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鼓励生育，这还真是一个技术活

前段时间，长三角多地出台鼓励生育相关政策，一些城市给楼市松绑的政策，也与“三孩家庭”挂钩。8月1日起，《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支持推进“浙有善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将实施，对三孩家庭在住房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截至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公布了2021年度的常住人口出生率，长三角的数据可能不乐观。上海2021年的出生率为4.67‰，江苏2021年的出生率为5.7‰，低于全国整体水平。浙江在2020年之前的出生率高于全国水平，但2020年常住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全国平均水平，为7.13‰，2021年继续下跌至6.9‰。目前，安徽尚未公布2021年的出生率，从2020年的水平看，安徽是长三角唯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长三角要鼓励生育，具体该怎么做？

鼓励生育政策齐发力

长三角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紧迫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体现在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从查阅的有关数据资料看，长三角地区老龄人口比例超过20%，已进入中度人口老龄化阶段。上海市197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浙江1994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提前五年，安徽省是1998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省份，江苏老龄化率仅次于上海、北京，居全国第三，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南通以22.67%的老龄化率位居各大城市之首。

另一方面，体现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不断下降。三省一市2021年统计公报显示，上海全市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2‰，浙江省自然增长率为1.00‰，江苏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2‰，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年度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2021年安徽人口回流从上一年的2万增加到了9.7万人，2021年苏浙皖人口都有所增加，但主要是人口流入因素，而不是因为生育因素。笔者调研中得知，因为人口回流，苏浙沪企业用工中邻近省籍的员工比重不断下降，只能招更远省籍的员工。上述情况说明，长三角地区应该采取有力举措，鼓励生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人口增长周期很长，对长三角的长远发展有重要影响，必须以小见大，一年看一年好像变化微不足道，但十年二十年看变化就很大。

长三角三省一市鼓励生育的政策举措可以从两个视角观察：

从三省一市有关人口管理的规则来看，安徽今年修改实施的《安徽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通过完善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支持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江苏省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要求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制度基本建立、服务管理制度基本完备、生育友好社会环境基本形成，将生育友好作为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浙江省率先出台了生孩子的福利奖励政策。新修订的《上海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指出，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财政、教育、住房、就业、保险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另外，从三省一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都提到了要鼓励生育的相关举措。安徽省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江苏省要推动新的生育政策更好落实，让年轻夫妇少一些生育养育负担，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浙江省要求建立生育全流程服务体系，积极建设育儿友好型社会。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相信今后，三省一市鼓励生育、鼓励三孩的政策会不断完善和系统化。

需要更有创见的对策举措

这两年，在鼓励生育方面，长三角有了很多政策举措，想了很多办法。但要更精准地鼓励和促进生育，笔者认为，还需要做很多更深入和细致的努力。

第一，应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分析入手，设计更有激励效应的政策措施。经济因素，是影响生育的首要因素，中央多次强调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但养一个孩子到底需要多少钱？笔者曾经多次做过长三角不同人群的随机访谈，与最近看到的一份研究报告结论基本一致。今年2月，由多位专家参与研究的有关生育成本的课题报告发布。该报告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为基础进行估算得出，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为48.5万元，为人均GDP的6.7倍。平均一个孩子大学四年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4.2万元，这使得全国家庭将孩子抚养至大学毕业的平均养育成本上升到62.7万元，而上海北京的养育成本达到约100万元。这份报告把养孩子的成本场景化了，只有有了具体数字，再经过详细的调查测算，才能形成降低“三育”成本的政策依据，税收和各种补贴政策的设计必须与上述成本挂钩，才能形成激励效应。长三角目前鼓励生育的激励政策，与“三育”实际成本比较，似乎距离还有些大，感觉还只是表达了一种政策意愿，真正要想起到激励作用，还需加大力度。

第二，应从家庭生命周期分析展开，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支持三孩政策。根据江苏统计局数据，江苏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00年为23.22岁提高到2020年的29.66岁。媒体报道2019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初婚年龄29.09岁，平均初育年龄30.29岁。从上述现实情况出发，笔者假设：一对年轻夫妇30岁结婚，31岁生第一个孩子，每间隔两年生一个。那么，他们在35岁时，要同时抚养三个孩子，直到53岁，持续18年。如果第一个孩子六岁上学，到三个孩子全部初中毕业，需要持续13年。由此推理：他们在53岁时，第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工作，57岁时第三个孩子参加工作。再继续推理：孩子们也是30岁结婚。那么第一个孩子结婚时他们61岁，第三个孩子结婚时他们65岁正好达到未来延迟退休年龄。在家庭生命周期里，孩子出生、上学、结婚这三个重要时期，主要涉及的是“三育”费用、辅导孩子学习、准备婚房以及父母自己到底有多少经精力陪伴孩子。这个时期家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只有这样具象化的家庭生命周期分析，才能制定出系统的、整体的、更有针对性的激励生育三孩的计划和政策，希望看到这样系统的政策设计。

第三，从社会支持系统分析构建鼓励生育的服务方略。

首先，在生育观方面，必须扭转一胎宣传的惯性影响。传统生育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多个孩子多个帮手，这种生育观在长三角早已经破除了。通过将近四十年的计划生育宣传和各种配套举措，“只生一个好”的生育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晚婚晚育”已经成为“自觉自愿”。当前，要鼓励生二孩和三孩，必须重塑新的生育观念。再有，当下望子成龙的观念似乎不但没有下降，而是似乎越来越强烈了，这导致了生育的顾虑，育龄夫妇高度的责任感吓退了生育的愿望。有学者说，我们必须要发自内心的问自己：是不是接受自己的父母是普通人？是不是接受自己是普通人？是不是接受自己的孩子将来是普通人？第三问特别的重要，只有心甘情愿地接受孩子将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才能降低期望，进而才能降低生育焦虑。这里特别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普通人的尊重、尊严、权利保障更是成了关键，因为能人和精英都来自普通人。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长三角同样需要营造“五个人人”的社会愿景，只有让普通人活得平和从容，只有这样的前景和未来，人们才敢生三个孩子，才能增强对自己和对孩子未来的信心。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生育观、生活观，才能破除“重赏之下亦难有勇妇勇夫”的局面。

其次，要在长三角营造一个氛围，对于全职妈妈或者全职爸爸，社会应该给予肯定、鼓励和帮助。三孩的到来，使得全职爸爸全职妈妈的“岗位”成为客观需要。要给他们辅导和培训，让他们从能力和心里上适应，由此看来，办好家长学校就很有必要。当然全职不是全程和全部，只是人生的一个很短阶段，只要家庭经济条件允许，无论男方女方都可以成为全职爸爸或者全职妈妈，并不固定是女方。曾经听一个知名演员介绍，她在事业的顶峰时期回归家庭，当了全职太太。有人问她，有何经验分享？她说，女性回归家庭，必须保持时刻冲出家庭、回归社会的能力，哪怕是在家里，也需要增强和保持一定的职业习惯，比如，工作日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然后换掉睡衣睡裤，换上相对正规的着装做家务，提醒自己“上班”了，增强职业意识。其实，现在居家办公的人越来越多，在家办公也需要职业意识，提醒自己是在“办公”，家人也需要明白，在家办公也是“上班”，不能随意打扰。笔者也看到过类似的国外经验，每一个全职太太必须保持学习能力，在完成生育孩子的任务后，再进入职场，就业能力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需要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

再有，要真正贯彻儿童友好理念，在上学、乘车、旅游、购房等等方面消除对三孩家庭的限制性规定。长三角需要逐步清理按三口之家设定各类规则的习惯做法。义务教育阶段改革不能过度频繁，不能让三个孩子在二、三年内经历多种教改方案，要稳定家长对教育的预期。

总之，按有些人口专家的梳理，“三育”问题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建托幼机构、男女平等产假、保姆、推广灵活办公模式、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允许辅助生育技术、教育改革等等很多方面，需要系统的思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