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算得上一个"汉奸"?如今门槛越来越低了

9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21年8月19日 14:06 来源:明白知识

给人扣上“汉奸”的帽子本来并不容易。

只要随便查一下字典,或是百科,就可以了解到,“汉奸”需要很多关键要素。

◆ 《辞海》对于“汉奸”的释义。图片来源:《辞海》网络版

第一,“汉奸”必须是“投靠外国侵略者”,这就要求必须在一种战争背景下,“汉奸”才能存在。

第二,光是投靠还不行,“汉奸”还要“出卖祖国利益”。这一点,“汉奸”要和“卖国贼”一样,得卖点什么,要么是土地,要么是人口,要么是情报。如果什么都不卖,只是在心里或者嘴上支持外国侵略者,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汉奸”的群体。

所以,一般意义上讲,当“汉奸”门槛还是很高的。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从1937年末就开始倡导对日本的亲善,两年之后的1939年才被国民政府定义为“汉奸”的原因。而汪精卫真正被广泛认为是“汉奸”还是在1940年建立汪伪政权之后。

◆ 1941年3月,南京,街头竖起了汪精卫的头像标语。图片来源:新浪微博@唐哲同学

可见,想成为实至名归的“汉奸”也是需要努力的。

不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汉奸”的门槛越来越低了。

从需要卖国、卖地、卖情报才能成为“汉奸”,到只需要与敌国关系密切就可以叫“汉奸”,再到仅仅口头支持敌国就叫“汉奸”。最后,只要对敌人不够强硬,甚至沉默,什么也不干,也可以当“汉奸”。

这还没完。甚至和平年代,没有敌国,也可以当“汉奸”,只要一个人说了和主流话语不一样的话,就成了“汉奸”。

写日记、旅游、吃饭、买车、发发牢骚,都可以直接成为“汉奸”。最离谱的是,科学家阐述科学,医生发表对疾病的看法,也可以被扣上“汉奸”的帽子。

这就是最近最为魔幻的事。

如果像张文宏这样作为医生发表一下自己对疫情的看法都可以成为“汉奸”的话,那么,恐怕古今中外的所有名人,基本上都得是个什么“奸”了。

首先,孔圣人恐怕就是鲁国的“鲁奸”,他四处周游,到卫国、郑国、宋国到处游学、求职,是不是“里通外国”了呢?

而那些和孔子一样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哲人,恐怕都难逃这一罪名。

由此看来,一门心思出国取经的玄奘是不是更是妥妥的“汉奸”?

总是想去日本的鉴真是不是也是呢?

近代康有为、梁启超总觉得日本制度好,想要效仿,是不是更是了?

这还只是中国的,其他国家也都有各种“奸”。

柏拉图出生在雅典,但却仇恨雅典民主制,跑到叙拉古去当“国师”,肯定算是“雅奸”;

亚里士多德是色雷斯人,却去教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让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了自己的故乡;

◆ 拉斐尔画作《雅典学院》。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的雅典学院为题,以古代七种自由艺术:即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为基础,表现了人类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图片来源:Wikipedia

这两位肯定是“卖国贼”中的佼佼者。

伏尔泰一生都想当英国人,热情讴歌了除了自己祖国法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

法国的托克维尔去了美国之后,写了上千页的巨著歌颂美国制度并贬低法国制度;

雨果看到英法火烧圆明园就痛骂法国政府;

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后来却帮助德国的敌国美国做科学研究来对付德国;

上述所有人都是我们今天公认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们有的完全反对自己的国家,有的是对自己国家爱之深、责之切。

如果以今天对张文宏的标准来看他们,他们就全都是“卖国贼”或什么“奸”。

显然,错的不是他们,而是当下人们心中的“汉奸”标准。

而实际上,今天那些看到别人的观点和自己不一样,就给别人扣上“汉奸”帽子的人,从来也没有想过“汉奸”的标准是什么。

或者说,在他们看来,“主流”就是标准,“多数人”就是标准,与这些相比,什么科学、真理、正义,都不值一提。

张文宏在新浪微博撰文,表示在南京疫情压力下,“我们再次看到病毒的无时不在。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未来的风险一直会有。世界如何与病毒共存,各个国家都在作出自己的回答”。

这一针对新冠感染情况、疫苗有效性的科学判断,却遭到了鄙视、讥讽与谩骂。

许多人并不在意病毒学界广泛的共识,直接给张文宏扣上了“向病毒投降”、“博眼球的网红”的帽子,认为他是“卖国贼”。

张文宏只是针对疫情防控提出一些合理建议,指出“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智慧”,就可以遭到围攻,围攻他的人完全不讲道理,也不想讲道理。

就算张文宏真的就建议“共存说”,也不代表他就否定“清零说”,这两点真的就是水火不容的吗?

而就算这两点是绝对非黑即白、矛盾的,那能推导出他不爱国吗?

就算他不爱国,能推导出他就一定在卖国吗?

这其中每一环都缺乏强因果关系,每一环都不能推导出下一环,可偏偏就有那么多人在拥护这种说法。

根本上,这种思维的症结就在于滥用“汉奸”一词,而这种滥用在于一种“敌我”的斗争思想。

这种思想在和平时代,就在自己人内部寻找叛徒。而一旦开始了寻找叛徒,就会陷入无止境的深渊之中。

原因很简单,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声音。总有大多数人的声音和少数人的声音,这是一个常态。

而一旦把少数人定义为叛徒,将其完全消灭掉,那么剩下的人中就还会产生少数人。

就算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弱势的一方仍然可能被以这种方式变成叛徒。

而即便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还可以和自己继续斗争,用自己的主流思想对自己的非主流思想进行战争。

这么下去,就是精神错乱的不归路。

然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用爱国一类的抽象概念来区分敌我,然后用屁股决定脑袋。谁的屁股没有坐对地方,谁就是斗争的对象。

这一套逻辑一旦生成,就会迅速发展壮大,几乎不可逆转。

而在这一逻辑的笼罩下,陷入疯狂的人们极少想到逻辑的前提其实也是值得怀疑的。

爱国真的是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依据吗?

当爱国和真理、正义、自由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坚守哪一方呢?

爱国和爱人类,哪一个更高?

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应该爱德国,还是应该反对德国?

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人,应该爱日本吗?

还有,国是什么?是一片土地,还是一种文化,还是一些人,或者是一个政权?

当这些之间互相矛盾的时候,该坚持哪一个?

这些本来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可是,如今的网络环境,哪里还容得下讨论呢?

这才是最可怕、最令人担忧的一点。

因为这样下去,不要说讨论问题,任何人只要一不小心说错了话、吃错了食物、开错了车、去错了地方,就直接会遭到“社会性死亡”。

问题在于,谁来定义错呢?是那些叫嚷得最大声、数量最多的人吗?

苏格拉底、耶稣都是这么被处死的。

这还是远的。

不久以前,罗翔也是这样被“骂出微博”(参见我们之前的文章《鲍毓明回来了,罗翔离开了》)。

◆ 罗翔遭到围攻的微博原文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刑法学人罗翔

人是不完美的,会犯错的,人们头脑中的想法总是不同的——这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

一个人只有完美才能说话,而且必须说正确的话,还要让所有人的想法都一致——这样的思维不会缔造好的社会,只会缔造疯狂。

罗翔、张文宏的例子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的从来都是理智、包容、多元的社会,而不是相反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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