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供版”电影和美国的“觉醒文化”是一回事吗？

美国环球影业出品的《小黄人2》在中国上映后，很多观众发现其结尾字幕部分被加上了一段原片中不存在的情节：片中的两个反派一个锒铛入狱、一个改邪归正成了三娃好爸爸。原片中两人逍遥法外的结局发生180度反转，瞬间有了符合中国政府要求的“正能量”。

在微博上关于此事的评论中，有很多网民表示赞同——“善良不该战胜邪恶？警察不该抓犯人吗？”也有人质疑：“独立思考和反叛思想明明是很重要的事情，可大环境越来越不允许它们存在。”还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做法未置可否，却指出这种审查不是中国独有的。“国外不也一样，肤色正确，zz（政治）正确电影，审查范围不同而已，”一位网友写道。

在美国，“觉醒文化”风起云涌，对系统性歧视的批判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弹，的确使很多文艺作品被置于更为复杂的审视和反思之中，一些创作者因此认为受到了更多限制。中文媒体和社交媒体也相当关注这种文化现象，而且似乎对之主要持担忧和警惕的态度，但这种现象与中国的审查是不是就只有“范围不同而已”，却值得更深入的讨论。

《小黄人2》不是美国影视作品在中国第一次被修改，从《搏击俱乐部》主角炸毁大楼的颠覆式结尾被改为主角被警察抓获、当局获胜的圆满结局，到《绿皮书》中的裸体和同性恋场面被删减，在中国上映的很多美国影视作品都成为与原版不同的“中国特供版”。

无论怎样让人摸不着头脑，中国的审查其实都基于同一个原则。正如时报在对《小黄人2》结尾改动的报道中所述：“影片的新结局反映了中国高层官员越来越明显的道德说教倾向，他们要求演员在表演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也是美国最近这波对文艺作品反思浪潮背后的推手——但这更主要是来自民间的价值观。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起了广泛的民权运动，疫情期间反亚裔歧视升温也使亚裔在美国遭遇的不公受到了更多关注，这样的社会思潮也反映在文化领域。从少数族裔演艺人员在主流文艺作品中获得更多展现才华和讲自己故事的机会，到一些制作方对《蝴蝶夫人》、《图兰朵》等一些包含对亚裔刻板印象或偏见情节的歌剧进行改编，都是这种新的主流价值观向前推进，或是在这个过程中与保守价值相冲突带来的结果。

疫情期间百老汇剧停演，很多剧组开始利用这段时间修改剧中一些对边缘群体的刻板刻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已经上演多年的热门剧《摩门经》的多位演员致信该剧主创，要求修改其中一些对乌干达村落里非洲人的描述。信中说：“当这个剧重新开演时，我们的演绎将会被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其结果是，整个团队合力对剧情进行了重新打磨，乌干达的村民形象被刻画得更充实生动。

2019年底，耶鲁大学学生Katherine Hu在时报发表观点文章，对在新时代如何面对包含种族偏见和刻板印象的经典歌剧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她写道，她的父亲是一名台湾裔美国男高音演员，曾出演普契尼名剧《图兰朵》，在剧中，父亲和其他人扮演的中国大臣角色“在台上跳来跳去，互相傻笑，继续扮演着对懦弱的亚洲男人的刻板印象”。她说自己是看着歌剧长大的，但这些歌剧中最接近亚裔的就是白人演员画成黄脸饰演亚裔。“但当我长大以后，我小时候喜欢过的那些歌剧已经让我觉得很难忍受。我是有社会觉醒意识的一代人。”

这也是美国对文艺作品的再审视与中国铺天盖地的审查之间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前者几乎没有政府参与，对作品删改遵循的价值观也并不是由政府制定的，而是来自观众和创作者自身。

Katherine Hu所代表的就是美国文艺作品的新一代受众，他们的品位也推动了文艺创作、制作行业在更多元的文化背景下让作品更“与时俱进”。波士顿抒情歌剧院(Boston Lyric Opera)现在正在遵照这个理念对其计划于明年秋季上演的《蝴蝶夫人》进行改编，剧院艺术总监布兰德利·维纳特在接受时报采访时说，歌剧不是博物馆中静止不动的展品，社会风气和政治的变化影响着观众对歌剧的反应。

从受众角度讲，无论持何种立场，美国的这轮激烈讨论和碰撞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们得以思考、自省和交流的机会。而在中国日益严苛甚至扭曲的审查之下，受众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灌输外再无选择，正如时报专栏作者袁莉在撰文分析中国对娱乐业的审查时曾经指出的那样：“几年后，如今的年轻人看到的未经过滤的内容，甚至比只大他们五岁的人看过的还要少。他们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可能更容易接受党的教条，更容易管理。”

你对《小黄人2》加上正能量结尾有什么看法？你赞成美国文化界对经典作品加以改编、加入更敏锐的种族和性别视角吗？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