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德国没有成为超级大国的野心

0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19年4月2日 13:23 来源:万维读者网

谁是全球最有权势的女性?答案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

2018年12月,《福布斯》杂志发布全球最有权势的女性排行榜,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连续第8年及第12次位列榜首。在默克尔执政十周年的时候,美国《时代》周刊也曾将她选为2015年度风云人物。在谈及默克尔获选的理由时,《时代》周刊执行编辑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毫不吝啬溢美之辞:“默克尔比多数政治人物敢于向她的国家提出要求,她善用权宜之计,并在欠缺道德领导的形势中不断展现此种领导,因此成为《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

2019年3月18至19日,“全球解决方案峰会”在德国柏林召开。来自全球政治、商业等领域的调查机构、领导者共同探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危机——气候变化、国际贸易问题等的解决方案。在峰会上,默克尔接受了彭博新闻社主编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的独家专访,探讨英国脱欧、数据安全等相关问题。

在被问及“德国在多边主义世界里,是否还会付出更多?”时,默克尔回答,德国确实还要付出更多,但不仅是在设施方面应该确定要给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投入多少军事力量,并不是所有的成员国都只为NATO提供军事力量。过去三十年间,德国都在兢兢业业履行职责,有一些同NATO无关。但仅仅关注军事投入也是不对的,需要关注发展来阻止下一场危机的发生。“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愿望和野心都同德国完全不同,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就制定的政治策略,德国并没有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野心。”默克尔身着套装,在接受专访时语气坚定地表示。

时势造英雄。现年65岁的默克尔初涉政坛之际,正值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时。在此之前,她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物理学,并于1986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或许是理工科的出身造就了默克尔性格中理性且冷静的一面,恰如斯蒂凡·柯内琉斯(Stefan Kornelius)在《默克尔传》中所描述的那样,她“会动手分析她对世界的认识,估量论据,收集事实,再权衡出一个净值”,她甚至把政治描述成了一种线性过程:“只要能让事情至少往前一步,就算知道不会得到一致的掌声,我还是会去做。”

2005年,默克尔就任德国总理,成为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在领导欧洲最大经济体、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期间,她非凡的领导才能向世人展示出“强大的国力可以用于拯救而非毁灭”,德国的经济发展也由此顺势而上。

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从之初的2.861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21万亿元)攀升至2017年的3.677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68万亿元),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欧洲领军者。不仅如此,依托于强大的制造业传统及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德国更是在世界出口大国和全球资本输出大国的榜单上稳居前列,这也无疑成为了过去十多年来德国崛起的重要基石。

宏观的经济表现彰显出“德国模式”的成功之处,而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则为德国的强大注入了东风——而这背后,恰恰也包含了默克尔政治舞台上最吸引人眼球,或者说,最饱受争议的篇章之一。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显露端倪,仅仅一年后导致了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的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由此引爆。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未能幸免于难。2009年,希腊政府宣布,政府当年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之比预计分别达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和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上限。债务危机随后蔓延到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如一场毁灭性的风暴冲击着这个古老却又年轻的经济共同体。

作为市场经济的忠实拥趸,默克尔毫不掩饰自己对债务和政府干预的厌恶。在2008年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一次会议上,默克尔就曾嘲讽雷曼兄弟的倒闭,称他们“应该听听施瓦本的家庭妇女(Swabian Housewife)如何管理好自己的钱袋子”。施瓦本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下属的行政区之一,当地的主妇以勤俭持家而闻名;默克尔多次通过这种方式影射欧元区内部那些不善经营、债台高筑的国家。

默克尔对市场经济的笃信,实际上与二战后德国经济模式的确立息息相关。她在欧债危机中的一言一行,乃至整套“默克尔经济学”的执行,实际上也是对战后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思路的沿袭。在经历了金融海啸后,全球各国央行的紧缩政策一直处在试探阶段,而欧洲央行则在这方面落后于美国多年(直到2018年12月,该行才结束了其债券购买计划)。在2019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默克尔就直言不讳道:“如果你观察大型央行的货币政策,就可以看到我们仍在反复思索这场危机,我们仍然没有走出来,情况应该尽快恢复正常。”

但欧洲央行的“畏手畏脚”是有据可循的。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预计2019年欧元区经济增长1.1%,比三个月前的预测下调0.6个百分点。“与地缘政治因素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新兴市场的保护主义威胁和脆弱性,似乎正对经济信心产生影响,”德拉吉表示,“围绕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的风险仍然倾向于下行。”

而作为“欧洲火车头”的德国,未来的光景似乎也不如想象中那般坚韧。2019年3月中旬,Ifo Institute——德国最负盛名的研究机构之一——表示,德国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可能遭遇腰斩,交出该国六年来最差的一份成绩单。Ifo指出,虽然薪资增长强劲、税收减免措施影响且通胀处于低位的种种利好可能会让德国消费者处于非常良好的环境之中,但这没有改变该机构对2019年德国经济的悲观预期,即2019年德国经济或仅扩张0.6%。

没错,这就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时刻,欧洲大陆从来就不乏制造争议和麻烦的“火药桶”:英国脱欧悬而未决,意大利政坛风云四起,希腊债务危机的后患犹存,就连默克尔的盟友——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在国内不断发酵的“黄马甲”事件中举步维艰。这一切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稳定的复苏态势的跌跌撞撞的步履中显得格外刺眼。那么,在过去十四年中把握了欧洲主心骨的默克尔呢?她个人的跌宕起伏并不逊于这个世界。2018年10月29日,在柏林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默克尔宣布自己将卸任CDU的党首,并且不会再参加总理竞选。“政府呈现的形象是无法接受的,”默克尔说,“我做出这个决定,是想尽我之力让联邦政府重新运作良好。”

对叱咤风云十余年的铁娘子来说,2017年德国的联邦大选几乎等于一场溃败,使之呕心沥血所树立的欧洲权威在平民主义的浪潮之下摇摇欲坠。她耗费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成功组建了执政联盟,但政府内讧不断;她所捍卫的温和与自由的价值观也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

可以预见的是,在默克尔于2021年结束总理任期之前,制约和挑战会一直如影随形。不过,默克尔那不容置疑的驾驭欧洲的能力也未必会缺席。在执政生涯中,默克尔团结了欧元区,尽量避免批评欧洲央行的政策,支持制裁俄罗斯以及建立强力的北约军事同盟,同时也毫不掩盖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十四年波谲云诡的时局里,默克尔始终是一名舵手,带领德国迎来了冷战后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也成为了欧洲政坛最为倚赖的定海神针。

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安德蕾亚·纳勒斯(Andrea Nahles)曾表示,在默克尔最初掌权时,许多男性政客和记者“嘲笑她,说她软弱”,但“她有很强的意志,多数情况下比党内批评人士更加冷静。”终其根本,默克尔这一特质可能正是她无往而不胜的法宝,让她一路披荆斩棘,直到政治生涯的最后一个瞬间。

以下即为此次“全球解决方案峰会”上,米思伟对默克尔总理专访的重点摘录。

非常感谢你,默克尔总理。你非常完美地给我们诠释了多边主义,以及其同国家主义相比的不同之处,并涉及气候、非洲和数据问题。首先,我想同你探讨一下多边主义和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些问题,你谈到中美国力的变化,还涉及到中国的公司华为。美国表示要禁止其进入德国,那么你会为华为要参与5G竞标而开心吗?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奉行多边主义国家彼此信任的例子。

目前为止,华为确实为很多国家都提供服务,在德国逐渐向5G技术靠拢的时候,这个问题肯定会被放大。华为的系统非常复杂,很难追踪,所以联邦政府才会对其加以限制。但我们不会禁止某一个公司或者某个供应商,在5G的技术上,我们有适应国情的一些具体要求,并会进一步将其写进相关法规中。我们也会加强同合作伙伴的沟通,因为很多问题仁者见仁。但我觉得我们要做到两件事:首先,不要公开讨论敏感话题,第二:不要单纯因为某一个公司来自某些国家就对其加以限制。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能听信片面之词,中国的法律法规与我们的法律大相径庭,必须要谨慎对待,这些都是我们在同合作伙伴洽谈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这就是你对这件事的态度吧?

是的,我要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之处,而欧洲一直奉行多边主义。

你提到说在金融危机末期曾同前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合作过,后来是奥巴马总统,但没有提到现任总统特朗普。我猜测如果你同特朗普提多边主义的话,他可能会说:我最关心的最大的奉行多边主义的组织是北美国际公约组织(NATO)。德国现在的GDP增速只有1.24%,未来目标是达到1.5%,但还是比美国说的2%慢很多。如今你们的财务部长发言说你们的GDP计划调整为1.25%,这个同最初预期相比又低了很多。显然作为多边主义国家,你们应该加大对金融方面的控制。

我当然不会去这么做,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由联合政府共同制定预算计划的。但很感谢你这么问,因为我正好借这个机会讲清楚我们一直在公开讨论的问题。2019年我们的GDP是1.35%,至少根据预测是这样。在NATO方面的支出,我们在几年内从1.18%增长到1.35%,可能会因为预算方面的增加GDP增速达到1.37%。纵观我们过去十年的财政中期计划,每年的固定支出才是最关键的,这些支出每年都会被进一步提高。

显然现在并不是预测2021年经济、预算情况的最佳时机。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我们的经济已经实现了从1.18%增加到1.25%再到1.35%,很有可能是1.37%。因为我们的起点比较低,所以我有理由相信,我们未来可能会达到2%,但是首先中期先实现1.5%的目标。

我理解,这个数字对美国总统或者欧洲的合作伙伴来说可能还不够让人满意。但是就像有人说过,我们应该关注国防支出,同时我们也可以减少一些发展成本支出,但这些都被我们拒绝了。我们曾在一对一的合作条款中就做过这个表态,我们是对叙利亚等人道主义救援的最大捐赠国之一。美国总统批评说我们接纳了过多的难民,但我们希望能帮助那些难民,如果他们想要在离自己逃离的家乡最近的国家安家立业,那我们应该资助他们。我们在2015年接纳难民的决定并没有错,我们错的是没有考虑这些难民曾经有的沮丧还有需求。他们的需求迫切到不得不相信一些违法商人从而酿成了一些祸事,这是我们犯下的错误。德国会朝着GDP增速2%的目标努力,但不会因此减少财政赤字。

德国的外交政策非常不同,在多边主义世界里,你们还会付出更多?

我们确实还要付出更多,但不仅是在设施方面,应该确定要给NATO投入多少军事力量,并不是所有的成员国都只为NATO提供军事力量。比如说美国就也在亚太区部署,目前正在放眼其他地区,这我都理解。我们需要探讨当今发生的问题,以及我们能对打击恐怖主义做出什么贡献。过去三十年间,德国都在兢兢业业履行职责,有一些同NATO无关。但仅关注军事投入也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关注发展来阻止下一场危机的发生。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愿望和野心都同德国完全不同,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就制定的政治策略,德国并没有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野心。

贸易协定的问题,你担心这会成为在欧洲、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美国乃至在中国的壁垒,然后世界贸易最终以失败告终吗?

即使有壁垒,我们也终究要同其他国家合作交易,我并不认为情况会那么糟糕,总会有比现在更好的解决办法出现。即便美国已经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协议也会有很多方面。我们同新加坡、日本和新的NAFTA之间的协议有一些不同,这都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竞争环境都不同,这也导致了很多不同之处产生。我们最终的目标是确立全球经济新秩序,但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事有待加强,显然人们都需要为自己国家的利益争取。我们来聊聊欧洲的贸易壁垒问题。

你们周四举办了峰会,跟英国脱欧有关。众议院发言人希望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修改提案,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峰会上你会同她讨论新的协议内容吗?

现在我们要看特雷莎·梅的想法,她的期待,并尽力给出回应,但我们并不能单独对协议内容进行沟通。英国政府过去一直在对协议内容开展友好协商,力求能达成一致协议。所以我们要静观其变,耐心等待英国政府的下一步举措。

你有没有个人倾向,说给他们一段时间延期以不影响欧洲大选,比如说给他们一年时间把问题解决?

我真正的想法是看,即便英国最终退出欧盟,也要同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不仅符合德国的发展利益,也对27个成员国有利。特雷莎·梅很认真地表示:英国还是欧洲的一员,只是会离开欧盟。因为地理位置决定我们有很多的共同利益,英国也一直奉行多边主义原则,我们在国防以及恐怖主义安全上合作紧密。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清晰的法规条款,即便现在还没达成一致的协议。我会为实现英国平稳脱欧而努力争取。届时27个成员国都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往往期待值越低,结果可能反而会更好。

我知道你同特雷莎·梅有过交流,因为她是英国首相。我也知道你并不愿意干涉他国主权内政,但这些问题显然要由国会,而不是政府来决定。如果英国有鲍里斯·约翰逊等脱欧派站在你面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跟我同特雷莎·梅讲的内容一样,这并不会因人而异。我会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想法,然后等待其他人的回应,我们要尊重国会的决定。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大权在握,没有国会的投票和国会的多数票数,在制定政治决议上将寸步难行。我们也要理解众议院的工作步骤,众议院也对政府工作有很大帮助。所以说无论谁站在我面前,我都要进行一场基于共同利益进行的谈话。

我想知道你支持德意志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的合并问题吗?

这是私营领域的问题,联邦政府不会对此发表公开评论。一旦两个合作方达成了协议,我们会有兴趣对合并的未来分析。因为我们仍然在德国商业银行持股15%,但这些都是私营企业的决定。至于说潜在的挑战、机遇和风险,只有股东才能对其进行评估。政府有时候会投资一些领域,这并不足为奇,我在等待股东们的最终结果。

谈到欧洲的多边主义问题,你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协议是:法国将会进行改革,你会帮助推进欧洲的进一步一体化。法国确实在改革,但却并没有什么一体化进程推进,这是不是一种批评?

不是,每个国家都在自己要从何处开始改革莫衷一是。最终法国和德国要看能否说服其他欧洲成员国,这不是新鲜事。欧盟区的建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德国和法国的方式一直都非常不同。法国为了维持稳定性,要求限制不能过于严格,而且他们更关注劳工市场以及就业状况。而我们在金融领域就更为严谨,在资本市场也是如此。还有除了德国、法国的其他25个成员国,抱歉我已经把英国去掉了,我们会先说服成员国,这个任务非常关键。

相比较欧盟来说,你会不会优先考虑德国的利益?

不会,我对妥协持开放态度,且我已经妥协了很多。大家一直都激烈地批评我们的知识产权法,法国也强调保护初创公司以及其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这也导致了我们的协议中存在一定冲突。在八年、十年后,我们终于制定了保护版权的大众法律,知识产权方面我们不得不做出妥协。很多年轻人反对,但我们必须要妥协,这是多边主义的一部分。

你在上一场峰会中提到我们在数字时代需要公平的税收体系,公司要怎么去做?尤其是大公司,比如说Facebook和Google。

说到税收,我们在朝着最低税收的目标前进,如果能有国际化的方案,我们能更好的解决问题,经合组织也在致力于此。如果到2020年下半年,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全球通行的解决方案,我们至少能提出在欧洲通行的方案,当然我们的目标还是前者。这个时间点其实很好,因为美国正在实施税改,为了支持我们刚讨论过的一些问题,为了支持多边主义发展和应对全球挑战。你对企业领导者有什么要求?我要求商界的领导人必须要能预见未来可能会迎接的挑战,比如说气候变化问题、同时他们要有长期的战略眼光,支持公平税改。企业界的领导者在很多领域往往比我们从政人士对机遇的触感更敏锐,他们要同我们分享。我们支持社会市场经济,不仅仅是政府,各行各业都要担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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