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滴滴可以从TikTok那里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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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需要汲取TikTok的教训，发挥好企业的自主性，为美国市场提供投资类“公共产品”，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拓展美国市场。

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将赴美上市，其以控股公司小桔快智（Xiaoju Kuaizhi）之名，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募资39亿美元，预计发行价将定在其发行价格区间的中位，目标估值为647亿美元。滴滴是中国出行领域市场内生发展起来的优质资产，融入美国的金融市场最终还是要实现对美国的直接投资。

到目前为止，与滴滴接近或者相似的网络型投资产品只有字节跳动在美子公司TikTok。过去四年，TikTok经历了复杂的中美竞争，这包含了各类理由的民事诉讼、跨国诉讼、政府压制、立法限制、罚款等。TikTok在中美竞争与合作中成长，一系列宝贵经验是值得滴滴学习和借鉴的。

TikTok在美国构建了庞大的利益攸关方，实现了与利益攸关方的深度“相互依赖”。

在资本市场，主导企业并非只要埋头做大“蛋糕”，而是要设计好蛋糕蓝图并制定好利益切分的规则，参与做蛋糕的人往往也是分蛋糕的人。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投资方包括软银集团、红杉资本、KKR、General Atlantic和Hillhouse Capital Group、老虎基金等大型私人股本公司。字节跳动在2017 年12 月以近10 亿美元收购Musical.ly，随后将其关闭，并将用户转到自己的应用程序抖音短视频的海外版TikTok。由于汇聚众多的资本财团力量，这是目前为止中国互联网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最大手笔。

美国出行巨头“优步”，在与滴滴的交锋中最终妥协，目前持有滴滴约12.8%的股份。滴滴的其他主要投资者包括软银（SoftBank）的愿景基金（Vision Fund）和腾讯，分别持股21.5%和6.8%。滴滴吸收的投资方资金体量是难以同字节跳动媲美的。由于金融关联与可能的股权交易（或相互持股），TikTok与美国著名的投行普遍存在利益挂钩，这是使得特朗普政府在实施极限施压的时候，不得不投鼠忌器，不得不一再拖延行政命令执行的重要原因。TikTok投资方庞大的资本触角形成了极其严密且有力的社会资本网络，这种网络甚至通向特朗普政府高层。

滴滴可以汲取这一经验，不一定要号召各类资本诸侯来参与制作蛋糕，但通过持股融资以及股权设计这一形式，可以与东道国社会势力构造较为紧密的相互依赖，在关键时候这是对冲政治风险的利器。

字节跳动将TikTok与母公司分拆，基本实现了独立运营，以此降低政治风险。

为了保障经营安全，消除监管机构和公众的安全顾虑，字节跳动已将TikTok分拆出去作为一个独立核算和管理的公司。2019年10月，字节跳动已将 TikTok 和国内同行抖音的账户系统和内容访问完全分离，使该公司免受任何可能违反中国互联网控制的行为的影响，并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个相对无审查的平台。目前，TikTok的产品开发、市场和法律部门已同字节跳动分离。

现在，美国政府力求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严格监管。2020年12月，美国国会全票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The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该法案要求在美国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否则将面临退市。2021年5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PCAOB）发布了一项拟议规则，核心议题是授权政府可以审查或调查特定司法管辖区的审计机构，以便美国证监会（SEC）要求这些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披露更多信息，并对这些公司采取其它行动，比如发布交易禁令。可以说，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在美上市的担忧意识已经高涨，积极以立法表达这种担忧和对中国在美间接投资的警惕。美国倡导公开透明的商业文化，作为即将在美上市的滴滴，有必要做好审计、税务、法务、劳工权益等方面的合规性与透明度建设，契合美国最新的上市与运营规范。亦可以考虑在美的公司实施相对独立地运营，减少企业内部风险以及在美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在企业内部的传递。

凡涉及网络服务，务求数据在美的“独立”与“安全性”，减少美国政府干预的口实。

美国对消费者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及立法已经相当完善，而且还处于不断的立法升级进程中。一旦企业侵犯个体隐私，企业或将面临漫长的司法诉讼或天价赔偿。比如，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消费者隐私权力法案”（Consumer Privacy Rights Act）规定消费者拥有对网络数据的使用存储和获益权利，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负责执行该法律，并将对违法者处于2500万美元的罚款。TikTok由于是中国网络信息企业在美投资的先行者，在数据以及消费者隐私上，因为“莫须有”理由的诉讼而付出了不少的“学费”。比如，2019年10月，数百名国际用户在TikTok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庭对TikTok进行集体诉讼，指责TikTok擅自收集用户信息，该案诉讼额超过500万美元。TikTok将主要的数据存储在美国并备份在新加坡，其实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社会为主的亚洲国家，美国司法部门显然是不放心的。此外，《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对外资审查委员会（CFIUS）的“管辖交易”范围实施了扩大，比如，在“特定行业”栏目中规定，外国企业从事维护和收集美国公民敏感个人数据（且该数据可能被滥用而导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将受到审查。对此，滴滴可以完全将日常产生的数据流主动同美国司法部或者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合作，将数据存储在美国本土，并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实施监管，按美国通用的商业惯例主动进行报备，这样可以有效地主动预防政治风险，获取政府的信任与支持。当然这要在软硬件上付出较大的成本。在涉及技术领域，比如人脸识别技术，滴滴应当回避或者慎重使用，在智能化领域尽量与美国政府的技术部门合作，否则一旦中美关系紧张，又给予美国政府介入干涉的借口。

不忘经营好在母国以及东道国的政商关系，积极推动中美金融与投资合作形成新局面。

一旦发生政治风险，单纯的跨国公司是很难完全对冲东道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在极端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强制征收或“国有化”措施对跨国公司实施制裁和清算。美国总统可以按照《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国家紧急状态法》以及《美国法典》第3章第“301条”等，以强制手段高效地将企业“非法化”或在短期内将企业拖入法律“困境”甚至彻底丧失存续的“合法性”。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对TikTok的极限施压包括动用司法、安全、国会、立法、舆论等力量实现所谓的“全政府”施压，运用包括强买、强制退市、舆论丑化、诉讼、威胁等手段执行具体的操作，这些手段消耗了TikTok海量的资金，并影响了TikTok的形象和发展战略。在关键时刻，中国商务部宣布扩大了受出口管制的技术清单，更新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关技术纳入限制出口。中国政府以 TikTok掌握“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技术为由，预备介入到可能的收购交易中。中国政府的高调姿态使可能的收购方感受到了切实的威慑力量。

一样的道理，美国政党轮替或中美关系中的偶然性事件都有可能导致美国政府对中企政策的转变。滴滴在美上市以及公司运行难以完全保证美国政府“不翻脸”，难以保证在未来的中美竞争博弈中，不会成为一个诱发冲突情境的“楔子”。滴滴需要汲取TikTok的教训，发挥好企业的“自主性”，为美国市场提供投资类“公共产品”，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拓展美国市场，籍由投资而开拓中美金融合作的新局面，在积极取信于美国政府的同时，信任并依靠中国政府，构造良好的“政商关系”，将是在美发展的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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