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过新冠连对象都找不到？“歧视病”得治

上海有一位媒体记者，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他到相亲角相亲，在“个人条件”上写明自己曾感染过新冠，已经痊愈。

结果正如大家所预料的。他的“相亲”碰壁了，有人说“曾经阳性的不要”，一位来自河南的家长代表则声称：“得过新冠的结婚最好找得过新冠的。”

这位家长代表的担忧，和一个传闻有关。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有传闻重症患者康复后可能有后遗症，影响生殖能力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大量患者都康复了，也证明这个传闻没什么道理，但是这种和性有关的小道消息，却已经占领一些人的脑容量。

这个“试验结果”比前段时间上海有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表示“阳过的不要”还让人沮丧。它意味着对阳性的恐慌，已经深入到我们社会的肌理之中。

如果说企业担心“复阳”会传染，影响企业运转的话，相亲角大爷大妈的态度则更能代表“社会面”。这种恐慌情绪已经深入骨髓，有时候甚至以玩笑的形式表现出来。

每日人物公号今天发表一篇《新冠阳性康复后，我经历了什么》，讲述一个家庭感染后的经历。其中有一个细节提到，主人公的女儿在小区里玩耍，小伙伴们问“乐乐，你妈妈是不是得过新冠？”据说，这是小区志愿者告诉小朋友的，“乐乐和妈妈都得过新冠，所以你要戴好口罩。”

这可能是好心，但却毫无疑问是一种“侵权”。疫情中，类似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在防疫，也在时刻“孤立”我们的邻居，有时候这种孤立甚至是以“为了大家”的名义来实现的。

儿童是最单纯的，他们对同伴的无心嘲笑是社会歧视的曲折反映，也最让人担心：当儿童开始区别对待自己曾经阳性的玩伴，说明全社会的歧视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就在今天，我所在的成都一小区也发生了几乎是同样的事。一个磨刀人在确诊前曾到过小区磨刀，现在小区被封控了。在业主群里，很多人指责找人磨刀的邻居，让他站出来。

这种事不会上新闻，也不会引起舆论波澜，它就是我们的日常。

不管是因为担心疾病本身，还是因为担心封控影响自己的生活，这种指责和怪罪，最终都导向一种结果：我们正在把疾病道德化，得了病的不仅是“患者”，也是“坏人”或者“有问题的人”，患者可以康复，但是“坏人”这个标签很难去除。

蔓延全社会的歧视氛围一旦形成，想改变起来非常困难。简单的“讲科学”“讲政策”，已经很难扭转局面。我们现在必须面临这个新课题：如何让社会公众从对新冠的恐慌中退出？

举例来说，国务院已经明确要求不得对曾感染新冠的人进行就业歧视，很多企业在招聘的时候也不再提“阳性的不要”，但是那种隐性的歧视依然存在，我们只能尽量为每一个病人保密。

这让人想起艾滋病病人的遭遇。全球性的对艾滋病的歧视形成之后，媒体和各国公共卫生部门经过很多年努力，都很难消除公众的“芥蒂”。印象中很多年前中国的卫生部副部长曾专门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饭，在媒体上发布照片，来宣传艾滋病不会通过吃饭感染。

2022年4月，上海世博方舱，一名小患者好奇地看着方舱。

现在，新冠似乎正在面临这种“道德化”的风险。这是防疫的一个副产品，也是一个悖论：要取得防疫的成功，就必须提醒这种疾病是可怕的，从而激发起每一个人的“防范心理”。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就必然会产生人对他人的警惕。

在媒体的报道中，似乎也存在一个悖论。媒体的报道原则应该是尊重病人的隐私，不要让公众知道具体是哪个人患病，这样才能保护他，让他免于被指责的困境。因此，媒体在报道患者故事的时候都是使用化名，包括上述那篇《每日人物》的报道。而这种匿名，又强化了疾病的神秘性。

美国社会的一些情况可以参考。疫情在美国传播之后，很快就有很多明星感染。一些NBA球员在感染后面对媒体，讲述自己的感受，过几天症状消除就恢复上场比赛了，这给公众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得了新冠，也不是什么大事。

由于新冠在全世界的蔓延，很多人的周围都出现了感染的朋友，大家一起交流，这不仅对患者是一种支持，也有利于减少社会性的恐慌。“我有一个朋友感染过，很快康复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连接，也是对病毒的打击。

究竟是保护新冠感染者的隐私，先是把他们“筛查出来”，然后再把他们“隐藏起来”？还是在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提高一点新冠感染康复者的“社会能见度”，让社会听到他们真实的声音，让更多人了解，即使得了新冠也不是天塌了下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真正的平等，自然是建立在真正的尊重基础上。社会应该保护每一个人的隐私，但如果有感染者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也应该支持他。

在当下的环境中，如果你的朋友曾经感染，在他康复后请他吃饭，来一个拥抱——这是微小却有意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