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孩事件官媒失声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媒体环境

从1月底到现在，将近一个月时间，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八孩女子事件，一直在中国舆论场发酵，民意汹涌不断，与同时间热火朝天的北京冬奥会形成复杂中国的两个面相。为了平息舆情，消除网民们的质疑，徐州市和丰县已经发出四份官方声明，但均疑点重重，尤其是前两份官方通报有以辟谣的方式传谣、造谣的嫌疑，使得网络舆情更加汹涌和猛烈，徐州市和丰县的政府公信力备受冲击，已经陷入塔西佗陷阱。

事已至此，日前，江苏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目前人们大多期望江苏省能拿出一份扎实、客观、全面的调查结果，给被拐卖伤害的女性和世道人心一个交代，从而为这起本来完全不至于发酵到如此沸反盈天程度，徐州和丰县当地官方理应有能力妥善处置的舆情事件划上一个句号。

纵观整个事件脉络，令人感到遗憾和诧异的是，面对如此汹涌的舆情，面对民众对于事情真相的渴望，中国官方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在内的中央级媒体，几乎普遍处于失语状态，既没有扎实的报道，又没有评论，仿佛丰县八孩女子事件不存在。反倒是中国大量的自媒体、网民，面对无时不在的删帖封号压力，持续关注和发声，将整个事件的热度不断推向高潮，倒逼官方查明真相。两位已经改行的原《云南信息报》记者，有感于整个舆论场没有一份关于八孩女子事件的调查报道，自愿自费前往云南福贡县走访调查，写出爆红网络的调查文章《寻找小花梅》，初步为世人勾勒出小花梅的不幸身世和家庭。此情此景，既让舆论场上不少人感叹近些年调查报道在中国的萎缩，又与2021年5月成都49中学生坠楼事件发生后，新华社通过发布详细的调查报道一举平息舆情形成对比。

正是因为有感于在丰县八孩女子事件中，官方媒体调查报道的缺失，中国《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呼吁：“老胡强烈希望有国家级媒体的权威记者组深入开展调查。现在徐州方面的通报信息太少，网上的信息更新很快，疑问迭出，需要有一组权威的调查记者严守新闻专业性，把所有证据和疑问连起来，搞清楚铁链女的确切身份。我知道那些国家级大媒体里有经验非常丰富、同时也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记者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他们一定可以搞清事实，将真相负责任地公之于众，回答天下人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2月17日晚，即江苏省决定成立调查组后，中国网络上有消息传出，中央级媒体已经派记者前去调查。消息的真实性暂时不得而知，但希望是真实的，早点补救已经受损的公信力。

丰县八孩女子事件让许多人感到疑惑或痛心的是，为何中国官媒大多失声？为何在近些年压制了市场化媒体的调查报道空间后，官方媒体未能及时跟上？难道是因为丰县八孩女子事件是负面新闻，不是正能量，所以官方媒体都在层层等命令？如果真是如此，那官方媒体的新闻客观性、专业操守和职业伦理，都去哪了？官方媒体究竟是代表谁的声音？还是为人民发声吗？社会上这些疑问的存在，既严重侵蚀中国官方媒体的公信力，又让人不能不去反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媒体环境。

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本文尝试从两个维度来回答。第一，中国应该根据现实情况，有序构建一个宽松、包容、多元的媒体环境。道理很简单，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不论是为了让人民能够发出声音，有基本的知情权，还是为了让人民可以行使舆论监督权，限制权力滥用，防止资本作恶，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一个合理限度的宽松、包容、多元的媒体环境。这既是人民的基本权益，又是确保社会进步，实现良政善治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名窑洞对当中就曾说过，要想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关于这一点，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任内视察央视，与央视负责人和《焦点访谈》节目的编辑、记者座谈的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过去我们经常说，宣传工作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宣传成绩为主’，这是正确的方针，但这种观点也束缚了我们。什么叫以正面报道为主？是指99％都应该正面报道吗？98％、80％就不行吗？我看51％不也行吗？大部分节目以宣传成绩为主，有这么一两个节目来指出我们前进过程中的问题，动员全党的力量去解决它，这样做的效果比单纯宣传成绩好得多。没有这样的节目，群众的声音反映不出来，那还有什么民主？还有什么监督？现在，《焦点访谈》以它自己的工作成绩和实际效果，证明全国人民都接受了这个节目。并不是因为它开展了批评、报道了问题，大家就垂头丧气，而是从中接受批评，改进工作，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坚定了斗志……把老百姓的疾苦反映出来，把政府的毛病揭露出来，马上就改。有错就改，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姿态，对人民群众的鼓舞很大……现在把问题揭露出来，改正以后就给人民带来极大希望，真正把人民群众凝聚起来，就有了信心。”

对于近些年日益重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中国，朱镕基这番话尤其具有强烈的警醒意义。毕竟，中国古人早已说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表达权和知情权，让他们监督社会和政府，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

第二，从媒体的构成结构来说，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官方媒体（公共媒体）、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相互补充、相互制衡的媒体生态。官方媒体应该发挥公共属性，从人民和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发挥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知情权的作用。尽管官方媒体应该尽最大努力保障公共属性，不能被官僚利益集团裹挟，但考虑官方媒体的控制者是政府，故官方媒体监督政府的效用往往是有限的，因此更多只能监督资本，揭露社会问题。

市场化媒体则因为其性质不同于政府控制的官媒，利益深受市场和人民大众的喜好影响，刚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官方媒体监督政府的短板。只不过，考虑到市场化媒体有可能被资本垄断或被民粹裹挟的风险，政府需要为市场化媒体划定清晰的监管红线，既不能让某一种资本或某种狭隘意识形态垄断市场化媒体，又不能让假新闻、谣言泛滥，制衡民粹对市场化媒体的影响。

自媒体的情况同样如此，一方面自媒体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能发声的具体形式，有巨大的正面作用，是人民表达权和监督权的正当延伸，理当尊重和依法保障，另一方面自媒体同样有可能被资本和民粹裹挟，故合理限度的政府监管是必要的。

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用经济学里的鲶鱼效应来比喻。官方媒体只要能恪守公共属性，便能制衡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的潜在问题，而市场化媒体和自媒体的存在，又可以弥补官方媒体的不足，刺激官方媒体积极参与到公共舆论和观念世界的竞争之中，从而增加官方媒体的活力和竞争力。这就像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但不能没有民营经济和外资，后者的存在如同鲶鱼，能促使公有制企业自我革新和进步，从而激活整个中国经济。媒体生态同样如此，只有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自媒体各自找到合适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制衡和补充，整个中国的媒体环境才会变得更加健康可持续。而这正是丰县八孩女子事件带来的媒体生态之思，亦是中国应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