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岁的贝聿铭:在美住八十年 还觉得是中国人

2 评论 加国无忧 51.CA 2019年4月27日 17:47 来源:建筑vs艺术vs音乐

今天是2019 年 4 月 26 日,著名的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在今天即年满102周岁了(生于1917 年 4 月 26 日),贝老的一生可谓辉煌而成功,为世界建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促进了东西方建筑及艺术的融汇,是当代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之一,亦是学贯东西的一代宗师。

在此,我们祝贝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让我们一同来走进贝老的伟大杰作和深邃的思想吧。

——我所属的那一代美国建筑师,是从现代运动的开创性观念成长茁壮,坚信现代运动在艺术、科技与设计的卓越成就。我也强烈感受到,多年来许多陈词滥调之作皆以现代主义为名。然而,我相信这项传统的延续性,因为它绝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一股活生生的力量,激励并影响着当代……

建筑师会刻意去研究光线下的体量互动、探索空间里移动的秘密、检视尺度与比例,最重要的是,建筑师会寻找场所精神的特质,因为没有任何建筑物是单独存在的……

我相信建筑是实用的艺术。建筑要成为艺术,必须以需求为基础。就我看来,表现的自由,是在每一件案子经过深思熟虑的范围内行动。达芬奇曾说“力量生于限制,死于自由。”把这句忠告铭记在心,将能获益良多。

代表建筑

苏州博物馆,中国苏州,2006

卢浮宫改建,法国巴黎,1993

梅耶森交响乐中心,美国达拉斯,1989

中国银行大厦,中国香港,1989

国家美术馆东馆,美国华盛顿特区,1978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美国科罗拉多州柏德市,1967

1

苏州博物馆

SUZHOU MUSEUM

中国苏州,2006

建筑的存在,是为了改善生活。建筑不光是空间中一个供人观赏的物体,若将建筑矮化至此,未免太过肤浅。建筑必须包含人类的活动,必须使其显得尊贵。

苏州博物馆灰与白的色彩,与苏州古城采用的传统颜色一致,并与这一带的绝美园林互补,其中有九座园林已名列世界遗产。

这件案子很特别。我在苏州长大,离上海不远……而这个地点(注:建筑基地)实在再令人兴奋不过了。那是一块很特别的基地,周围是漂亮的园林。我想这件案子会触动我与过去的关系,我的祖先、我的故乡。

精心挑选的树木给馆内花园增添了一丝雅致

苏州博物馆有别于香山饭店及其他许多案件,在三度空间上有所差异。其他案件都是平屋顶。我为苏州博物馆提出不同的体量解决方案,这是主要的变动。

池塘背景是由贝聿铭设计的石艺墙

我的家族庭园历史,可追溯至元代的道僧。然而品味日益下滑,直到我叔公决定改变(注:知名颜料商贝润生)。他们在不远的太湖选了石头,然后养石,亦即把挑好的火山岩放在水中浸个十五、二十年。他们会在上面凿洞,再放回水中,让它继续浸蚀,直到石头变成美丽的东西。这就是石头的制作过程,在苏州很常见。石头在园林就和雕塑一样重要。元代的诗人与画家会造石园林,但后来已没有画家与诗人做这件事了……我派了年轻建筑师到山东省的采石场,带四五十块石头回苏州。我选了大约30块,而在2005年,我去到那儿,看见石头全放在地上,于是我坐在桌子中央(现已是池塘),看着墙壁……那里有一台起重机,于是他们依照我的意思,把石头定位。我在那里呆了约1周,最后看起来还算不错。

苏州狮子林,贝聿铭的原乡

我是到了后来,才意识到以前在苏州的时光让我学到什么。回顾起来不得不说,没错,那段时间影响了我,让我知道人与自然可以互补,而不是只有自然。人的手与大自然结合之后,就成了创意本质。

生活与文化的差异,势必影响博物馆的设计,以保存、展览其艺术品。

一座给上海的博物馆

1940年代初期,贝聿铭在哈佛设计研究所师从格罗皮乌斯,曾经质疑现代建筑的一统性。他主张,现代建筑应该探索生活与文化的差异。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我说,我想要对自己证明一件事:建筑的国际化是有极限的。会这么说,是因为世界各地气候、历史、文化与生活等种种差异,必然会影响建筑表现。……格罗皮乌斯说:“你知道我的观点,如果你认为你是对的,那就去证明吧,一定很有意思。”于是我选了一个主题:为上海设计一间博物馆。

马塞尔·布劳耶

我做了一个立体派色彩的设计,交给老师看。马塞尔·布劳耶认为这是哈佛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创作案件。

贝聿铭作品:上海博物馆(1948年,未建设)

上海博物馆是一个收纳艺术品的容器,这些艺术品和西方艺术品很不一样。从文艺复兴以来到十九世纪的欧洲艺术品,多半是艺术家接受委托,赞扬教会或国家的力量。但是中、韩、日的东方艺术品,则是供私人赏玩。例如重要的画作,并不会长时间挂在墙上。那些画作是让人摊开、欣赏一番之后,再卷起来收好。

建筑是一种艺术形式,这一点毋庸置疑。也难怪我对立体主义开始发生兴趣,就是感受到它与建筑之间有某种共生关系的时候。就这方面而言,柯布西耶的作品无疑影响了我。

勒·柯布西耶

博物馆是恒常的

我向来对公共建筑最有兴趣,并认为最好的公共建筑案就是博物馆。我偏好博物馆,是因为它总结了一切……我在盖博物馆的时候总会学到许多事情;如果我不去学,就无法设计。

2

卢浮宫改建

GRAND LOUVRE

法国巴黎,1993

卢浮宫改建将在我的建筑师生涯占据第一的位置。

他们会找上我做这件案子,实在太令我意外了。你知道法国人的,就更别提巴黎人了,卢浮宫在他们心中是深具纪念性的建筑。

找美国华人来做案子,实在太出乎我意料。……法国总统密特朗是学建筑的,在找我之前,他曾做了许多研究。他说:“你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做出了特别的东西,把新与旧整合在了一起。”

我虽然兴奋,却没有立刻答应接下案子。反而告诉密特朗,我需要四个月的时间探索案子,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接受委托。八百年来,卢浮宫对法国人一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建筑,反映着他们的历史……我在这四个月好好研究了一番,要求造访卢浮宫四次,每个月去一次……密特朗都答应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设计什么,是不可能为自己的设计辩护的。

卢浮宫是你一辈子绝无仅有的挑战。

我明白卢浮宫的建筑是不可以切断的,因为它的身份强烈,大家的眼光会马上拒绝任何建筑物增设的部分。因此,我决定让自己扮演景观设计师,而非建筑师。给我最多启示的,是勒诺特(注:安德烈·勒诺特,法国景观建筑师,1613-1700)……玻璃能映照出卢浮宫与天空……我喜欢想象为喷泉、为金字塔赋予生命的是法国精神——即使是由一个美国人设计。

为什么用金字塔?就形式而言,金字塔与卢浮宫的建筑内容最相容,尤其卢浮宫有着多面屋顶。金字塔以玻璃与钢构成,意味着与过去的建筑传统区分,是属于我们时代的作品……金字塔具有象征性入口的功能,由此进入庞大的复合体,里头是蜿蜒相扣、不存在中心的建筑物。

3

国家美术馆东馆

EAST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美国华盛顿特区,1978

这座建筑物必须联系朗方于1789年规划的建筑群(注:皮埃尔·夏勒·朗方,1754-1825,法裔美籍建筑师与土木工程师),以及1900年麦克米兰继续发展的建筑物(注:参议员詹姆斯·麦克米兰,华盛顿特区核心地区重新设计的主要倡导者)。

我认为新的建筑必须与原有的建筑群联系起来,尤其是约翰·罗素·波普设计的西馆。这与社区的居民关系有类似之处。在我心中同样重要的,是这栋建筑物必须能代表它的时代。或许是我内在的华人思维,让我如此尊重和谐:我深信一个地方的整体,比个别部分更伟大。

基地是三角形,而且不是等边三角形,因此我们在面对一旁的西馆时会出现困难。西馆是古典建筑,位于东西/南北完全对称的基地。而我们必须在此设法做出联系,才能成为整体建筑群的一部分。所以轴线必须从旧建筑开始,之后当你来到这个不规则的基地,要找出能配合轴线的三角形,其他地方则成为另一个三角形。案子由此展开,重点是寻找与西馆轴线的关系,并将剩余地方放进另一个三角形。

巴洛克来源“秘诀在于曲线表面”。

基地是三角形。一开始我觉得很棘手,觉得自己得去克服这一项限制。有时你试着去解决一项问题时,可能会灵机一动,化阻力为助力。这次的灵感则与透视法有关。我参观过许多伟大的建筑,尤其是在欧洲,从中学到关于移动与透视的一课。最后我找到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德国南部的维尔增海利根朝圣教堂。我在那里发现了教堂设计的感官性,很能满足感官享受。当时,我还不明白那代表市民,但我面对这个三角形时,便想起了德国的教堂……秘诀何在?我想秘诀在于那些教堂表面的曲线,是承袭了博罗米尼(注:巴洛克建筑师)的手法,透过千变万化的光线赋予生气。

曲线表面有无限多个点,你如果在这种空间移动,视角会不断改变。多数建筑物是在方正的网格上设计,只有两个消失点。但三角形网格则有三个消失点。这项案件让我学到一课,是如何把基地的难题变成优势。

对光线的重视

马塞尔·布劳耶是我在哈佛最好的良师益友。我们夫妻俩曾与他和他的妻子康妮到希腊两次……我们在旅途中很少谈到建筑。他对光线非常感兴趣——会带来影子的光线。如果希腊有何特别之处,那就是光的特性。因此,或许可说我是透过他看待光线的方式,更了解光线对建筑的重要性。

光在我的作品中向来扮演重要角色。我很喜欢早期的立体派雕塑,要欣赏这些雕塑,光线绝不可少。事实上,如果没有光线,就不可能欣赏任何雕塑了。这一点也可以延伸到建筑。我认为,我在设计建筑时,光线是首要考量之一。

4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美国科罗拉多州柏德市,1967

在洛基山脉的丘陵兴建建筑时,不能打造脆弱的建筑物,而是要昂立迎向山的尺度。这座建筑不该像要塞,而是必须人性化,但同时得够强势,才足以立于此地。我发现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之道并非对抗自然,而是与自然结合。

我到那里探索场地时,经常想到和谐。我忆起童年曾和母亲见过的地方——山顶的佛教精舍。在科罗拉多山区,我再度试着倾听静默,就和母亲教我的一样。研究一个地方,对我变得有点像是宗教体验。而这件案子也给我机会摆脱包豪斯的手法。那正好就是我的目标。

业主大气研究中心创办主任沃特·罗伯茨博士表示:“我不想要一栋有效率的建筑,我想要没有效率的建筑物。”……“我来告诉你原因”,他说:“科学家喜欢在走廊遇见彼此,然后聊个天南地北,聊完之后,他们会想远离人——他们不想见人,想要独处。”换言之,不要给我长长的走廊,附带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研究室,而是给我能让人碰面聊天的建筑,因为偶遇很重要,而他们想要独处的时候就要能独处。所以对我来说,这次出现了一套全新的规范。这一点让我很高兴;我说,我正好想试试看这么做。

我对大自然有一股热爱

我吸引他的原因,以及他能在某种程度上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我热爱自然。基地位于洛基山脉的丘陵,后方是个庞大的山脉,你得在这个地方盖房子。然后房子就这么一丁点儿,山脉却无比广袤。我们针对这一点讨论许久,思考如何处理,如何把房子盖在这样的基地上,而我对自然的兴趣,正好助了一臂之力。

我想与自然融合,因此使用从山上取得的石材来盖房子……我当然是以新的方式使用石头,不是把一块块石头堆起来,完全不是,而是放进混凝土中,于是建筑物的颜色就能与山脉一样。我也告诉罗伯茨博士说:“如果你一百万年前盖这栋房子,看起来也一样,颜色就会是这样。”当然这是夸张之词,但这就是建筑物与自然融合的方式。我从美国印第安人那边学来的。他们就是这样盖房子,于是很能与自然搭配得宜。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建筑物几乎与自然融为一体。

梅沙维德国家公园(Mesa Werdes)的立体形式(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国家公园,拥有全球保存得最好的岩壁住屋),宛如出自塞尚的油画。

保罗·塞尚作品

国际大气研究中心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也是立体派作品。

感知自然的力量

自然与人是共存的,这个想法存在于我的血液中,是我从中国带来的。正因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与自然共存协助我克服了丧失国家的问题。

她(注:指贝聿铭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记得她带我去过一个固定前往的寺院精舍。我得坐在那里,静静打坐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母亲教我的事情:静听静默。

如果我在建筑中运用了光,就是运用了自然的力量。如果我运用几何结构赋予严谨性,比如像香港中银大厦这样庞大的高楼,那么我就是理解自然的力量。那似乎是自然的、基本的,然而要能敏锐感受到自然的力量,却需要时间。

可以一笔完成的,何必用两笔?

可以一笔完成的,何必用两笔?……你必须理解并接纳一项案件的限制,同时安排优先顺序,如此才能直指核心……换言之,在你处理形式、空间、光线与动线之前,在你真正进入建筑之前,必须把非常复杂的需求精简到只剩它们的本质。这不容易达成,需要花点时间。你必须除去比较不重要与抽象的部分。我从老子身上学到这一点,他把文字精简到只剩下最精华的部分;我的手法也是简化……这么一来,过程开始时很复杂,但会变得更简单、简单至极,然后又回归到发展出复杂度,以及为建筑成品做出细部。

从开始设计构思,经过施工到建筑物落成,需要好多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令我想起养石。

5

梅耶森交响乐中心

MORTON H. MEYERSON SYMPHONY CENTER

美国达拉斯,1989

当我为这项委托案面谈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对委员们说,我爱音乐,但不太了解音乐。

我很坦白,我告诉建筑委员会,我之前没有设计过音乐厅,因此也不了解,但我希望这辈子能盖一座了不起的音乐厅。

我接受这项委托案时,音响工程师已经选好了。他们已同意,世上最好的音乐厅就是以维也纳和波士顿音乐厅为原型,亦即像一个双层方形鞋盒。这是一项既定条件……接下来的问题是,除了音乐厅周围和室内的部分,我该如何处理。我非常、非常保守,我想要的是偏向十八、十九世纪的精神,因为这些音乐是在那种环境之下演奏的。至于音乐厅外部,我觉得需要自由感。因此,为了要用另一种形式把鞋盒包起来,我开始使用曲线形式……这是巴洛克形式。正因如此,音乐厅具有了空间上的刺激感。

梅森不是比东馆(注:指国家美术馆东馆)更卓越的建筑,但是空间上更复杂。音乐厅的曲线形式让空间更流畅,更富感官性。你不能光靠着看去理解,而是必须走过去,随着空间开展,你会受到吸引……这里有神秘力量,有惊喜。

建筑与音乐:都是“内心的建构物”

我们在中国并不太了解西方音乐。我第一次听到,是在波士顿的交响乐音乐厅,那是美国一流的音乐厅。当天的曲目是贝多芬的交响曲,表演令我深深感动。

我了解中国的音乐,我母亲会吹笛子。西方古典音乐对我来说是新的,虽然说来似乎很奇怪。我在上海听过爵士乐,但那不是古典音乐。所以当我第一次接触贝多芬、莫扎特、巴赫与舒伯特,对我来说都很新奇,而我也如鱼得水地接受了古典音乐。

建筑与音乐都是内心的建构物。它们需要结构来赋予形式,才能成为概念的实体证据。之后还有时间的因素,需要在空间的构造中依序体验。音乐和建筑都牵涉到对形式、结构、色彩与空间的感受。

6

中国银行大厦

THE BANK OF CHINA

中国香港,1989

香港中银大厦与维港景致

1982年,香港的中国银行有两个代表找上了我父亲,因为他曾担任中银总经理……他们请我父亲答应由他们来说服我设计这栋建筑。这是典型中国人表示尊重的态度。我父亲说,要不要设计就交给我决定,他们应该问我。于是他们来问我,我也接受了这项委托。巧的是,1920年代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旧总部,就是我父亲发起兴建的。当时他是经理。

虽然中国银行案和贝聿铭有个人渊源,但是找上他时,案子已面临重重障碍,主要是基地环境。贝聿铭是在换地与劈开新路的情况下接下案子。除了大众对风水的批评,中银大厦还得抵抗种种争议。然而,身为业主的中国银行,倒是在整个过程中对贝聿铭一路相挺。

中银大厦与城市交通

中银大厦 庭园

基地周围被高架桥、高速公路包围,因此我们担忧周围车流的噪音。正因如此,我们在建筑物两边设立水景花园。

风水根源于对大自然的赞颂,但有时却沦为一种迷信。你在香港设计建筑物时,根本摆脱不开这个问题。我们的设计一公开,我就立刻遭到攻击,炮火跟当年为卢浮宫设计一样猛烈,但理由全然不同。比方说,他们抨击我们的建筑太多尖角。他们说:“这些角就像剑刃,会为邻居带来霉运。”还有许多其他反对声浪。幸好我的业主自始至终都支持我。

维港边的中银大厦

7

关于贝聿铭

从东方到西方

我在苏州时,能够深刻感受到过去,但是在上海,我却看见了未来,或者未来的开端。上海盖起的新大楼显然对我有影响。的确,他们能盖出一栋比一栋高的大楼,实在相当吸引我。那时很特别。苏州的房子不过就是一、两层或三层楼,而上海是十层、二十层、三十层。我会对建筑有兴趣,原因多半在此。

青年时期的贝聿铭

我几乎不会错过巴斯特·基顿、哈洛·罗伊德、查理·卓别林或宾·克劳斯比的影片。我决定到美国而不是英国求学,克劳斯比的电影影响特别大。我觉得美国的大学生活似乎多半在享乐与游戏。那时我太年轻,不懂认真,我想成为其中一员。

我的确曾向格罗皮乌斯学习(注:在哈佛大学),他曾是包豪斯学校校长,但我和别人不同,从没当过他的弟子。他的理论无法打动我,于是我毕业之后,转而投效密斯·凡德罗。

密斯·凡德罗

这听起来或许没什么大不了,因为现在大家都这么做,从一家跳槽到另一家。不过当时可不是如此。要是格罗皮乌斯听到我投效密斯旗下,肯定会发狂。你必须坚持单一的思想学派。我从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准备返乡归国,但是我的国家陷入了内战。我准备好要回去,不过父亲要我留在美国。或许那是我当时得到的最好的忠告,我深深感激他。

建筑是老人家的事业

我两个儿子现在都是建筑师,但是他们当初想踏入这一行时,我挺不看好。我说,这是很辛苦的生活。若要当建筑师,得热爱你要进入的这一行,而且成功之前必须熬很久。这是老人家的事业。你得工作好多年,才会获得肯定,或有属于你自己的工作机会。我们面对的是庞大的资金投入,大家不会找一个二十五岁的人去设计办公大楼。幸运的话,或许你可以盖一栋小住宅……我没鼓励他们学习当建筑师,也没有反对。他们说想当建筑师的时候,我说:“好吧,那就做吧。”

贝聿铭与他的儿子们

(定中、建中、礼中,其中定中已于2003年过世)

我想当个雕塑家。我羡慕他们的自由。

……如果我一开始只做形式,我就会是雕塑家,不会成为建筑师。建筑师必须先把一切事情整合起来,之后才创造形式。你得同时考量许多事情。但形式绝非不重要——其实,那不是最终目的。你不能光从形式入手,然后把功能随意塞进来。我不会这么做,如果你这么做,肯定无法成功。

贝聿铭在卢浮宫金字塔前

对我来说,中国从未完全消失。我现在在美国住了七八十年,却依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很怪吗?我给了自己新外表,但内心的一切早就存在了……有时候我受到中国书法传统的启发,有时灵感则来自西方艺术家,例如安森·基菲,他是我心中最优秀的画家之一。

回归原点

到底是什么时候,让一名建筑师可以学到这么多、在这么多地方盖建筑物?到底是什么时候,让一个中国人能到美国,之后又为欧洲设计建筑物?到了晚年,又为亚洲设计一座博物馆,而且就在我的故乡。

贝聿铭在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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