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如此迷恋考试？小镇做题家

考试在中国，是一场“去毒版”的造反

我们为什么如此迷恋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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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写过一篇谈修仙小说的文字，有朋友留言说：小西，其实你对“修仙小说”的规律总结不全面，很多此类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往往都有诸如“升仙大会”、“灵能测试”之类酷似高考的情节……

我想了想，好像是这样。但这就很奇怪，修仙小说的读者很大部分都是学生党和年轻人，而我们都知道，在学生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是厌烦考试，尤其是头痛高考的。把这样一个给人压力山大的制度搬到虚幻世界中，这岂不是违背了网络爽文“看着爽”的第一原则？

想来想去，答案可能还是那个——我们在现实中痛恨的不是考试，而是那些我们考不好、不能把同学都比下去的考试。

如果考试都能像修仙小说里那样，让主角一鸣惊人、从此扬名立万。那么中国青年们其实是不反感、甚至非常热爱这种考试的。没有这种考试，我们这些普通青年拿什么去跟高富帅抢白富美呢？

你看修仙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桥段，就是主角在“升仙大会”中上一鸣惊人后，就获得了佳人芳心暗许、师长刮目相看，而把之前狗眼看人低的富二代气个够呛。

想想真的很有趣，从《三剑客》到《圣斗士星矢》，无论西洋还是东洋的幻想故事里，主角挑战“高富帅”时，都是撸胳膊跟直接开干，最后用“青铜打败黄金”的方式完成自我证明。

唯独咱们，想出了“在考场上见真章”的神奇思路。

该说中国人比较含蓄，还是我们太热爱考试了呢？

恐怕是后者，因为对考试的崇拜，不仅是现代小说里独有的。你去翻翻《西厢记》、《白蛇传》、《窦娥冤》这些古代通俗故事，会发现当故事最后需要“机械降神”，强行来一个大团圆来收尾，告慰观众时。无一例外都选择了让主角、主角她儿子或者主角她爹“科举得中”，当了个什么什么官回来主持公道。

就连高鹗续写《红楼梦》，想把这个故事由悲转喜，想到的方法是什么呢？也是让贾宝玉去考试。

所以“高考钉子户”这种现象，应该是中国人独有的。

中国人对考试的痴迷、对其伟力的崇拜，从古至今，真的从来没变过。

基督教信耶稣，伊斯兰教信真主，而中国人信考试。

这么坚定的信仰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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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因为是纪传体小说，时代的片段被拆散在不同人物的传记当中。但如果你将同一世代不同人物的表态拼接起来，有时却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真相。

比如在秦末，刘邦和项羽这两位枭雄在见到秦始皇车驾后表态就惊人的相似，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如果再加上不久后陈胜起事时喊出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能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至少在司马迁的描述中，秦朝社会上至项羽这样的破落贵族，中至刘邦这样的二流子，下至陈胜这样的“瓮牖绳枢之徒”，所有男人都觉得当皇帝的这个事儿没什么了不起，觉得条件合适了自己也可以上去过把瘾。

其中，又属陈胜的那句话最说明问题：他喊得不是“王侯将相无有种”，而是用了反问“宁有种乎？”

这说明“王侯将相本无种”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概念，普及到不需要陈胜重新提出，只需要反问一下，就能引发共鸣。

这件事今天看来没什么，但如果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你就会感觉特别奇幻——那可是公元前三世纪啊，中国的帝制才刚刚建立，怎么就有这么多人跃跃欲试的要求取代他们的皇帝了呢？

我非常喜欢的通俗史作者张宏杰先生，曾经在他的《坐天下》一书中深刻的指出过这个问题，他说：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据学者们统计，仅清代，清初以后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就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

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似乎主要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公元八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十六世纪，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

张宏杰先生说，如果将起义等同于革命，光看这些数据，你很可能会认为中国农民是全世界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群体。但事实上，中国农民是最吃苦耐劳、最能忍受社会不公正的群体。

而且相比于欧洲农民起义往往会提出“恢复村社制度”“农民有权按自己的法律来使用森林和水源”等等切实的“革命诉求”，中国自古农民起义的主题，说到底，其实永远只有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今的皇上不行了，换我来吧！

伏尸百万，血流漂杵的战争，搞到最后，也就是让江山换个姓而已，其他基本一切照旧。

为什么我们会乐于这样的游戏，自帝制时代而起两千年而从未疲劳呢？

因为它是中式帝制不可或缺的一种“补完”。

3

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公平的呢？

对于这个一直困扰人类社会的问题。其实有一个有趣的思想假设——假如一个社会的人类在出生前就有理性灵魂，大家在不知自己出生后会“投胎”到什么出身、得到什么能力的情况下讨论、投票，为自己设计出一个社会来投胎。这个社会会怎样呢？

这个社会首先不能贫富差距太悬殊，不然所有人都会担心自己投胎到穷人家没活路，但也不应该太平均，因为大家又都担心万一自己投胎运气好，成为“强者”，一个绝对平均的社会岂不是让自己亏了？所以最终博弈的结果，一般会是一个贫富有差距，但又不那么大，各个阶层能各安其位的体系。这很接近于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们所设想的“完美社会”。

但有时我常常会想，除了这种所谓的“完美社会”，还有另一种社会也许也能通过这种“灵魂投票”——如果参与投票的灵魂们风险偏好比较高的话，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个上层过的极爽、而底层活的极惨的模式，但同时要至少在名义上取消掉对阶层跃迁的“身份限制”，既给每个底层人以渺茫的希望，许诺他们有一定概率能咸鱼翻身、鲤鱼跃龙门上去爽一把。

这样，底层就能抱着那微渺的翻盘希望甘于过卑微的生活，而社会整体则是可以维持稳定的。

这样的社会，就是中国秦以后延续两千年的大一统帝制王朝。

在先秦以前，中国社会资源分配与欧洲中古时代类似，无论天子、诸侯、卿、大夫还是士，都没有绝对垄断社会资源，所谓“利出多孔”。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上下各安其位，在那个时代是有空间的。但法家要求君主的极端集权，将中下层精英视为“五蠹”来消灭，又教会皇帝必须“利出一孔”，垄断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

这就让整个社会的中下层都焦躁了起来，大量想要“立世出身”却又苦无门路的人满腔雄性荷尔蒙无处发泄，于是纷纷做起了“王侯将相宁有种”的皇帝梦，因为若非“取而代之”，他们实在不知道还能如何在这个已经被皇上管的死死的世界中“逆天改命”。

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秦朝帝制在中国确立的那一刻起，“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皇帝梦，就成了发给所有中国男人的“命运彩票”。

就仿若我们时代越没有致富希望的人越希望靠买彩票中奖一样，权力越是集中，阶层越是分化的时代，就越是有人铤而走险，愿意压上身家性命去买这个高风险高回报的彩票。而这个博彩游戏，在中国一玩就是两千年。中间无数场血腥的屠戮，无非赌局的一次次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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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游戏玩多了以后，总会有聪明人想到改良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考试。

中国最著名的考试制度科举，起源于隋朝，但真正开始走向完善是在唐初，十分明白的自己要干什么的唐太宗在设计这项制度之初就把这事儿做的十分“体面”，后世精明的皇帝不断累加。状元郎在得中的那一天可以享受类似天子的待遇，骑马游街、走平素天子才能走的御道，风光无限。而在风光之后，皇帝真的会拿出皇权的一小部分，有限的跟这些幸运儿去分享，他们走上仕途，封官进爵。“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那种穷人乍富的快感，真的与造反当皇帝神似。而这条道路虽然收益远较造反为小，却免去了掉脑袋的风险。于是吸引了大多数的中底层精英，一辈子皓首穷经想靠科举“改命”。

但一番账算下来，真正最得利的还是皇上，所以后人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的英雄尽白头。”唐太宗也很诚实：“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

彀是什么，圈套么。原来中国人最痴迷的考试，在最开始只是皇上给“英雄”下的一个套。

是的，中国版的考试（科举），从诞生之初起，最根本的目的就不是进行人才选拔，而是试图给已经“江湖潜沸”的社会减压。用不流血的方式完成社会资源分配的微调。

是的，中式考试，从来不是单纯的人才选拔，而是一种“去毒”版的造反，一场中国式的、不流血的“光荣革命”。

但这个设计虽然经过了千年的不断调整，却从未完美过。因为，“英雄”们不是傻子，他们愿意“上套”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风险与预期回报比还可以忍受。一旦社会出现阶层固化、增长停滞甚至衰退，皇帝拿不出足够多的利益来作为诱饵。“英雄”们就不再被考试所套牢，天下立刻无缝转入“江湖潜沸”的状态。

唐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个特别好的例子。很多人中学的时候都学过这位屡试不第的“起义领袖”的诗：

飒飒西风满院栽，

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

报与桃花一处开。

按照中学课本的说法，这诗据说反映了什么感叹命运不公、同情劳苦大众、立志重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

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流行版只是节选，这诗还有前两句，“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

把它们加上，全诗的感觉就完全变了。你会看到，参加科举的黄巢并非在咏叹世道的不公平，而只是在菊花咏叹自己的不得，他要当“百花总首”，要穿“赭黄衣”。

不是埋怨为什么有特权，而埋怨为啥享受特权的不是我。

这样野心勃勃的逆天改命理想。唐末那个自身难保的朝廷当然无法通过科举满足他，于是黄巢起兵造反成为了一种必然。

起兵后的黄巢对百姓毫无怜悯之情。尤其是在他攻陷长安之后，展开了人类中世纪历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之一，同时代的诗人韦庄说：“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老百姓“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己作灰。”

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长安经此一劫一蹶不振，此后的历史上再没有成为过中国的经济、文化或政治中心。

很难想象这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居然是一个几年前还在这座城市中考进士的读书人做出来的。但也可以猜想，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屡试不第，积攒了黄巢的怨气。让他一点点产生了毁灭这个花花世界的恶念。

那是一个考试失败者对“辜负”他的社会最疯狂的报复。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文学修养还不错的黄巢，当然不会做什么“土猪拱白菜”的粗俗比喻，但在考试失败后，对社会不公的那种愤恨，掺杂在早已萌动的雄心之中，酝酿出的那种肃杀之气，却让人感到更加不寒而栗。

考试是中国社会的减压阀，但也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潘多拉，它承载、收纳了太多本不应当用一张试卷承载的希望、梦想甚至戾气。而难办的是，当压力超过一定极限，我们还无法让它骤然减压，就像你不敢去开一个已经承压到极限的压力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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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最为良性的社会中，社会资源的分配其实应该“利出多孔”的，每个阶层、每种职业应该都有可以自足的生活，这样这个社会中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每天想着“逆天改命”的“有志者”，这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如果社会资源必须“利出一孔”，那么靠近这个“孔”的个体就一定会分得比其他个体多得多的利益，人群就会像蜂群一样聚集，在通往抢占资源分配优势节点的道路上“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拥挤和争抢就将是必然的。解决拥挤的方式如果不靠考试、就只能靠金钱、裙带甚至暴力。相比之下，一场统一、公平的考试就成了最不坏的选择。

但随着社会增长趋缓甚至陷入停滞，社会上层吃剩的残羹冷炙越来越少，而争抢它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加压阀就会失灵。早晚有一天，任你满腹诗书、也未必科举得中，任你是“小镇做题家”、名牌大学生也不敢保证一定走上“人生巅峰”。

如今，我们将这样的时代称呼为“内卷”。

在这种时代里，有人选择“躺平”，有人则在像黄巢当年一样咬牙切齿。空气中充满了诡异而焦躁的气氛，这种气氛让人担忧。

所以，在考试还有效的时代，我们未必是幸福。但如果连考试都失效，我们则一定是不幸的。

基于此，我当然希望考试能继续有效下去，一场公平的考试，是当下中国人最不坏的那个选择。

愿所有考生都能考出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好成绩，也愿他们的好成绩都能“购买”到一个让其满意的锦绣前程，更愿依靠考试分配社会资源的机制，能尽量有效更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希望岁月太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