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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拿什么拯救加拿大的企业?

疫情期间,加拿大的企业呈现两极分化态势,那些底子薄弱的、成本高企,或者对现金流需求巨大的企业,很多都实在撑不下去而倒闭了。对它们而言,多等一天都是煎熬。

但也有一些运作形式灵活的企业,反而从疫情中捞到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前些时有人爆料,一位华人企业主有四家企业,那补助就拿了好几万,还付了新买独立屋的首付。

四家企业都可以在疫情中屹立不倒,十有八九这些企业的运作都有些猫腻。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疫情期间企业的倒闭可不是什么优胜劣汰,而是惨烈的生存战。

如今疫苗两针注射率达标,第二阶段解封即将开始。那么企业们是否迎来了春天?

最新新闻援引环球邮报报道称,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向全球蔓延,威胁到加拿大制造业的多个环节,有公司面临供应链混乱,出现零件短缺的情况。而且,由于供应链成本上涨,当许多加拿大公司正在创造有史以来最高的销售额时,这些收入却没有产生应该有的效益。

每天,中国和附近国家的十几家工厂为加拿大Herschel Supply Co. 承包生产服装、箱包和其他服饰,包括温哥华公司生产的标志性的Little America背包,这款129元的主打产品在经常出现在校园和通勤火车上。

货物常常被装入货运集装箱,通常是20英尺或40英尺长的货柜,并由海运公司用货轮运送到全球各海港。然后,它们被装上卡车,分配到当地商店。

这是一个高度复杂但高效的系统,对于北美的大小进口公司来说,它通常以惊人的流畅性运作,这证明现代物流可以克服遥远的距离,将几乎任何东西送到买家手上。

直到新冠疫情颠覆这一切。

如今,现金充裕的购物者对某些商品的趋之若鹜,各地区摆脱封锁后公司争相补货,以及不断变化的COVID-19防疫措施,导致运输链的每一步都有更多的检查和劳动力短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物流放缓,考验着全球经济及其分销网络。Herschel的合同制造商已经设法跟上了步伐。但是一旦背包离开工厂车间,真正的痛苦就开始了。

根据Drewry世界集装箱指数显示,上个月从中国上海到荷兰鹿特丹的集装箱运费首次超过10,000美元,比一年前飙升485%。其他主要货运线的成本也在攀升。

制造商、批发商和其他公司正争先恐后地以成倍的价格争取集装箱船的空间,以便将他们的货物运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或哈利法克斯。他们还在处理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问题,并苦恼于这些增加的费用是转嫁给消费者,还是自己减少利润默默承受。

Herschel公司负责运营和信息技术的高级副总裁Lan Nguyen 称这是他见过最糟糕的阶段。他说:“就物流而言,这是一场全球危机。我们都在为争夺一个集装箱空间而战。”

在COVID-19危机发生15个月后,供应链冲击已经成为加拿大公司领导层的首要担忧,迫使他们深刻反思如何采购他们所需的材料和货物,以及面对不断增加的开支,他们愿意牺牲多少利润。一些人预测,产能限制和积压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缓解,这种情况可能会永久影响加拿大人能“买到什么”以及以“什么价格买”。需要提及的是,世界上大约有80%的货物通过船舶运输。

一些公司,如Sea-Doo制造商BRP Inc.,已经制定了运输方面的变通策略,这些策略已成为严守的商业秘密。其他公司正在采取特别措施,重新调整他们的销售和生产策略,试图适应他们认为短期内无法缓解的局面。

疫情改变了许多,不少企业发现,上下游各方面的成本都大幅上升,供应链整合从未如此困难,使原本就不太强的竞争力大打折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从这种困境中完全摆脱,几乎是不可能的。企业目前能做的就是一方面妥协,一方面尽可能将成本转嫁,供货商也好,终端消费者也好。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加拿大政府也在趁火打劫,将亚洲进口家具的关税大幅调高。这除了让消费者背负更高的成本外,一无是处,本地企业也不可能因此提高一丁点竞争力。

新闻称,Herschel的高管们从1月份开始注意到了运输问题,此后情况只会越来越糟。该公司现在遇到了三到四周的运输延误。实际上,一个月的延误对全年运转的公司就是个大问题。

而且在2021年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为运输支付了高达40%的额外费用。以往通常会尽可能多地装满一个集装箱,以控制成本,但现在不得不随时购买集装箱容量,以保证货物运输。

“无论我们能得到多大的货运空间,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自该公司货运渠道的信息表明,最早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缓解拥堵状况,甚至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使物流状况稳定下来,如果无法妥善解决,那么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将转向服务业、娱乐业和旅游业。

私人控股的Herschel公司通常提前一年或更长时间规划设计和生产,目前正在计划降低利润率,因为它正在努力克服挑战。但内部也在讨论如何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提高价格。他说:“公司的特色是背包产品,无法在一夜之间提高30%(的价格),这必须兼顾各个方面。”

后疫情时代,企业的痛苦才刚刚拉开序幕,这些痛苦将最终转移到消费者头上。想得到政府的进一步帮助,更是困难重重,因为政府已经在想怎样尽快全身而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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