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惊世界枪案丧子后抗争7年 科学家父亲自杀

0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19年4月6日 17:42 来源:红星新闻

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震惊世界的枪击案,一名枪手闯入校园,杀害了20名儿童和6名成年人,其中一名遇难者是时年6岁的小男孩阿维埃尔·里奇曼。

时隔七年之后,在上周,阿维埃尔49岁的父亲,杰里米·里奇曼被发现在办公大楼内自杀身亡。

↑里奇曼被发现在办公大楼内自杀身亡(图自: CNN)

这两声相隔多年的枪响,宣告了一个家庭的悲剧。然而,在他的生命终结前,这名科学家曾经和自己的妻子忍受悲痛,为研究大脑中暴力的密码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就在枪击案发生之后不久,一个问题开始困扰阿维埃尔的父母。“我记得我问,‘为什么有人走进学校,杀了我的孩子?’”阿维埃尔的母亲,詹妮弗·亨塞尔回忆,“我需要知道答案,我必须得到那个答案。”

为了追寻这个答案,亨塞尔和她的丈夫里奇曼利用了他们独特的专业知识——他们都是科学家,里奇曼是一位在研究人类大脑方面经验丰富的神经学家。他们开始了一项任务,试图解开暴力犯罪者内心深处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黑暗动机。

而这也成为了里奇曼余生致力的全部工作。直到上周,49岁的他被发现在办公大楼内自杀身亡。

生前,里奇曼曾一直孜孜不倦的倡导关注,筹集资金,并与妻子一起成立了以儿子命名的阿维埃尔基金会(Avielle Foundation),致力于为脑科学研究注入更多资金。

对于阿维埃尔基金会来说,里奇曼是一个灵魂人物,对于受害者、执法者、科学家,他是孜孜不倦的代言人,他接受采访、进行演讲、公开科普——除了拥有渊博的知识,里奇曼的天才还在于他能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非专业人士“翻译”出他们的研究成果,以便让其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得到普及和关注。

“里奇曼是一个被身边所有人深爱的人。”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埃斯·罗宾逊(Ace Robinson)说,“你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家庭谈论过任何特定的大屠杀凶手,他们挂在嘴边的问题经常是‘有哪些理论能够确保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带来改变?’”

↑桑迪胡克小学为纪念枪击事件树立起的木板天使(图自BBC)

“千百年来,人类的生存依赖于与他人的联系和信任。”

在生前曾经向里奇曼约稿的专栏编辑心中,里奇曼是孜孜不倦,而且常常是滔滔不绝的。

他致力于研究人类对自己行为的了解和不了解,将复杂的神经学概念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表述,并对全球遏制暴力方面的支出情况如数家珍。

他是一个耐心的人,但同时,他的情感是迫切的。“我们需要真正专注于大脑科学,并应该将谈论科学常态化,让每个人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感觉很自在。”里奇曼说,“我们要尽快将这些无形的东西变得有形起来。”

他开始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代理人、经纪人,甚至发言人,包括专业研究者、执法人员和那些被暴力悲剧抛在身后的日渐被遗忘的遇难者家属们。他们要求进行更多研究的呼声常常被有关枪支管制的浪潮所掩盖,他们还希望讨论更多实质性问题——不仅仅是精神疾病。

里奇曼成为了他们的耳朵和嘴巴,让很多人都似乎要忘记,他本身也正是承受着巨大丧子悲痛的父亲,而他在枪击案之后的多年还同时承受着某些阴谋论者的攻击、诋毁甚至死亡威胁——

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之后,一波阴谋论者立刻涌现出来,他们坚持认为此次枪击案只是“某些禁枪人士炮制出来的一个谎言”,并借此对一些在事后呼吁奔走的父母进行威胁。此前,已经有两名阴谋论者被起诉,而里奇曼也协助起诉了其他阴谋论者,希望让他们能够受到法律制裁。

他的角色似乎已经太多。

杜克大学教授、里奇曼的朋友特里·莫菲特(Terrie Moffitt)说,把暴力行为的研究与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联系起来,只会妖魔化一个主要是非暴力的群体。

莫菲特是一名神经科学家,也是里奇曼的同事。他在回忆起里奇曼时曾经表示:“他告诉我,千百年来,人类的生存依赖于与他人的联系和信任。”

“因此,人类的大脑必然是为爱而设计的。如果人们突然对无辜的人类同胞变得暴力,他们的大脑里一定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器质性病变。”莫菲特说。

↑在去世前一周,里奇曼还在佛州太平洋大学发表了演讲(图自Raw story)

“大脑中发生的事情,都拥有有形的根源”

里奇曼曾经抱怨,医生从来不会对病人说,“你是流感”或者“你是骨折”,然而一到精神状态的问题时,很多医生却经常给他们贴上他们所患疾病的而标签,比如“你太亢奋”,或者“你是双向情感障碍”甚至“你是抑郁症”。

他认为,这些标签会让一个人蒙羞,会让人们在危险的想法出现的时候,率先进入责怪自己的自怨自艾状态。

“我们承认胃、心这些器官都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很多人仍然认为大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实际上,大脑中发生的事情,都拥有有形的根源,”里奇曼解释到,“我们想说的是,我们的行为来自大脑,因此我们需要摆脱性格判断或个人缺陷的感觉,否则,人们只会害怕为自己或所爱的人寻求帮助。”

与此同时,其他校园枪击案受害者的家属也一直自发出同样的呼吁。

2015年,《纽约时报》采访了约瑟夫·萨马哈(Joseph Samaha)——他在2007年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惨案中失去了女儿雷玛(Reema)。

当时他正在领导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家庭外展基金会(VTV Family Outreach Foundation)发起的一项行动,旨在帮助大学校园的工作人员在发现学生的行为有问题时,及时向正确的人发出警告。此前,这起案件中的教师们对枪手的文字感到震惊,并向政府发出了警告,但这些行动最终并没有阻止33人死亡的惨剧发生。

枪击案发生后很久,围绕着枪手暴力思想的警告信号一直困扰着萨玛哈和其他家长。

“这是一门科学,”萨马哈2015年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说,“这是一条更长的路,但是,这是我们必须种下的种子。”

大脑扫描:揭示犯罪者脑部构造区别

几十年来,被称为神经犯罪学家的研究人员一直在研究反社会、暴力和犯罪行为背后的科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阿德里安·雷恩写了一本关于暴力思想的书,并成为里奇曼的朋友。在过去的40年里,他的发现一直是该领域的关键,他是里奇曼的阿维尔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

雷恩的大部分工作是基于使用大脑扫描直接观察罪犯的大脑,他所使用的技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有了令人惊叹的发展。尽管截止到目前,它的使用仍然受到怀疑,但是大脑扫描和该领域其他形式的生物研究仍然具有相当启发性。

雷恩的一项研究发现,犯罪行为与大脑前部或前额皮质功能低下有关。他所研究的罪犯经常表现出糟糕的计划和决策能力,缺乏看到后果的能力。与之相关的是,精神变态者通常表现出杏仁核的问题,这也正是连环杀手缺乏悔意的原因,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能力同情他人的痛苦。

↑近年来,脑部扫描变得越来越敏感,数据科学家已经改进了解释这些数据的方法(图自CNN)

犯罪学研究也集中在边缘系统。它控制恐惧、饥饿、愤怒和焦虑等情绪,由丘脑、海马和杏仁核组成。如果边缘系统和前额叶皮层配合得很好,它会推动我们行动,但如果我们走得太远,它也会把我们拉回来。大脑边缘系统会建立起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会唤起罪恶感、羞耻感和尴尬感。

比如,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可能会到想要做点什么,但我们从本质上知道这可能是错误的选择,这既是一种后天习得的反应,也是一种生理反应。

尽管如此,瑞恩认为,解决暴力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的迫切需要,已经超过了解决生理因素,占据了中心位置。

“我认为公众现在比过去更加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大脑的差异塑造了暴力行为中的个体差异,”瑞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但这些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用于预防暴力,则是另一个问题。”

生前曾帮助制定精神卫生改革法

“基金会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

多年来,阿埃维尔基金会一直在杜克大学、北科罗拉多大学等地资助研究。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早些时候支持的一项针对双胞胎的研究,后来获得了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一笔大得多的资助。该研究比较了同卵双胞胎和父系双胞胎,以帮助弄清环境和基因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里奇曼和他的基金会同事也是国会的常客,他们帮助制定了精神卫生改革法。2013年,时任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宣布向精神卫生服务追加1亿美元资金时,他和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埃斯·罗宾逊(Ace Robinson)就坐在他旁边。

↑里奇曼和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在国会办公室(图自SBS)

罗宾逊说,该基金会的使命是为治疗筹集资金,但也是为了教育公众,“里奇曼在处理桑迪胡克小学的悲剧时,超越了那个夺走他孩子生命的人的行为。相反,他想要解决所有促使枪手采取行动的社会和神经科学问题。”

在里奇曼去世后,他的一位支持者和他的妻子创建了一个GoFundMe页面,支持阿维尔基金会(Avielle Foundation)和他的两个年幼的孩子。

在募捐的主页上,里奇曼的妻子写道:“阿维埃尔基金会的工作很有意义,但是,我们的英雄和我的挚爱,是真正的灵魂性人物。他已经因为无法逃脱的悲痛离开了我们,现在,我们要通过我们基金会的持续工作来纪念里奇曼。”

里奇曼生前曾经表示,希望人们能在各种情境下对心灵有更多的了解,不仅仅是暴力,还有孤独、悲伤和绝望——随着校园枪击事件不断增加,各种自杀事件也在增加。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墨菲(Chris Murphy)在里奇曼去世前两周还曾经与他坐在办公室里,与他探讨如何扩大基金会的范围。自始至终,里奇曼从来没有满足于让人们充分了解大脑有多邪恶,他想做的还有更多。

“里奇曼了解大脑,他知道大脑是如何狡诈的诱使你走向暴力和自毁,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挣扎,”墨菲说,“这说明,对于其他正在经历创伤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困难。”

在里奇曼生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台采访时,他曾经谈及自己每天的挣扎。他说,女儿死后的那段时间,他唯一的感受是“无尽的心痛”。

然而,当他被问到其他人应该做些什么去缓解他的痛苦时,里奇曼的回答是:“讨论大脑健康,谈论你的感觉和做事的动机,并认识到大脑只是另一个器官……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感到沮丧,这不是性格缺陷。”

“里奇曼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超越个人悲剧的能力,他认识到我们迫切需要了解暴力的原因,以防止悲剧在未来再次发生,”里奇曼生前的同事雷恩说,“这既需要惊人的情感勇气,更需要清晰的思维和冷静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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