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树画画里 有个穿长衫的民国男人

老树画画里有个经典元素：一个没有五官、戴帽子、穿长衫的民国男人，他带着许多现代人，到民国意境中，暂避世间无趣，独自花前徘徊，涉渡有限之涯。

有些人说老树显然是喜欢民国时代，不像许多中国画家那样喜欢画些古代隐士和仕女。

在《民国先生》这篇文章中，老树回答了这个问题：民国时代什么样儿？“民国先生”又是什么样子？

文章中，老树没有描摹爷爷的外貌，一如他笔下的民国先生，样貌是模糊的。他记录的许多与爷爷相关、在一起发生的事情，让这位从民国中走来的老人，显现出他不同凡响的智慧。他对老树说，莫失了家教、董老师是个君子、一定要上学，他引导老树练习书法，潜移默化教育着老树。

作家杨葵曾著文评说老树：“如果纯凭个人喜好，我甚至想说，老树文字第一，书法第二，画排其三。”老树的书法已自成一体，称为老树体，这应该得益于他少年时，“爷爷”督促他每天的练习。

1998年“爷爷”去世了。若干年以后，他化成一个“民国先生”入画来，从唐诗宋词到桃花源记，从普世价值到春花秋树，与大家一起况味人生，好好活着。

电影《寻梦环游记》里有一句话，“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老树画画：民国先生

在我的画中，经常会出现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男人形象，很多人称作是“民国先生”，说我显然是喜欢民国时代，不像许多中国画家那样喜欢画些古代隐士、和尚道士和仕女。

民国时代什么样儿？民国先生又是什么样子？我是生在“新中国”的人，在我少年时期接受的所有教育当中，这个民国时代是不能说的，也看不到相关的资料。但是，我一直跟一个民国中人生活在一起，这就是我的爷爷。

爷爷1914年生人，世业缫丝，薄有田产，算是小康人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师范毕业，在当地算是个有文化的“民国先生”。我的父亲十三岁出去当兵打仗，转业后常年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所以我打小主要是在爷爷身边生活。

小时候对爷爷的印象最深的是，规矩很多。起居坐卧，见人、做事、说话，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搞得我感觉很不自在，可又没法躲避开他。

爷爷在村子里并非年龄最长者，但因为读过书，见识广，在村民当中德高望重，邻里发生什么纠纷，甚至起了诉讼，总要延请他过去调解。我跟着他去过几回。临行时，爷爷必让奶奶拿出过年才穿的衣服穿上，郑重其事。到了某人家，与几位长老坐下喝茶，说说庄稼的事，定个时辰准备盖房子的事，闲话片刻，起身，相互作揖道别，就走了。此后很多年里，每当想起这件事，我总是疑惑：为什么爷爷他们只字未提两家纠纷的事，这件事就过去了呢？

行走江湖一侧，看尽春秋枯荣。

黄叶飘零城阙，残梦遗落风中。

爷爷写得一手好字。过年前都要给很多人家写春联。有时是在家里写，有时则要到别人家去写。他写的对联多是古人的诗句，有时是他自己写的句子，很少写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诗词。记得有一年春节前的下午，小雪，爷爷挟着个布包，里面放几枝用秃了的毛笔，在雪地里走，我用篮子提着一块砚台和墨跟在他身后，街上没有什么人。到了人家，纸已经裁好，是紫色的纸——这个人家本年有老人去世，三年之内，春联都要用紫色的纸来写，词句也有特别的规矩和讲究，写错了，是大不敬。所以要我爷爷来给他们写。字写完，不要钱，吃一盏茶。掌灯时分，回到家中，再给自己写。大门上写“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二门上写“花开真富贵，春色大文章”。最后，余一点残墨，给中堂两边写上一联：提瓢入市，策杖还家。

窗外大风正劲，无人来告春信。

忽然想起什么，捉刀刻方新印。

1970年秋，我开始上学了。父亲给我买了一个铁皮的上面有一只孔雀图画的铅笔盒，几支中华牌铅笔，还有一块橡皮。用牛皮纸给我包了书皮，就回去上班了。

管我学业的还是爷爷。初学写字，写得歪七扭八，爷爷拿过作业本看看，说：得练练写毛笔字了。他给我挑了一支软毫的毛笔，从床下一个箱子里抽出一本旧旧的手拓《颜勤礼碑》字帖，送给我，规定，每天晚上，必须写大字一张。晚饭后，磨一砚墨，正襟危坐，临帖。爷爷站在身后，不时提醒我：“身子要端正。身不正，字也是歪的。”扶正我拿毛笔的手：“笔要直，锋要藏，这样线条才含蓄有内力。”写了两年。爷爷说，像个样子了。然后从床下箱子里又抽出一本很大的蓝色布封的手拓字帖《石门颂》，说：“从今天起，练这个吧。”

学校开始推行第二次简化字。看着新奇，学得很快。爷爷检查我的作业本时看到，问我，这个字是什么字？我看看，说是“展，发展的展”。爷爷摇摇头说“一个尸体的尸，下面一横，形意造字，说得过去。可也太难看了，一条死尸横在那里”。他不许我写这样的字，平时给我示范，都是繁体字。所以我后来读那些旧版的书，倒也没有障碍。不久，第二次简化字方案因为争议太大，取消了。

祖父教我学写字，要求都要写繁体。

我说人家已简化，他说那是屁东西。

文革后期，学校基本就不怎么上课了，学工，学农，学军。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有一杆红缨枪，课间要在操场上练刺杀。回去跟爷爷说，爷爷不知从哪里找出来一个漂亮的枪头，奶奶用剪子绞了一段生麻，用红颜料染了。爷爷一边帮我做红缨枪，一边自言自语：“这算什么事儿？杀伐气太重，杀伐气太重”。

身边的一些同学，天天写大字报。然后各个班级形成不同团伙，到处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到河滩里点上火烤熟了吃掉。我很羡慕他们，觉得他们活得很痛快。跟爷爷说起来，他总是一句话：这些孩子失了家教，怎么能跟着他们学？“失了家教”是一句很严重的话，不仅说孩子不成器，同时也是说孩子的父母家人不懂事，没有尽到调教晚辈的职责，这在村子里传开去，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个时期，他经常对我说的另一句话是，“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什么样子？他没细说。

1974年夏，麦子快成熟时，突然遭受一场罕见的冰雹，颗粒无收。接着是大旱，一人多高的玉米全部干枯掉。不知是哪里失了火，玉米地烧出几公里去，连续烧了两天两夜，直到被一条干涸的河道挡住。山上的野菜很快就被挖光吃光了。很多人家日子艰难，孩子也不能再上学，人手一只葫芦做成的瓢，一条打狗棍，到青州、寿光一带要饭去了。有几个同学还远道去了东北的亲戚家。班里只剩下我跟其它六个同学。盛夏大热，窗外树上有蝉声嘶力竭地叫着，教语文课的董老师摇着一柄大蒲扇，对我们说：“有一口饭吃，也要把书好好念下去。”

我回家跟爷爷说起来，爷爷放下饭碗，对我说：“董老师是个君子。”然后又说：“我们家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学。”

1979年，我考上了大学。临行前，爷爷到我们家来，问我：小时候让你练字的那几本字帖还在不在？我说在，赶紧翻找出来，递给他。他翻了翻，又递回到我手里，说：你带上吧，平时没什么事的时候，把字再练练。说完就走了。

爷爷去世时，是1998年夏天。其时我在广州出差，没有赶回去给他送葬。电话里，父亲跟我说，送葬的那一天，大雨滂沱。

老树画画，真名刘树勇，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视觉文化评论家。微博上每天发布一幅田园风光的小画，广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