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为什么会在乌克兰陷入困境？

2月26日，基辅街头，燃烧的军用卡车残骸旁，一名士兵的头盔。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近两周，出乎意料的是，乌克兰仍然是独立的。到目前为止，它成功地抵挡住了俄罗斯的袭击，包括在多条战线上针对乌克兰主要城市的袭击。随着俄罗斯侵略的规模和强度不断扩大，考虑到乌克兰面对的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而且它是独自与这支军队作战，人们免不了要考虑这个前景：乌克兰的陷落是否已经不可避免。

军事战略家们知道，战争不仅仅是由资源、能力或军队规模决定的。还有一个关键的人为因素：战斗的意志。士兵们是否清楚战争的目的？他们相信他们的指挥官吗？相信他们的政府吗？他们感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了吗？简而言之，他们战争是否有正当的道德理由诉诸暴力，特别是当这种暴力是针对平民的时候？

毫无疑问，乌克兰人有战斗的意愿，并且已经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乌克兰军队的表现令人钦佩，平民也加入了战斗，许多乌克兰人甚至从国外回来保卫国家。手无寸铁的普通乌克兰人与俄罗斯士兵对峙，问他们为什么来。当一支俄罗斯车队试图在梅利托波尔前进时，他们挡住士兵的路，高喊着“法西斯！””和“占领者！”作为回应，俄罗斯士兵向空中鸣枪。

但情况在俄罗斯似乎有所不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中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士兵的困惑和矛盾的心理，尤其是他们与乌克兰平民相遇时。因此，要理解乌克兰的现状，一个关键因素是军事士气，尤其是俄罗斯军队的士气。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吗？他们愿意服从命令多久？

当我在攻读欧洲和俄罗斯历史的研究生课程时，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或许是这个：普通人怎么可能犯下如此严重的暴力行为？这个问题贯穿于大多数关于20世纪欧洲的书籍，尤其是那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

解决这个问题最有力的书或许要数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普通人：第101预备役警察营和波兰的最终解决方案》（Ordinary Men：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在这本书中，布朗宁描述了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暴力：犹太人在森林中被残忍地一个接一个地处决，这些罪行不是由恶毒的反犹分子和狂热的纳粹分子实施的，而是由“普通人”实施的，在那之前，他们过着正常的平民生活，就像他们被命令谋杀的犹太人一样。

我试图去理解这些恐怖事件的历史背景，但最重要的是，我试图去理解是什么让一个人有可能犯下这样的暴行。对于普通人如何参与到非同寻常的罪恶中，布朗宁的书给出了一个解释。

布朗宁的描述表明，杀人其实是件很难的事情。除了一小部分人以外，所有人都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病态导致他们脱离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所接受的规范。即使在军队里，奉命杀人也很难。

布朗宁的论证基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该实验是由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进行的。米尔格拉姆想要理解对权威的服从：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遵从命令，即使这些命令与他们的道德感背道而驰？

米尔格拉姆的志愿者被赋予了“老师”的角色，并被告知这个实验研究的是疼痛是否能改善记忆力。“老师”朗读一组单词，每当“学生”犯错误时，他们就会被指导实施一次痛苦的电击。在现实中，“学生”是演员，而真正要研究的对象是毫无戒心的“老师”。这个实验不是测试记忆，而是测试一个人在奉命行事的情况下，愿意给另一个人造成多大的痛苦。

结果令人震惊。似乎有三分之二的受试者愿意服从命令，给无辜的人带来痛苦；20世纪60年代的普通美国人与布朗宁笔下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

但这些结果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服从并不是决定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行为的唯一因素。通常，当“老师”在听到了“学生”对电击的反应时，他们会表现出不安，不愿继续实验。为了说服他们继续下去，科学家通常必须向他们保证，他们所造成的痛苦是为了带来更大的收益——在这个研究中，他们是为了科学而做出牺牲。

为了让受试者继续愿意参与一个他们认为道德上有问题的过程，他们需要相信自己的行为不仅在道德上正当，而且是必要的。

周六，乌克兰马里乌波尔（Mariupol），一名乌克兰士兵守卫着自己的阵地。

布朗宁笔下的“普通人”之所以对犹太人施加暴力，是因为犹太人已经被纳粹政策和意识形态系统性地非人化，并被塑造成对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威胁。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德国人在拿起屠刀时仍要努力克服自己内心的抗拒。杀戮是困难的。他们发现，杀害像他们一样讲德语的犹太平民尤其困难。对于那些最初拒绝参与大屠杀的人来说，最终说服他们加入的理由是，他们如果不参与，将给他们的同伴带来更沉重的负担。简而言之，只有命令还不够；要让大多数士兵去杀害平民，还需要构建一个道德框架。

俄罗斯官员和媒体坚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有道德原因的，并将其描述为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世界生存的必要条件。他们宣称民主选举的乌克兰政府“基辅政权”是由“吸毒者和新纳粹分子”组成的。他们警告说，乌克兰士兵使用儿童、妇女和老人作为“人体盾牌”。他们谈论来自顿巴斯的难民，以及他们在“法西斯”乌克兰的悲惨生活故事，并警告说，可能会发生对讲俄语的人的种族灭绝。他们说，这场战争的目标是让乌克兰“去纳粹化”（乌克兰总统是犹太人，这让他们的逻辑难以成立）。2022年夏天，他们计划举办首届“国际反法西斯大会”，用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的话说，这是为了“团结国际社会的力量，共同打击纳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

追随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叙事及其对战争的报道，就像迷失在镜子的大厅里。现实被切割成几部分，被扭曲，然后重新组合成一些怪诞的四不像。俄罗斯的宣传从苏联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中借鉴了语言和概念，并将其颠覆。侵略者声称被侵略的一方实际上是纳粹。

这种幻想至少俘获了一部分俄罗斯公众——尤其是那些主要信息来源是国有媒体而不是社交媒体的人。但是俄罗斯士兵呢？当他们在乌克兰遇到现实时，会发生什么？

本周早些时候，一位在基辅的朋友贴出了一张她拍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块广告牌，上面是直接写给俄罗斯士兵的信息，“你以后还怎么能看着你孩子的眼睛？快回家！保持人性，”广告牌上写道。

到当天结束的时候，这座仍处于俄罗斯攻击之下的城市里出现了更多的广告牌，上面写满了各种敦促和叮嘱。“不要为普京毁了你的生活。回家问心无愧”；“普京已经输了。全世界都支持乌克兰！你的双手不要沾满鲜血”；“等待你的不是鲜花，而是子弹。离开！回到你的家人身边吧！”；“你不应该是杀人犯。”

基辅的广告牌写着：“俄罗斯士兵，停下来！普京已经输了。全世界都支持乌克兰。离开吧，手上不要沾上鲜血。”“俄罗斯士兵，停下来！记住你的家人。问心无愧地回家吧。”

也许这些信息最有力的地方在于，它们是以一种平民的声音写出来的。它们想让俄罗斯士兵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战斗人员或道德怪物，而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普通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跟乌克兰平民一样的人。这超越了对基本的共同人性的呼吁；这种吸引力依赖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本质上的亲密关系。

事实上，正是这种文化上的接近对俄罗斯军队的士气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俄罗斯士兵被告知，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把讲俄语的乌克兰人从种族灭绝的纳粹政权手中解放出来。纳粹政权决心要根除乌克兰人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相反，他们遇到了一个爷爷，他斥责他们来侵略乌克兰，并告诉他们，“我也是俄罗斯人。”当他们的油箱在路上耗尽汽油时，他们遇到了一个乌克兰司机，他问他们是否需要一个拖车把他们拖回俄罗斯，他们都笑了。他们可以说同一种语言；他们能听懂同样的笑话。

俄罗斯似乎期望它的“特别军事行动”会导致乌克兰迅速投降。或许，俄罗斯希望世界在它夺取乌克兰领土控制权时袖手旁观，就像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那样。也许它甚至希望上演自己标志性的“国会大厦”时刻，在战败的基辅上空升起俄罗斯国旗，就像苏联士兵在与纳粹德国的战争的最后几天在战败的柏林上空所做的那样。对于俄罗斯国内的公众来说，这种视觉上的呼应证实了俄罗斯对入侵的官方解释：乌克兰的“去纳粹化”。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当俄罗斯军队的坦克驶过乌克兰的城镇和村庄时，他们将被当作解放者来欢迎。但没有人用鲜花迎接他们的坦克。对俄罗斯士兵来说，这场冲突不像是种族灭绝，他们的任务也不像是解放。

在社交媒体时代，俄罗斯士兵发现自己不是“国会大厦”时刻的一部分，而是其他“时刻”的一部分：乌克兰水手在回应一艘俄罗斯军舰的投降命令时，回答说：“俄罗斯战舰，给我滚！”一名乌克兰妇女把葵花籽放进一名俄罗斯士兵的口袋，这样“当你们都（死）在这里时，至少会长出向日葵。”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看到过乌克兰农民用拖拉机拖走废弃的俄罗斯坦克。他们还看到一大批乌克兰平民用纯正的俄语质疑俄罗斯士兵为什么入侵他们的国家，很不客气地教训他们。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展开，俄罗斯为这场战争奠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脆弱的，这一点越来越清晰。无论是军事上还是道德上，俄罗斯士兵都没有为这场冲突做好准备。被俘的俄罗斯士兵的视频显示，通常刚应征入伍的年轻男子似乎非常困惑。他们说，他们的指挥官甚至没有告诉他们要去打仗。他们以为自己是被派去做训练演习。

简而言之，俄罗斯士气低落的证据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军队没有在乌克兰造成毁灭性破坏，也不是说它不会造成更多破坏。但随着俄罗斯士兵开始越来越多地直接接触乌克兰平民，这确实引发了一个问题：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命令。如果没有更强烈的道德正义感，普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尽管拥有军火库和坦克，但俄罗斯军队缺乏士气，无法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