如梦初醒。哈桑笑着拍拍我,把DV递过来,

“sleepy?”原来,还在我发呆的时候,他早已为我拍好了新一段舞蹈,每一段音乐的名称也清晰地记录在小本上。我惊讶地望着他,感动又感谢。的确是困了,伊朗冬天的时差比北京晚四个半小时,他们又及其喜欢晚睡。我在那瓦家的日子里,深夜12点来客造访都是稀松平常!果不其然,那瓦的信息进来,告诉我晚上有客人约见。

“go!”哈桑一踩油门,把“标致”开成航天飞机,一骑绝尘,消失在布什尔乡村茫茫夜色中。(文章人名均属化名)

51官网微信 QR CODE
加国无忧微信
51官网微信 QR CODE
多伦多热点微信
分享
分享新闻到
微信朋友圈

扫描后点右上角分享

0 评论 | 注册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