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影后 等了初恋40年 美人的倔强与优雅

0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19年5月20日 17:37 来源:十点人物志

惠英红曾轻描淡写地总结自己:“我人生做的事情不多,要饭、跳舞、拍电影,就三个。”

“简简单单”三件事,正是她的人生底色。

她没有安稳的童年,在红灯区街头乞讨十年,见过最极端的人间百态,依然保持着善良与改变命运的信念。她也没有安逸的青春,日复一日地练舞,年复一年地拍武打戏,换来的是不可逆的伤口和被遗忘的危机。

这些她都挺过来了,很难想象惠英红到底拥有多大的能量,才能在不那么友好的命运里,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59岁的她依然很美,不是因为获了多少次“最佳女主角”,而是在她的自信和优雅面前,连岁月也不忍心打扰。

——小志说

1.湾仔

28岁那年,“打女”出身的惠英红为了寻求角色转型,奔赴巴黎拍了一套半裸露的时尚写真集。她的初衷只是为了展现自己作为女性的美,告诉人们不要忘了“我是女生”。

但当时的男朋友黄子扬看到了这套照片后,对她说:“你今天不要跟我去吃饭了,我很多朋友在。”惠英红觉得很受伤害,第二天就提出了分手。


惠英红巴黎写真集

27年后惠英红来到《鲁豫有约》,又说起了这段经历。主持人却万分不理解她的做法:“你干嘛要拍那个写真集呢?如果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男生的话,我现在一定后悔得要死。”

惠英红的“不后悔”,在主持人看来是“那你就没有那么喜欢他。”而惠英红理解的爱情,是喜欢之上的互相尊重,“你再喜欢也没用,因为他没有给你地位。”

主持人的表情和立场,似乎可以代表一类人——宁可丢弃自我,也要牵强地守住所谓的“爱”。惠英红不一样,无论工作、生活,她一直明白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从小我就知道,我不会生孩子。”因为过于辛苦的童年,惠英红从未动摇这个决定。

小时候,她在路边乞讨,警察发现了之后要送她去孤儿院。母亲连忙跑上去,连枪都抢过来了,却还是拗不过警察和法官。

所幸,在孤儿院住了三个月就回到了父母身边,但她始终对一个重复的场景无法释怀。“每次钟一响,所有的孤儿都会挤到门口等着吃饭,每周还要站一排,会有人来,看谁比较顺眼就会领养。”


惠英红小时候

电影《何以为家》里,小男孩赞恩将生他却没好好养他的父母告上法庭。惠英红的顾虑恰是如此,她不责怪父母,却也不敢轻易地让一个孩子开启人生。

在她记忆的最深处,家里有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父亲穿着笔挺的西装,母亲穿着旗袍、戴着珠宝,大姐骑着脚踏车,和他们住的木屋显得格格不入。每当下雨的时候,一家人拿出瓶瓶罐罐放在各个角落,屋里便响起了“滴滴答答”的声音。

照片的背后藏着家道中落的辛酸,也有着惠英红没有体会过的风光。

惠英红的父亲在山东青岛的大户人家里长大,得由佣人背着去上学,是个活在书斋里的公子,母亲是父亲的童养媳。新中国成立后,父辈一家迁居香港,没过多久父亲被人骗去赌博,全部家当输了个精光。

在陌生的异乡、躲不掉的穷困面前,本就内敛的父亲变得更加自卑,去针厂打工还被伤了眼睛和耳朵,养家的重任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那时候的香港,很多孩子被送去学京剧,因为戏班子管吃饭。哥哥姐姐被送走的那天,排行老五的惠英红哭着喊“不要走”。但3岁的孩子还不知道,这场分离的“罪魁祸首”不是家门口拦住她的铁丝网,也不是剧院的大人,而是贫穷。


惠英红一家人

是后来更加艰苦的日子,让惠英红被迫快速长大。

一场台风彻底毁了摇摇欲坠的木屋,惠英红和爸爸妈妈、妹妹四个人躲到了铜锣湾一户有钱人的楼梯底下,饿了就吃饭店要扔的剩菜。为了维持生计,妈妈才不得已带着她们去湾仔的红灯区乞讨、卖口香糖。

那条街叫骆克道,临近维多利亚港湾,军舰在此停靠歇息,成群的士兵到岸上来寻欢作乐。惠英红从小就学会了会察言观色,坐在一家店门口,一年又一年,摸清楚了不同大兵的脾气。“美国的对小孩子最好,英国大兵脾气不好会打你,法国人好一点,但他们没有钱。”

在街边谋生的日子,一过就是10年。惠英红失去了童年,却记住了寒冷中的点点温暖——母亲为了几个孩子先吃饱,总是骗她们:“我好饱啊,今天胃不好。”而父亲则教她们学写字、算数、和下棋,在母亲发脾气时护在她们前面。

她说,那是她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2.信念

只不过,生活依然会将残酷和凄凉展露无遗。

在那条街上,有一位吧女每次遇到惠英红,都会让身边的大兵给眼前瘦小的女孩多一些小费。可有一天,惠英红站在马路对面朝着吧女打招呼,眼睁睁看到她倒了下去。“没有家人收拾她的尸体,警察就直接拽着她的胳膊,把她拖走了。”

在更多人看来,吸毒、出卖身体的吧女不值得同情。儿时的惠英红却用最温柔、单纯的目光在看这一群人,“那时候很多家庭都很穷,通常大的那个就会牺牲自己去赚钱,让小的有书读、家里有饭吃。你以为每个人很愿意做吗?”

惠英红也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但她想寻找一个更光明的方向。

在骆克道尽头的街角,有一家电影院,每天进进出出的都是最有钱的人。影院的门口挂着当红女演员林黛、李菁的大幅海报。这些人在惠英红眼里,都是人上人,像星星一样夺目。她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当明星


惠英红少女时期

离开了湾仔后,惠英红顺利成为了一家夜总会的舞女,17岁就当上了领舞,领着1500港元的月薪。这样的收入,已足以养活一家人,但她的野心远不在此。

起初来到这里,是因为她知道许多女演员都是在夜总会被发掘的。不久后,她果然等来了自己的伯乐。当时,导演张彻、午马和剧组去为《射雕英雄传》物色演员,几个跳得好的女孩被邀请去试戏,而惠英红得到了“穆念慈”一角。

去邵氏电影签约那天,母亲不同意,因为邵氏开的薪资只有500港元。而惠英红想得更长远,“我看到跳舞的领班四五十岁了,一个月就几千块钱薪水,我跳到她那个位置又有什么盼头?”

于是,惠英红偷偷请来姐姐帮她去签约。临走之前,因患癌症而迷迷糊糊的父亲突然醒了过来,告诉她:“不要怕,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惠英红也坚信自己是对的。


1977版《射雕英雄传》,惠英红饰穆念慈

她拍第一场戏时,正好是穆念慈要对去坐牢的父亲说一些贴心话。这场开机戏,来了许多人围观,惠英红丝毫不怯场,她抱着“父亲”边哭边说话,没有一点念台词的痕迹。

“人越多,我就表演得越好,我就要给你们看到最好的。”张彻惊讶她竟然不是第一次拍戏,其实,天分的背后是曾经培养的舞台感和无数次咬牙坚持的信念感。

1979年,武打片已是香港电影的主流,惠英红又抓住了这次机会。

电影《烂头何》开拍后,女主角因为无法忍受被打的疼痛,悄悄离开了。刘家良导演找替补演员时,想起了在一旁跑龙套的惠英红,“让那个女孩来试试吧。”


电影《烂头何》中,惠英红被打40多拳的一场戏

那一场戏,惠英红要被一个男演员打四十多拳,打到一半时她跑出去吐了,回来接着演。刘家良这才想起没有给她防护措施,随手把剧本扔了过去,让她挡在肚子前面。又出去吐了几次后,她坚持拍完了这场戏,“我不能走,如果不熬过这一关,我就没机会了。”

就这样,惠英红拿下了女主角,很快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1982年,她凭借电影《长辈》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得奖时,父亲已经离世,她把电影票放在父亲的牌位面前,告诉他:“我当主角了,你今天晚上要来看我的首映。”


电影《长辈》剧照

邵氏也给她涨薪到了每部戏5万元,从那以后她的每一部戏都是女主角。每次拿到片酬,她都会全部交给母亲。

而这些,都是惠英红用命换来的,受伤最严重的一次,是她从四楼直着往下跳,两块膝盖骨“咔”地一声断了。被送去医院,刚拍完X光,剧组就开始催她。

她选择了立马回去,武术指导抱着她拍完了那场戏,“上身打,下身腿还晃来晃去,那种疼,现在想起来就害怕。”

直到凌晨,惠英红才重回医院打上了石膏。

3.跌落

惠英红成为邵氏的当家武打女演员后,想多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邵氏却不同意,理由是这会破坏她成功塑造的“打女”形象。

当她争取《男与女》时,演了一天就被老板喊走了。而代替她的女演员,是钟楚红。

只是,没有什么会永远受欢迎,只演一类角色的惠英红不会,邵氏也不会。上世纪70年代末,徐克、许鞍华等独立导演迎来了“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邵氏开始走下坡路。

跳槽去了更有实力的嘉禾电影后,惠英红的转型计划依然停滞不前,分到她手里的片子还是武打戏。这一回,连武打片的市场也变成了由成龙、洪金宝等男演员来主导,而形象更柔美的张曼玉、王祖贤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焦点。待香港回归,好莱坞电影也来“搅局”。

自信又好强的惠英红,在40岁之前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危机,片约越来越少,从每年9部到3部,从女主角到小配角,她也拗着不肯接。

“为什么会这样啊?”她不停地问自己。以前,无论是卖口香糖、跳舞、拍戏养家,她一直是被需要的那一个。此时此刻,“不被需要”的感觉让她跌入谷底。

不再接戏后,惠英红放纵地打了一年牌,不愁吃穿却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开了一家美容院,又总被没好脾气的客人刁难,生意不错却让她受了太多气,最后转让了出去。

无所事事的惠英红把自己关在了房里,坐在电话跟前发呆,每天想的还是“他们为什么不找我拍戏?”

负面情绪到达顶峰的那一天,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妈呀,多丑,你没用,你快去死”。当妹妹踹开房门时,她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经过一番抢救,惠英红睁眼看到哭肿了眼睛的妈妈和妹妹,好像一下子清醒了许多。“我不知道她们哭了多久,只知道她们很难过,很担心。我在想,我是非常强的人,为什么走到这一步,为什么要让她们这么担心?”

惠英红用“黑与白”来形容自己的人生色调。要么无惧一切,一直往前冲,总有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要么害怕到躲起来,什么都不做。那段日子,是她唯一一段黑色的经历。

黑暗过后,便是黎明。

她开始面对抑郁症,积极看医生、吃药,好转了之后就去见朋友,四处打听有没有人找她拍戏。这一次她不再挑剔角色大小与类型,从一线跌落,就一坎一坎地爬上去。

直到2008年,她终于等来了导演何宇恒的一句“太好了,我等了你三年”,这才知道《心魔》里“母亲”一角一直都为她保留着。导演不会无缘无故等一位演员,实力之外,惠英红觉得“人最重要的是要珍惜、心地要好,”低谷期有人帮忙,“是因为我曾经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这个角色——一个占有欲极强的单亲妈妈——几乎是为她量身打造,抑郁症的经历给她带来了许多灵感。两年后,她终于等来了第二个金像奖杯,站在领奖台上,她泣不成声。从第一届到第二十九届的这条路,她走了太久,而这一次更加珍贵,“我知道我是属于电影的。”


电影《心魔》剧照

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惠英红讲了一个关于迷雾和悬崖的故事:

大雾天里,她拍完戏后和朋友坐车下山,朋友坐在靠山的一边,她坐在靠悬崖的一边。朋友怕得哭了起来,“她看不到悬崖,想象中就很危险。但我知道车还离悬崖很远,就比较定一些。她一直说要掉头走,我就说不要紧,不是那么危险,慢慢开车,熬过了可能就没有雾了。”

话音刚落,车前的路就明朗了起来。从此,惠英红一直相信,许多当下看起来严重的大事,过后都是小事。

“当你被雾包着,你一定要坚持,要够胆子。掉头走其实更危险,因为那是悬崖。但是原来前面一分钟就已经没事了。这个是不是人生?”

4.母亲

重回一线,惠英红遇到的都是更加需要人生阅历作支撑的角色。比如让惠英红第三次成为金像奖影后的《幸运是我》,她在里面扮演了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芬姨”。

接下这个角色时,惠英红是带着愧疚的。

原来在戏外,母亲也是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只是惠英红一直都没有发现。无数个瞬间,她都以为母亲在无理取闹。


电影《幸运是我》,惠英红饰演芬姨

母亲不会用遥控器,她教了几遍便没了耐心,要是再遇上拍戏不顺,母亲便成为了她的发泄对象:“这么简单的东西你为什么学不了?你烦不烦啊?”

有时候,惠英红收工回来,发现家里一片漆黑,却听到母亲在房间里看电视的声音。早上说好了回家吃饭,可厨房里什么都没有。“那我吃什么?怎么会这样呢?”两个人又是一番争吵。

惠英红以为母亲只是变成了老小孩,哪怕母亲出门后被警察送了回来,她都没有意识到任何问题。“我当时很生气,说她为什么要故意这样整我。因为那个时候她性情大变,屋子也不收拾,自己吃没吃过饭也经常忘记。”

直到母亲70岁,一天夜里吵着要吃苹果。“明天帮你买,你去房间睡觉好不好。”没过一会儿,母亲又从房间里出来了。

“你干嘛要这样?”惠英红忍不住呵斥母亲,母亲一下子摔坐在地上,盆骨、大腿都受了伤。去医院检查,医生却告诉她:“你妈妈有很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你们平时是怎么照顾她的?”


电影《幸运是我》片段

经过进一步确诊,惠英红看到了核磁共振的照片,“头那么大,可脑子才鸡蛋大小”,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着。“我一直以为是妈妈对我不满意,难道我做的还不够好吗?当时真的很想要打自己的感觉。”自那以后,惠英红每每看到母亲,都会想起自己的错。

《幸运是我》开拍前,她告诉导演:“你不让我演我妈妈,我可能再也不会演了,我要给自己一个赎罪的机会。”戏里,“芬姨”有着惠英红母亲的体态、神色,她在“犯错”挨骂时的委屈、反抗,也是母亲的样子。

去年,惠英红和妹妹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没有妈妈的春节”。自从知道了母亲的病之后,每年春节,惠英红都会邀请兄弟姐妹回家过年。母亲走了之后,又只剩她和妹妹两个人了。

惠英红试着炖上母亲拿手的鸡汤,和妹妹穿着一样的新衣服跨年,“每年妈妈都会给我们俩买一样的姐妹装穿,说来好笑,我和妹妹现在还保持这样的传统。”也许,这就是她们怀念亲人的方式。

如今,59岁的惠英红继续痴迷电影,也在等待着戏外的另一种美好。

那是湾仔留给她最动人的回忆——一位18岁的美国水兵每天都去找她买口香糖,到了离开的那一天,他问用粤语对惠英红说了一声“我爱你。”

40多年后,惠英红去纽约领奖,恰好参加了为老兵筹款的公益活动。她环顾四周,记忆中熟悉的面孔并未在场。于是,她嘱托那几位美国老兵,如果身边有人曾经去过湾仔,一定要问他是否还记得扎着一对辫子的女孩。

也许男孩已在战争中牺牲,也许年老的他还会回来。

但惠英红笃定的是:“如果他求婚,我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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