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我已断定李克强庸碌无能

习下李上”的传言甚嚣尘上，很多人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仿佛一旦李克强取代习近平，中国的天就亮了。（美联社）

二十四年前，我已断定李克强庸碌无能。

最近，“习下李上”的传言甚嚣尘上，很多人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仿佛一旦李克强取代习近平，中国的天就亮了。

然而，当李克强还是封疆大吏时，我就已断定，他连当一个县官的能力都不具备。李克强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当上总理，并非像当年主政四川的赵紫阳那样有经济改革的政绩、民间有“要吃粮，找紫阳”的呼声，恰恰相反，在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沦为“优败劣胜”，平庸成为入常的门票。

一九九八年，年仅四十三岁的李克强成为中原第一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如果说西安是中国的废都，河南便是中国的“废省”，文明最古老，现实最惨烈，仅爱滋病的氾滥就触目惊心——二○○五年河南省爱滋病死亡人数高达全国的五成五！李克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遏制这一人祸，继续打压医学界和媒体，隐瞒爱滋病灾情。被誉为中国的特蕾莎修女的高耀洁医生因揭露河南爱滋病真相而受到地方政府严酷打压。河南地方当局歪曲真相，声称爱滋病氾滥是因为卖淫嫖娼，高耀洁却指出：“现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人濒临死亡边缘，事实上，绝大多数爱滋病患者是通过卖血或输血感染了爱滋病毒。”地方政府使用跟踪、窃听和诉讼等手法打击这位说真话的老人，甚至还株连九族：高耀洁的女儿郭炎光，因为母亲的“防爱”事业而失去工作，不得不移民加拿大，母女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李克强在任期间，河南接连发生焦作、洛阳大火，烧死三百馀人；两次煤矿大爆炸，遇难一百八十人。李克强的管治能力受到广泛质疑。

二○○四年十二月，在民怨沸腾之下，李克强调离河南，出任辽宁省委书记。在其任上，作为东北工业大省的辽宁经济急剧衰败。二○○七年，李克强入常前几个月，辽宁省铁岭清河特殊钢厂厂房内二十七吨一千五百摄氏度的钢水瞬间倾翻，当场造成三十二人丧生、六人重伤，成为一九四九以来中国钢厂最重大的生产事故。极为恐怖和惨烈的是，死去的三十二名工友都熔化到冷却的钢里，凝固成一块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大铁饼子，已无法辨认出完整的尸体，只能勉强发现部分骨骼、指甲，以及皮带、手机套等。事故发生后，厂区全面戒严，对外封锁消息，不准死难者家属接受媒体访问。事后，李克强不仅没有引咎辞职，反而直升为常委。我当时就撰文抨击李克强及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李克强与习近平一样，都是在地方上施政拙劣，才获得破格提升。这充分表明，共产极权体制早已丧失了生机和活力。

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在《论独裁》一文中早已发现这一祕密。他写道：“政党政纲的单调沉闷及其领导人那种乏味而无甚可观的外表吸引了群众，他们把它视为他们自己的反映。在人口过剩的时代，恶（以及善）变得与其对象一样地平庸。要变成独裁者，最好是变得沉闷。而他们人沉闷，生活也沉闷。他们唯一的奖赏是在往上爬时获得的：看着对手被超过、推开、降级。”这是一群缺乏卡里斯玛魅力的官僚：“这些乏味、灰沉、无特征的面孔仍有某种使人难以释怀的东西：他们看上去跟谁都一样，这使他们给人一种几乎是地下的感觉；他们像草叶一样彼此雷同。那视觉上的沉赘为‘人民政府’的原则提供了某种额外的深度：由谁也不是的人的统治。不过，由谁也不是的人统治是一种远远更为无所不知的独裁，因为谁也不是的人看上去像每个人。”

今天，难道因为习近平“更坏”，就要拥抱“次坏”的李克强，将其视为拨乱反正的大救星吗？

在绝望与黑暗中的中国人，剩下的最后一种娱乐或最后一种身份就是“中南海的听床师”。（美联社）

有多少中国人，都自诩为“中南海的听床师”？

在绝望与黑暗中的中国人，剩下的最后一种娱乐或最后一种身份就是“中南海的听床师”。他们将解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或央视《新闻联播》发展成一种高级阐释学。他们每天目不转睛地盯着此类官方喉舌，仔细研究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几次、李克强的名字又出现了几次，乃至播音员提及两人名字的语气有何差异。

因为没有选票，没有投票选举各级官员的基本权利，中国人才用这种扭曲的方式表达对政治的热衷。更让人困惑的是，若干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份子，也堂而皇之地以“中南海的听床师”自居，尤其是出身中央党校的蔡霞和邓聿文等人，似乎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就宛如“大内密探”，虽然连文章都写不通顺，却俨然是掐指一算就得天机的风水先生，预言某一天习近平垮台、李克强上位，中国从此走上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他们就能打点行李，凯旋回国，成为李克强身边的哼哈二将、左右护法了。

其实，他们不是出身南书房，而是来自敬事房，他们也要回归敬事房。在大清帝国时代，敬事房主要负责皇帝与皇后、妃子的房事监管、记录。皇帝和他的女人每行房一次，敬事房的总管太监都会记下年月日，以备日后嫔妃怀孕时核对验证。每天晚餐之后，总管太监奉上一个大银盘，里面有几十快绿牌子，每个牌子上写著一名妃子的姓名。若这天皇帝没有性欲，便会说一句“退下”，然后自己休息。如果皇帝来了兴致，想找哪个妃子，就会把写有这个妃子名字的牌子翻转过来。总管出来后把牌子交给驮妃太监。被选中的妃子香汤沐浴后，全身赤裸，由驮妃太监背起送到龙床上。

负责把妃子背到龙床上的太监，叫驮妃太监。妃子必须全身赤裸，不是为了刺激皇帝的性欲，而是为了确保皇帝的安全。妃子脱溜光，身上就不能藏匕首、剪刀等凶器了。在明朝就有过宫女刺杀皇帝的大逆案。嘉靖皇帝以凌虐宫女为乐，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趁其熟睡之时，用麻绳试图将其勒毙。宫女们在慌乱之际将麻绳打成死结，使绳圈无法收紧，结果只令嘉靖帝昏迷而未能毙命。此时，方皇后赶到，将宫女们制服，涉案的曹端妃和王宁嫔也被逮捕。后来，“不分首从，悉磔之于市，仍锉尸枭示，并收斩其族属十人，给付功臣家为奴二十人，财产籍入”。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清朝就发明了这项奇葩制度——太监不仅负责将赤裸的嫔妃背到龙床上，还要负责在室外“听床”，时间一到，就要在外面大声喊“皇上保重龙体”。若是叫到第三次，皇帝就不得不告别温柔乡，让太监进来将玉体横陈的妃子驼走。太监的忠心耿耿，真是皇天可鉴。

今天，很多身体已经来到自由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却仍以忠贞不二的“保龙一族”自居。他们不去研究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不去思考伟大的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对中国的民间疾苦不闻不问，对中国民间力量的保育也不屑一顾，偏偏只关心皇帝的房事，只关心龙椅的归宿，只关心七个小矮人中哪一个会坐上龙椅并宣布大赦天下。布罗茨基早已洞悉此种权力运作和权力想像的虚妄，他指出：“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明白到这些人之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独裁者，明白导致这种不确定和混乱的原因无非是供大于求而已，明白我们不是在与某个人的独裁打交道而是在与一个政党的独裁打交道，这个政党已经使独裁者的产量达到与工业同步的水准。”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热衷于“谁将成为谁”的无聊游戏，不再将“中南海听床师”或“驼妃太监”当做人生最高理想，中国才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