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争吵30年 我被家暴的丈夫推下楼

他一次次威胁说，“放火把家烧了，大家一起死。” 直到他把她推下了三楼。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她还在心疼他，不希望他受到过重的惩罚。

撰文 本刊记者 李慧琪 编辑 谌彦辉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周崇辉决定把前妻杨青兰从三楼推下去，这个想法已经在他脑海里盘桓了很久，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

他和杨青兰都年过七旬，两人都患有糖尿病和并发症白内障。周崇辉的病情更严重一些，离人一米远，看不清对方的五官轮廓。他说话也不利落，有时候吭哧了半天，也想不出“餐巾纸”这样的简单词语。

周崇辉却总是挑衅杨青兰，两人在一起时常拌嘴、吵架，“我们的恩怨已经十来年了。”他说，如今两人已离婚八年，仍住在同一屋檐下。

2021年2月的一天，上海阴沉的天出了太阳，杨青兰准备在自家卫生间窗户外撑晾杆，晒一下狗的被褥，她养了两只泰迪，还有一只小土狗。

这一天，她没有一点防备。拿竹竿的间隙，杨青兰感觉到后背被一把抱住，她开始以为是狗，转脸看到周崇辉的眼睛，他正用力往外推。很快，周崇辉一手把她往下按，一手伸至脚底，将杨青兰整个搂起，推了下去。

杨青兰当即放弃了挣扎。她想，在上面很可能会被他掐死，还不如到下面搏一把，是死是活，这是她的命。她手一勾，屈膝抱紧大腿，像乌龟缩进壳里，垂直自由落体。幸运的是，落下七八米后，她掉在了一楼的雨棚上。恰巧，雨棚上还放着一个铝合金框的防盗窗，她的身体陷在了纱窗里，紧接着，后背着地。

她一动不动，在等110的十几分钟里，杨青兰穿着拖鞋，上身只有一件单薄的毛衣。她向三楼窗户望去，周崇辉始终不见人影，甚至都没敢伸出头确认她的死活。“我爱你，我想死了，我想把你杀了，然后我也死。”事发两个月后，他恶狠狠地对杨青兰说。

说起家暴，人们常以为只是丈夫打妻子，实际上，家暴阴影下的老年人群体是目前尚没有被大众看到的“更隐秘的角落”。

老年人被施以暴力的状况被大大低估。全国妇联2013年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有14%遭遇过家暴。

这一“恶劣情节”在一年后引起了曹艳梅的注意，她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庭的法官。2022年春节前两天，曹艳梅受理了杨青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在24小时内审理并送达了裁定书。

老人被家暴，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但大多数老人不愿意求助或者报警，他们认为子女打父母，都是自己的错，一是没有教好孩子，二是“家丑不可外扬”，他们害怕报警后让脆弱的亲情关系趋向决裂。

杨青兰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中少见的老年女性，她说，“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他已经触犯了法律，就是因为没人跟他讲清楚，导致他一次次伤害我、威逼我、压迫我。”

24平方米内的积怨

周崇辉和杨青兰住在上海市虹口区四平路临街的一条弄堂里，冬天的街边是光秃秃的银杏和悬铃木。四周高楼环绕，三排公租房像是一片洼地。

他们的房子是建国后铁路职工的公租房，一共24平方米，现在被分成了八个房间。因为三楼是顶层，离婚之后杨青兰找人隔出了一个两层“小复式”，她和儿子住在上面。

打开客厅门，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卫生间的盥洗盆，有人来访时，家里的脏乱让杨青兰有些尴尬。

除了门口的老式洗衣机、微波炉和迷你冰箱，家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油盐酱醋，用完的纸盒、塑料袋等杂物塞满了整个屋子。地板上有大片污渍，还有三只狗便溺的痕迹。两位老人的床比标准单人床略窄一些，刚能容身，过道只够一个人侧身站立。他们的儿子只能在阁楼间打地铺，站着直不起身来。

周崇辉说，房子承租人是他的父亲。几十年过去，房子的租金仍然是每月六十多块。自打结婚后，他们和父亲一家就住在这里。母亲自杀后，父亲和第二任妻子搬了出去，只剩下他们一家三口。

杨青兰和周崇辉居住的公租房。（本刊记者 李慧琪供图）

他和杨青兰都是“老三届”（1966-1968年三届中学毕业生），人生方向都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周崇辉去黑龙江插队时是高中生，杨青兰去安徽插队时在读初中，他们后来都没有再去上学。十多年后，知青返城，周崇辉去了一家国营食品厂，杨青兰顶替了父亲在国营商场的饭碗。

两人经人介绍相识，杨青兰对周崇辉没有什么好感。三天之后，他们再约见面，就吵了一架。杨青兰说，周崇辉不想和她逛街，她觉得两人没有共同语言。周崇辉说，当时自己已经三十多岁，该结婚了，其他印象不愿多谈。

杨青兰记得母亲当时劝她，“我看这个男人比较老实，蛮好的。”周崇辉的父亲曾是上海东站的站长，家里条件不错。杨青兰嘴上反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结婚后，两人关系还不错。杨青兰觉得他很“忠”，不会耍小滑头，本性是好的。三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两人都认为没有过不去的原则性问题。

数据来源：上海法院从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至2022年3月前在网上公布的全部裁定书，涉及老年人（60岁及以上）的家暴案一共有42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上海约有100万工人下岗，他们也是其中之一。下岗之后，要供儿子上大学，杨青兰和周崇辉分别去做过24小时保姆和证券公司保安。现在的生活主要靠四五千块的退休工资。

“以前和他做夫妻的时候，什么事都是我去解决。我这个人嫁老公就和没老公一样，什么事都靠我自己，我既是女人又是男人。他只会张嘴巴讲，‘杨青兰这个东西坏了，那个东西该修了’。” 杨青兰最近又跟儿子提起，“都是外婆害我的”。在她看来，这段婚姻是被逼出来的。

“当时说一句‘爱’，事情也就了了”

说起离婚的原因，周崇辉只讲了一件事。

刚结婚的时候，他们和父亲一家住在一起，他觉得理应把36块工资都交给家里，补贴家用，但当时杨青兰每个月的工资都拿去自己花了。她的同事背后悄悄说，他们家这么有钱。在杨青兰看来，不交钱，周崇辉从来没说过什么，说到他当时对自己很好，她还会用这件事举例。

周崇辉觉得杨青兰爱慕虚荣。后来时间越长，她和家里人闹的矛盾越多。直到分开住之后，杨青兰逼着他离婚，他考虑到孩子还太小，始终没有同意。

杨青兰列举的离婚理由太多。最让她心寒的一件事和装嫁妆的车有关。有一天，她从结婚介绍人那里得知，他们结婚前，装嫁妆的车刚办过白事，上面装过黄花、白花和黑绸缎。按他们的规矩，这件事是“触霉头”的。结果他们的婚礼当晚，杨青兰的小哥就去世了，她非常痛心。

杨青兰被周崇辉从三楼推下去后出具的伤情鉴定报告。（本刊记者 李慧琪供图）

“我不会怪你，事情已经过去了，你知道我的性格，你跟我讲清楚就好了，你爱过我吗？”杨青兰说，如果当时他说一句“爱”，事情可能就了了，可他就是没有说。

从那以后，杨青兰觉得自己的心死了，两人时常发生争吵，矛盾日积月累。下岗之后，杨青兰时常觉得他没能力，事情“拎不清”。儿子也说他，脾气不好，不讲理。儿子上大学时，学费都是靠杨青兰当24小时保姆挣来的，周崇辉的保安工作也是她帮忙找的，每个周末她还得回来把冰箱塞满。

那些年，他们不再有夫妻生活。她说，周崇辉还埋怨儿子。儿子说，由父亲照顾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杨青兰也检讨自己，她要强，要脸面。她觉得世界上的女孩没有哪一个享受过她父亲那样的爱，从小放任她做所有想做的事，连她母亲都吃醋。她插队时每次回家，临走前都要在父亲额头上亲一下。

“这是我的弱点，是我不自觉地拿父亲的好，当作一把尺去衡量前夫。”杨青兰说。2014年情人节那一天，他们终于协议去离婚，两人想着儿子也工作了，可以好聚好散。

儿子今年38岁，在押运公司上班。搬出去住过一个月，后来因为生活不好，又回来了。一个妇联的工作人员曾劝杨青兰，“你要让儿子出去独立生活。”杨青兰听了，没好气地说，“你不懂，别说了！”

杨青兰认为她的婚姻让儿子受到了情感伤害。儿子上初中的时候就跟她说，不到35岁，不要和他提结婚的事。杨青兰做到了，现在依然不提。她就想着把儿子照顾好，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让他吃上热乎乎的饭去上班。

“受什么委屈也要守住房子”

上海的冬天刚刚过去，周崇辉穿着一条单裤，那是他十几年前当保安时发的，红色棉服和内里马甲的对襟上都是污渍。他说自己眼睛看不见，已经两年没洗澡了，每天早上只用冷水抹把脸。弄堂门口小卖部的邻居说，看他确实觉得挺可怜的。

离婚时，协议书上没有约定双方的居住问题。周崇辉说，当时杨青兰自说自话，字也是她代签的。但比对其他文件，字迹确实是他自己的。周崇辉自己去派出所写过分户申请，请求把他们的房子进行物理隔离，但申请没有被批准。

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在前些年动迁过一次，当时给的政策是，“现在是24平，也只会返还24平，一平方米都不会多。”杨青兰说，当时租户们都不同意，没有动迁成功。但他们都知道，房子总有一天会拆迁。

杨青兰曾去咨询过律师，虽然没有买断，承租人还是周父，但现在的房子她有使用权，只要一离开就相当于自动放弃。周崇辉和儿子的关系已经恶化，她不光为自己也为儿子，受什么委屈也要守住房子，不离开一步。“在上海能拥有这么大的一间房子，我已经很知足了。”她说。

上海市虹口区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曹艳梅将保护令发给街道派出所。（受访者供图）

但周崇辉一直想把她赶走，没有成功，杨青兰的日子也过得不太平。 “你嫁给我，就是我的人。你死了，就是我的鬼。我要死了，也会拉你垫背一起死。”周崇辉曾威胁她说。

杨青兰则牢牢记住了律师对她说的话，“你不要和他发生正面冲突，不要激起矛盾。如果他打你骂你，你就要一次次报案，一次次立案，一次次拿证据。”

离婚后，周崇辉仍然大事小事依赖杨青兰去办。杨青兰会不动声色地说声“好的”。他们买鸡蛋的钱都会均摊，也会互相指责对方偷自己的衣服和东西。杨青兰觉得，周崇辉心理不平衡，他的生活逐渐不能自理，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差，所以他总是要“作”。直到他把她推下了三楼。

出事当天，杨青兰“啊”的一声掉下来，邻居们闻声赶来时，她已经砸在雨棚上。有人找来梯子，让她从棚顶下来，有人帮她报了警。

警察当天带走了周崇辉。杨青兰验伤后，鉴定报告上写着“左侧第2、3前肋骨折，已构成轻伤二级”。目前，这起人身伤害案已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但暂未开庭审理。

周崇辉不懂法律，出事当晚办理取保候审，他以为就没事了，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审判是什么。杨青兰说，离婚前，周崇辉从来没有对她动粗。“他讲都讲不过我，更不敢打我。” 但现在，杨青兰对他的每一次威胁都心生恐惧。

“把家都烧了，大家一起死。”周崇辉时常放出狠话，杨青兰不得不小心提防，她把家里的煤气关了，把长的、短的绳子，所有能伤人的凶器都收起来。有一次，她在狗窝旁看到一把生锈的剪刀，她心里一紧，赶快藏了起来。

每天早上八点，她会赶在周崇辉出门时下楼。如果周崇辉在家躺床上，她会立马关上门离开。下午五点左右，他上床睡觉了，她就感到安生。一旦听到他在卫生间走来走去，她就高度警惕，害怕他来找麻烦，然后把门一锁，赶快离开，直到晚上儿子下班回家。

杨青兰在外面“晃荡”，无处可去，她就去坐地铁。地铁上不冷，她的心也是安定的。一趟一趟地换乘，三小时一过又要付钱，杨青兰说，她就这样过了一年“流浪”的生活。

被家暴的一方很“强势”

杨青兰烫了红色的泡面卷发，眉毛还是从前那种细细弯弯的样式。她说起话来，声调高，思路清晰有条理，看上去没有一点怨妇的模样。不管是邻居、法官，还是居委会工作人员，都会用“强势”来形容杨青兰。

16岁那一年，杨青兰的姐姐精神病发作，父母不敢面对，她从安徽回来把姐姐送进医院，还懂得嘱咐医生“不要电疗”。

结婚当晚，小哥去世，她和领导谈条件，落实好了嫂子的上海户口、母亲的养老和侄子18岁前的抚养费。周崇辉也记得，当年她代表商场去打官司，法官夸她“这个口才，可以考虑转行了”。

杨青兰没有读过很多书，她会说“女人读书没用”这样的话，但她对待事情“拎得清”，善于摸门道。

电影《相残》剧照。

“强势”是她善用的一个生存武器，她会用愤怒和痛骂去压制对方，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居委会、派出所、妇联、法院，每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和她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摩擦。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听到杨青兰的名字，就直摇头，不愿多说什么。

在面对各个部门的要求时，周崇辉采取各种抵制和不配合的态度。杨青兰觉得，在第一次被抓后，没有人去给周崇辉做思想工作，没人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导致他一次次变本加厉。

像杨青兰这种家暴案，法官曹艳梅也见得少。曹艳梅说，从经手的案子来看，一般年轻夫妻离婚案会多一些，老年离婚的案子也多，但涉及暴力的不多。在2016年《反家暴法》施行之后，曹艳梅明显感觉到，以前受害的女性还有点遮遮掩掩，或者认为被打很正常，现在大家的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都有了很大提高。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什么，能起什么作用，一年前的杨青兰一无所知。被推下楼后的第三天，居委会的一个小姑娘给了她一份指南，上面有家暴庇护所的电话，也有保护令的申请。当时，她只是稀里糊涂地装进了包里。

直到2022年1月23日，周崇辉再次扬言要放火烧家，杨青兰又去找妇联的人。她说了几句重话，嫌他们迟迟没有给出有力的解决办法。对方当天就帮她联系了法院，约好1月28日下午两点在法院见。当天下午不到4点，杨青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就在十六庭开庭审理。

纪录片《文庙坪老人的家暴晚年》剧照。

“不希望他受到过重的惩罚“

目前，上海市虹口区法院设立了家暴案件审理的绿色通道。曹艳梅介绍，家庭暴力涉及老年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法官会优先处理，及时去查事实，杨青兰的案子就在24小时内审结。

“杨青兰已经年过七旬，马上就要过年关，如果不给她一个安慰或者定心丸，那她这个年一定过得非常不安。” 曹艳梅解释说，周崇辉从三楼推人下去，这一恶劣情节已涉及刑事，公安、检察机关目前已经介入。

尽管两人离婚后不属于家庭成员了，根据《反家暴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曹艳梅认为，周崇辉经常辱骂，言语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种。

但被申请人周崇辉电话不接，短信不回，也联系不到。曹艳梅只得通过居委会，让他们帮忙确认他是否在家。第二天曹艳梅决定上门，与周崇辉进一步确认事实。到了现场，周崇辉态度一直很强硬，他承认推人的事实，却很不服气。他说，“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帮她？”曹艳梅一边释法一边劝解，不管怎么样，“你打人骂人是不对的”。

人身安全保护令核发之后，曹艳梅还专门去居委会、街道派出所和妇联做工作。在她看来，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家暴，居委会、妇联、派出所的反应其实更快捷有效。法院作为最后一道保障，主要作用在于引起各联动部门的重视，起到震慑被申请人的作用。只要当事人再去报警或者投诉，各部门都应在第一时间响应制裁施暴者。

现实中，很多夫妻申请保护令之后，是要去打离婚诉讼官司的。如果法官认定了家庭暴力，那么就认定了婚姻过错。民法典颁布后，婚姻过错是要额外赔偿的，所以法官在审理中会尊重事实，审慎核发。

另一方面，因为人身保护令的使用也可能会产生隔绝亲情往来的作用，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修复有时也不完全是正面作用，法官在核发时也要根据每个申请的具体情况，综合作出判断。

杨青兰很感激曹法官能够亲自上门，“我的命一半是她拯救的。”杨青兰说，不管案子的结果如何，她其实并不希望周崇辉受到过重的惩罚，只希望能有一个第三方在场调解，帮他们梳理一下矛盾，解开彼此的心结。

“我跟他结婚以后，从不能接受他，到后来慢慢接受他，心疼他，直到现在他来伤害我，我还在心疼他。因为我知道，他在自己父母那里从来没有得到过爱。我现在又恨他又气他，但还是想能搀扶他一把。”杨青兰希望，他们不做夫妻做邻居，好好过日子。

* 文中杨青兰和周崇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