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中德政治互信的崩溃！

人与人之间需要信任，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也不免是这样。信任的前提就是诚实、透明、遵守规则。而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自2012年起，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显然在与他国尤其是西方各国间互信方面亏损日趋严重。

德国今年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G7）轮值主席国。七国集团主管教育和科研的部长，日前在法兰克福开会。而这次联席会议决定制定统一的战略和政策，以应对中共领导的在中国境外的教育和科研活动。如今打开德国教育科研部的网页，本次会议的第一条重点就是“保护学术自由”，从中人们也许便能感受到德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显然，西方包括德国跟中国的蜜月终结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在这里，笔者就德国跟中国在文化教育和科技方面关系，在国家间互信方面作进一步的考察。

互信的三个方面

两国之间的互信，有三个层面。首先是政治互信。政治互信往往是由某国在外交方面的方式、对国际法的遵守和透明的程度来决定的。以中国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为例。据英国《每日邮报》透露，世卫组织(WHO)秘书长谭德塞私下认为新冠病毒是在2019年从武汉实验室意外泄出 （中共自然是否定了这种说法）。对于这个在中国就病毒来源调查了两次的机构来说，至今在病毒来源问题上还是两手空空。但谭德塞毕竟是跟中国打过交道了。如果中方在溯源问题透明、公开，根本不可能造成像今天那样的不信任。而且，关键是这里不仅影响到中国与世卫的关系，也直接决定了中国与各国的关系。 再譬如中国近三年来的战狼式外交，以及在香港问题上的所谓“二次回归”，等等，显然大大减低了跟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各国的政治互信。

国家间的互信还包括安全互信和社会互信。从某种层度上来说，政治互信对后两者有着直接的影响。 如果一个国家对中国政治上不信任，那么自然会在安全方面对其保持距离。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禁止中国参与5G网络建设，就是缺乏安全方面互信一个表现，而倒过来，中国当局禁止在政府机构使用Windows系统，或者禁止特斯拉汽车驶入习近平要访问的市区，也是如此。 社会互信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尽管它跟政治互信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也许跟主导的舆论更有关联，同时也跟个人和团体跟该国打交道的经历和信息量有关。 像德国这个社会，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经济界由于严重依赖中国的市场和来自中国的半成品或产品，其态度就跟其他阶层不一样。一般来说，物质上依赖性越大的团体和个人，更倾向于“理解“和”宽容”受依赖的一方。

德国在教育科研上的转向

回到教育和科研这个范围。应该说，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政治互信，在胡锦涛时期，还是属于比较正常的时期，也许也是高峰时期。仅以双方的学术、科研的交流来说，德中之间都相当频繁。

目前在全球约500多个大学校园设有孔院。并有几百个孔子课堂。在胡锦涛时代，人们曾把中国这种推广文化和语言的努力作为软实力战略来看待。应该说，凭着中国的悠久历史、日益扩大的经济影响、文化人才的优势，中国大陆显然是有这个本钱办孔子学院。问题在于这是一个纯官方（教育部汉办）主办的机构。在经济资助方面，远超于任何一个国家支持的语言文化机构。而且一开始，中国在政治问题上多少还以“内外有别“ 的政策来对待孔子学院。即政治上多少还宽容一些。但后来这种政治互信随着宽容的消失而逐渐恶化，对孔子学院的异议也就越来越多。

这个变化主要还是从习近平执政开始。 其表现有各种各样。譬如说某些孔子学院跟中国有关机构在外活动加强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说，有媒体报导，有个别孔子学院成了监控中国留学生的中心，或者是输出中国思想的基地。两年前，芬兰国家广播公司调查节目“Spotlight”的一份报告发现，赫尔辛基的孔子学院试图限制公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敏感话题的讨论，例如西藏新疆问题。而在德国，去年也出现了汉诺威与杜伊斯堡两个大学的孔子学院禁止就《习近平 - 世界上最具权势的人》出版而进行的新书介绍与研讨会，引起了学界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中国官方在民主国家把文化机构变成政治工具，非要用威权国家的原则和方式干预民主自由的国家的活动。

针对这种情况，基民党籍的德国前任教育科研部部长安妮亚.卡尔利切克（Anja Karliczek）就曾公开要求德国各高校对现有的19所中国的孔子学院重新进行审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无独有偶，没过一年，新上任的德国教育科研部长（自民党籍）史塔克－瓦特辛格（Bettina Stark-Watzinger ）， 更是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公开警告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对中国在文化和科研方面的扩张。“我们千万可别幼稚了！”她恳请各高校用更激进的手段对付中国。就德国大学允许在自己的地盘安置孔子学院的问题，她说：”如果我当大学的校长，那就不会有孔子学院的存在“。 史塔克－瓦特辛格认为，中共显然是在对德国的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直接施加影响。

至于大学和科研机构接受跟中国的合作项目或者是接受来进修、学习、实习的中国籍的“学者” 或学生， 德国教育科研部长警告，在敏感科技领域必须划清界限，尤其是对既能用在民用、又能用在军事方面的技术。 应该防止中国的偷窃行为，或者是帮助威权主义的中国增强其技术能力。

前不久德国之声等11家欧洲媒体，分析了过去20年来欧洲与中国学者联名发表的35万份学术报告后，上月中发布名为“中国科学调查”（China Science Investigation）的调查报导，揭露其中近3000份的中方研究者有解放军背景。报导质疑研究成果可能作为军用，帮中国提升军力，批评在科研的不少学者过于天真，不顾国安风险，此事也引起了德国政坛和学界热议。

机制上的缺陷以及威慑

首先，要指出的是，按照法律，德国的教育与科研部只是对各州的文化、教育、科研政策起一个指导性的作用，而真正决定事务是由各州自己或是各校自己。换言之， 德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在各州贯彻联邦层面的意志方面，在速度跟效果方面可能不一样。 当然，即便如此，中国与德国的互信下坡路，直接决定了今后各方面发展的走向。

在美国，政府与大学之间也有类似的机制上设计的障碍。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10月9日已敦促美国中小学和大学重新考虑是否与孔子学院合作教授中文课程，理由是认为其中有来自北京的“恶意影响”。但迄今为止，100多所孔子学院才关闭了近40所。

而在德国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资金问题。显然，学习中文需求不断增大是目前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德国的大学却得不到资金设置相关课程，或者资金不足。于是，中方则“大方”地出钱，填补这个缺陷。 而中国教育部的汉办也是利用了这种机会。 用经济手段来“弥补”自己政治上的不足。

当然，应该承认，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德国大学的就职人员尤其是那些研究中国的学者，深知威权主义的中共会对任何具有批判态度的学者予以惩罚，譬如拒绝发放签证等。为此，有一些德国学者不得不采取自我审查以及避免大学本来应该可以举办，但“可能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活动。 但这种现象在一个民主国家毕竟是不能持久的。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一点，目的是想说明，要真正等到德国联邦政府的意志贯彻到各个大学，还是需要时间的。迄今为止，中德高校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合作项目多达1400个，同时，约有4万中国学生在德各大学学习，约有3000中国学者在德国科技领域作研究或进修。但是，客观上，留给中方的时间不多了。 德国自民党在去年就提出要终止跟中国孔子学院的合作，而现在正好又是自民党的教育科研部长在位。可以想象，在政治和敏感科技项目上的脱钩，速度必定加快。

中国走向何方？

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往往是损坏容易重建难。 笔者对中共跟西方各国特别是中德之间能否在今后一二年甚至更长时间重现恢复起2012年前的政治互信，并不乐观。据说，最近中国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专门访问了欧洲不少国家，其中也包括德国。吴红波表示，北京在很多事情上“犯下错误”。这一消息是否属实尚待查核。但是，真正要重建互信，北京的要做的事情很多。而这里首先一个问题是：习近平是否愿意。从目前中国官方的对此问题的言行来看，今后两到五年内， 重建互信希望微乎其微。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徳籍华人政治学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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