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归去来兮 都没有“脚踏两只船"

【留美学子】导语

本文来自《美华史记》系列，这是由美华联盟写作组推出的纪实报告，内容翔实珍贵。本文作者焦凡，题为：中国留美学生的归去来兮：变迁（1947-1957）。它记录了新中国诞生，留学人归心似箭的那段跌宕起伏的岁月。

文章里提及的许多早年留学生(专题)，绝大多数人已经实现了建设新中国的梦想，而且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历史不会、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的足迹和贡献！

正如作者所述： 留在美国的4000多人安心立业，为建设美国付出了应有的贡献；回去的1000多人为建设中国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论是留还是归，他们都没有“脚踏两只船"，他们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与祖国永存。

中国留美学生的归去来兮： 变迁（1947-1957）

作者: 焦凡 (Fan Jiao) 编辑：潘秋辰(Qiuchen Pan)

1943-1947年，国民政府为战后建设着想，建立了留学考试制度。在二年中数千名来到美国上研究所。

1949-1951年期间，有千余名留学生学成后回国。但很快因朝鲜(专题)战争的爆发，从1951年底美国开始禁止理、工和医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

1953年美国政府通过《1953年援助难民法》，首次允许部分中国留学生永久居留。

1954年留学生组织起来，通过媒体，影响美国社会；并与中国政府取得了联系。

1955年在日内瓦谈判中，美中达成协议，允许美国韩战被俘飞行员和中国留学生各自回国。

据美国政府统计，截至1954年底，美国共有5400名中国留学生，从1955到1957年1月，第二批中国留学生陆续回国，前后两批归国留美学生总共大约1200人。

留在美国的4000多人安心立业，为建设美国付出了应有的贡献；回去的1000多人为建设中国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不论是留还是归，他们都没有“脚踏二只船“，他们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与祖国或父国永存。

二战后的留美热潮

受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的留学教育停止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国民政府开始将战后建设人才的培养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指出战后建设“需才孔亟”。4月28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 “以后对于留学生之派遣，应照十年计划，估计理工各部门高中低各级干部所需之数目，拟具整个方案为要”。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五年留学教育计划》、《1943年度派遣公费留学英美学生计划大纲》和《国外留学自费生派遣办法》；经济部制定了《选派国外工矿实习人员办法》；交通部制定了《派遣国外实习生办法》。

1943年12月，教育部举办了第一届公费留学考试，共录取327人，被录取者于1944年秋陆续赴美。次年7月，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与公费生考试同时举行；共录取公、自费生1900人。

当年12月，教育部举办英美奖学金研究生真习生考试，共录取了209人。

1946年7月，教育部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九地设立考点，同年举办公费留学考试。在此期间，共录取公费生1900人，其中赴美留学者至1947年10月已逾千人[3]。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认同和平建国之道路，也开始考虑战后成立联合政府，暗中选拔并资助了一些地下党员，让他们通过国民党组织的考试后出国留学[5]。

第一次留学生归国高潮及留美科协

(1949-1951年)

1949年到1951年，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许多留学生的首要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49年间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留美科协是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影响和领导。在90年代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化学工程)、顾以健等等，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CSCA），1948年年底，在美国的全国科联会员通过CSCA，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以“响应解放，准备回国”为主要宗旨的全国科联留美分会，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

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专题)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到5月底，东自纽约(专题)西至西雅图(专题)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FBI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

第一批归国的部分留学生名单

1949年9月的“克里夫兰总统号”上有梁思礼（导弹专家）、陈利生、严仁英（妇产科）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

1949年1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葛庭燧（固体物理）、陆星垣（蚕丝生产）等多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数学家）、朱光亚(核物理）、王希季（卫星发射/回收）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春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严东升（材料学）等多位中国留学生。

第二次留学生归国高潮

（1954-1955年）

1951年10月美国政府因朝鲜战争不允许理、工科和医科中国留学生归国，但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归国之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

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给周总理的信上签名。

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去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专题)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

同时，中国留学生为了争取美国社会同情，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一事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

第一封公开信由梁晓天执笔，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到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之事。

留学生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同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由西北大(专题)学的祖耆带头起草，何炳林夫妇和焦瑞身夫妇等9人签了名。

自从第一封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

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专题)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曾给爱因斯坦教授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教授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所以不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

中美日内瓦谈判

（1954-1955年）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会谈。6月10日，在第二次谈判中，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只有120人。会议中，双方就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一事达成了共识。

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再次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名单交给了王炳南，王炳南提出需要对方提供全部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说，只有等到美国政府批准，才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陆续提交给中国政府。

后来，美国移民(专题)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

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于1955年4月宣布，共76人。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

1955年9月10日，中方宣布释放12名美国飞行员。

第二次归国的部分留学生名单

1954年10月，梁晓天（有机化学）、宋振玉（内分泌）、范新弼（计算机）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

1954年11月29日从美国驶往香港(专题)的“威尔逊总统号”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水利学家）、李恒德（核物理)、刘有成（自由基化学）、罗会元（MD，病毒学家）、蒋锡夔（有机化学）、许葆玖夫妇（土木工程）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

1955年4月初，黄葆同（高分子化学）（冯之榴（高分子物理））夫妇、王仁（地球动力学家）、张家桦、吕家鸿（中校教官，放射线学家，1967年被压迫致死）、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舞蹈学家）、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

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雷达专家，从1968年起，以莫须有罪名坐牢5年零八个月）（俞启忠）夫妇、徐璋本（反导弹）、陆裕朴（骨科医生）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

1955年6月从旧金山(专题)起锚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匡达人和儿子，童诗白（电子学家）（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微生物）（关颖谦（植物生理））夫妇和儿子、张兴钤（物理冶金）、师昌绪（材料学）、林正仙（石化工艺）、杜连耀（无线电物理学）、周同慧（药学家）、刘铸晋（有机化学）。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

1955年7月初，谢家麟（加速器) 乘坐“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

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导弹）（蒋英（音乐)）夫妇、李正武(核物理）（孙湘）夫妇、许国志（力学）（蒋丽金（化学））夫妇、王祖耆（电子工程）（沈学均）夫妇、何国柱（核物理）（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地震学）（戴月棣）夫妇、肖伦（放射化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物理冶金）、许顺生、疏松桂（自动控制）、陆孝颐（水利）、张士铎（桥梁工程）、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金属物理）、何炳林（高分子化学）（陈茹玉（合成农药化学））夫妇和二个儿子、李荫远（固体物理）、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高能物理）（王承书（理论物理）夫妇、郭永怀（核物理学家，1968年死于空难）（李佩（英语））夫妇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

1957年1月，林兰英（半导体物理）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液晶物理）回国。

从1954年11月到1957年1月，大约有150-220名留美学生回到祖国。

归来后的日子

从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十年，几乎所有的归国学生都为中国的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些人努力打下地震/石油油田检测、水利大坝建设等基础科学和工程基础。

一些将基础研究应用于农业以全年种植水稻。

有些人不知疲倦地在医院接生。

一些人将基础研究转化为挽救生命的药物和治疗癌症。

有些帮助建立了现代军事能力，如导弹和核弹。

有些人为卫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有些人在大学教英语或舞蹈

一些人致力于为新计算机制造新一代电子元件

另一方面，不幸的是，许多人从未得到政府的信任。

有些人在1956年反右运动中因发表意见而受到处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控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1966 年至 1976 年间）失去了自由，其中至少有 8 人自杀。

1976年文革(专题)结束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原谅中共，开始继续努力工作以挽回失去的时光；有些人甚至在八、九十多岁时还在工作，表现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电视剧）。现在，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已经实现了建设中国的梦想，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与祖国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