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停运不过是盛世状况的一个缩影

蔡慎坤评论分析文章：8月13日，河南周口市郸城县公共交通服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2022年8月13日6时20分，郸城公交恢复城市公交1路，2路，5路全班次正常运营，公交公司将严格按照防疫要求， 做好清洁，消毒，通风等防疫措施，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8月12日，河南周口市郸城县公交公司发布通告，称因经营困难，导致城市公交全部停运。当日晚上，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公司现确实经营困难，郸城县公交已经全部停运。

郸城县在河南乃至中国都算得上是一个大县，总面积1490平方千米，辖3个街道、8个镇、11个乡。截至2021年，郸城县总人口137.23万人。

郸城公交公司共有6条线路，由于公司经营困难，40多辆车没能上保险，司机排班困难，于是只好通知停运。公司经理坦言：经营确实困难，也曾发不出工资，但公司一直努力借钱保证周转和给员工发工资。

这不是郸城县公交第一次出现停运，自2020年开始，该公司已有6次停运，3次是疫情原因，2次是经营困难，还有一次因公交线路重叠停运调整。

据了解一辆公交车每天最低运营费用在200元左右，但郸城一辆车一天收入几十块钱，入不敷出。公司需要承担100多辆公交车的花销，还有上百名员工工资。司机月薪只有三、四千元，工资太低很难留住人。

郸城公交公司将单次乘车价格从1元涨到2元后，乘车的人大为减少，据悉单次乘车价格1元时生意相当好，每辆车上都站满了人，涨到2元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就比较敏感了。

城市公共交通，从来就是公共事业而非纯粹的商业，中国以前也是把它作为福利事业由政府进行补贴经营。但近年来，各地政府为甩掉公交部门亏损的包袱，许多城市纷纷取消或削减对公共交通的补贴，将公交企业完全推向市场进行商业化经营。公共交通系统主要是为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的，发展公共交通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对公交予以补贴，就是要让一般市民坐得起公共交通工具。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从来没有将城市公共交通完全推向市场，而是由政府财政税收予以补贴，用于弥补公交企业经营的亏损及进行公交基础设施的建设。各个国家对公交的补贴比例不尽相同，最多甚至达到公交企业成本的70%以上。

郸城县公交停运不过是盛世的一个缩影，在光鲜亮丽风光无限的背后，各地的财政状况显然已经捉襟见肘！郸城县上年的财政收入为13亿，算是比较有钱的县了，转移支付41亿，发债1.24亿，基金收入7亿，总计62亿，去年财政支出高达57亿（是一般公共收入的4倍），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只要拿出一点钱来补贴公共交通，也不至于让公交车停驶，当地的预算显示，对公共交通的补贴高达几千万，只是不知道这笔资金流向了何方。

2022年以来，各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连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财政收入都出现断崖式下跌，财政收入大户苏州、深圳、甘肃、温州、太原、中山、惠州、芜湖、长沙、遵义、鄂尔多斯、南宁、贵阳、合肥、吉林等更是明显下滑，比如苏州4月的财政收入几近腰斩，吉林省和温州市的降幅更是超过70%。税收收入下滑幅度更大，导致不少地区开始减少公务员的绩效工资甚至拖欠工资。

财政收支平衡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挣多少钱花多少钱，如果入不敷出，就要面临借贷以及还本付息。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8万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4.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7.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 可以看出，上半年中国各地处于财政赤字的状态，赤字金额高达5.5万亿元。

一个家庭必须花钱但是又没有钱怎么办？除了过紧日子，就是借贷。中央与地方政府也是如此，个人没钱可以用信用向银行（或者个人、其他金融机构）借钱；政府没钱通常情况下，可以用国家信用发行债券进行融资。除此之外，还可以增加税收；或者出让土地，以最原始的土地财政获得收入；以及QE，即使用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投放货币（印钱），这会引起通货膨胀。除去发债以外，其他措施都不适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山大的国内环境。

财政最大的支出一直是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也就是吃财政饭的人越来越多。财政部国库司早年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员，在职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其他人员185.98万人。而现在时隔13年之后，财政供养人员究竟是多少，恐怕已经是无法探究的秘密！至于庞大的财政支出究竟花在什么地方？财政供养人员究竟是多少？一直以来都是一笔糊涂帐。

随着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这些年财政供养人员不断扩大，加上离退休人员，按20%老龄化计算，整体差不多1亿多人吃财政饭，相当于10个人养一个人。这些年不仅党政机关人数增长，街道、社区、村委会人员也纷纷纳入财政预算。中国有多少村委会，51.7万个，一个村委会吃财政饭的不少于5人，这就新增了250多万人，街道社区扩大了11.1万个，一个社区配套的人员不少于10人，意味着新增了100多万人。

当皇亲国戚人数暴增，各种赋税必然加重，其结果是加重全民负担，冗官多自然要挥霍资财，从整个社会来说，还有更大的隐患，那就是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管理无效率也导致民众生活无序失衡，权力之手疯狂寻租自肥。这种乱象在疫情防控时期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赋税官吏暴增是历史上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信号，历史上“官满为患”最典型的当属宋元明。北宋建立不久，冗官就成为一大包袱。到司马光时代，官吏已经是北宋最初建立时的十倍，而这时候距北宋建立才100年。到了南宋，冗官更为严重。北宋时期以320余郡的财赋，供养一万多官员，而到了南宋，则以国土沦丧后的100余郡的财赋，供养二万四千多官员。和宋朝一样，明朝也经历了官员人数由少到多的膨胀过程，到了明朝中后期，官员比开国之初增加了10倍之多。

官多了，养官的费用就多了，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必然更多。北宋大臣韩忠彦曾给皇帝上书说：“今岁出之数，多于所入，故国计不足。臣窃计之，凡文武百官宗室之费，加倍于皇祐，而四倍于景德。三班常选吏胥之数则又过之。”宋朝的元丰年间距离皇祐年间，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而朝廷用于养活百官宗室的费用，已增加了一倍；元丰距离景德也不过80年，养官费用却增加了4倍。

北宋末年的宋徽宗时期，大臣张克公也说，“今官较之元祐，已多10倍，国用安得不乏!”当时距离元祐，也不过三四十年，官数竟然扩张十倍。南宋时期，一个叫做方岳的人指出：“今东南亦非祖宗之东南矣!而兵食之费十倍于昔，吏禄之费百倍于昔，只此二事难于支吾。”十倍和百倍或许有些夸张，但在此期间官吏官俸爆发式增长，大概没有什么疑问。

对于官员过剩最常见的解决之道是，在正常机构之外不断设置新的机构，以安排冗员。那些新增的机构纯粹是叠屋架床的赘疣，毫无必要，只不过是方便无所事事的官员鱼肉搜刮百姓而已。冗官是浪费和腐败的温床，历代有识之士都不断呼吁进行改革，裁撤冗员，以减轻百姓负担，克服财政危机。

据学者王子今先生研究，在元朝80年统治期间，罢冗官的举措多达43起，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有裁撤冗员的指令，其中元世祖在17年中进行了19起，但最终冗员越裁越多。元武宗曾经放出狠话：“去岁中书省奏，诸司官员遵大德十年定制，滥者汰之。今闻员冗如故，有不以闻而径之任者，有旨不奏而擅令之任及之任者，并逮捕之，朕不轻释。”这样的威胁显得无奈又无力。明朝的皇帝也发起过11次“汰冗官”的运动，同样毫无收获。

冗官太多，只是因为当官的好处太多，吸引了社会上很多人挤入官场大捞好处。而裁汰冗官则要砸掉官员的饭碗，不言而喻会遇到官员抵抗。宋仁宗景祐三年诏令御史中丞杜衍裁汰三司冗吏，结果有吏员500余人到宰相府第请愿，又到杜衍住所“诟詈，乱掷瓦砾”，虽然首要人物被处置，但是裁员计划也夭折。显然，靠官僚机构自身是无法克服官满为患这个顽症的。既然皇权政治无法自我消肿，那么，最终只有皇朝垮台，开始新的轮回，才能暂时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