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拿什么拯救加拿大的企业？

疫情期间，加拿大的企业呈现两极分化态势，那些底子薄弱的、成本高企，或者对现金流需求巨大的企业，很多都实在撑不下去而倒闭了。对它们而言，多等一天都是煎熬。

但也有一些运作形式灵活的企业，反而从疫情中捞到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前些时有人爆料，一位华人企业主有四家企业，那补助就拿了好几万，还付了新买独立屋的首付。

四家企业都可以在疫情中屹立不倒，十有八九这些企业的运作都有些猫腻。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疫情期间企业的倒闭可不是什么优胜劣汰，而是惨烈的生存战。

如今疫苗两针注射率达标，第二阶段解封即将开始。那么企业们是否迎来了春天？

最新新闻援引环球邮报报道称，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向全球蔓延，威胁到加拿大制造业的多个环节，有公司面临供应链混乱，出现零件短缺的情况。而且，由于供应链成本上涨，当许多加拿大公司正在创造有史以来最高的销售额时，这些收入却没有产生应该有的效益。

每天，中国和附近国家的十几家工厂为加拿大Herschel Supply Co. 承包生产服装、箱包和其他服饰，包括温哥华公司生产的标志性的Little America背包，这款129元的主打产品在经常出现在校园和通勤火车上。

货物常常被装入货运集装箱，通常是20英尺或40英尺长的货柜，并由海运公司用货轮运送到全球各海港。然后，它们被装上卡车，分配到当地商店。

这是一个高度复杂但高效的系统，对于北美的大小进口公司来说，它通常以惊人的流畅性运作，这证明现代物流可以克服遥远的距离，将几乎任何东西送到买家手上。

直到新冠疫情颠覆这一切。

如今，现金充裕的购物者对某些商品的趋之若鹜，各地区摆脱封锁后公司争相补货，以及不断变化的COVID-19防疫措施，导致运输链的每一步都有更多的检查和劳动力短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物流放缓，考验着全球经济及其分销网络。Herschel的合同制造商已经设法跟上了步伐。但是一旦背包离开工厂车间，真正的痛苦就开始了。

根据Drewry世界集装箱指数显示，上个月从中国上海到荷兰鹿特丹的集装箱运费首次超过10,000美元，比一年前飙升485%。其他主要货运线的成本也在攀升。

制造商、批发商和其他公司正争先恐后地以成倍的价格争取集装箱船的空间，以便将他们的货物运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或哈利法克斯。他们还在处理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问题，并苦恼于这些增加的费用是转嫁给消费者，还是自己减少利润默默承受。

Herschel公司负责运营和信息技术的高级副总裁Lan Nguyen 称这是他见过最糟糕的阶段。他说：“就物流而言，这是一场全球危机。我们都在为争夺一个集装箱空间而战。”

在COVID-19危机发生15个月后，供应链冲击已经成为加拿大公司领导层的首要担忧，迫使他们深刻反思如何采购他们所需的材料和货物，以及面对不断增加的开支，他们愿意牺牲多少利润。一些人预测，产能限制和积压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缓解，这种情况可能会永久影响加拿大人能“买到什么”以及以“什么价格买”。需要提及的是，世界上大约有80%的货物通过船舶运输。

一些公司，如Sea-Doo制造商BRP Inc.，已经制定了运输方面的变通策略，这些策略已成为严守的商业秘密。其他公司正在采取特别措施，重新调整他们的销售和生产策略，试图适应他们认为短期内无法缓解的局面。

疫情改变了许多，不少企业发现，上下游各方面的成本都大幅上升，供应链整合从未如此困难，使原本就不太强的竞争力大打折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从这种困境中完全摆脱，几乎是不可能的。企业目前能做的就是一方面妥协，一方面尽可能将成本转嫁，供货商也好，终端消费者也好。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加拿大政府也在趁火打劫，将亚洲进口家具的关税大幅调高。这除了让消费者背负更高的成本外，一无是处，本地企业也不可能因此提高一丁点竞争力。

新闻称，Herschel的高管们从1月份开始注意到了运输问题，此后情况只会越来越糟。该公司现在遇到了三到四周的运输延误。实际上，一个月的延误对全年运转的公司就是个大问题。

而且在2021年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为运输支付了高达40%的额外费用。以往通常会尽可能多地装满一个集装箱，以控制成本，但现在不得不随时购买集装箱容量，以保证货物运输。

“无论我们能得到多大的货运空间，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自该公司货运渠道的信息表明，最早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缓解拥堵状况，甚至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使物流状况稳定下来，如果无法妥善解决，那么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将转向服务业、娱乐业和旅游业。

私人控股的Herschel公司通常提前一年或更长时间规划设计和生产，目前正在计划降低利润率，因为它正在努力克服挑战。但内部也在讨论如何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提高价格。他说：“公司的特色是背包产品，无法在一夜之间提高30%（的价格），这必须兼顾各个方面。”

后疫情时代，企业的痛苦才刚刚拉开序幕，这些痛苦将最终转移到消费者头上。想得到政府的进一步帮助，更是困难重重，因为政府已经在想怎样尽快全身而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