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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荒唐的事,常有崇高的理由

我最近翻看一个老人的回忆录,一个“小人物”的回忆录。

老先生是贵州凤冈县人,生于1943年,可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作为农民子弟,他有幸读到了高中毕业,然后当了小学教师。此后,进入体制内,一直在基层工作,直至退休。

这本并非公开出版的回忆录,既是老先生一生遭遇的概述,也是以普通人视角记录下的一段历史。由于时间上的“巧合”,老先生的经历中,留下了新中国那些重大事件的“痕迹”。

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专题)”等等,这些从数千里外掀起的运动,荡起的巨大涟漪,不可避免地波及到贵州的山村。

1958年,他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他目睹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片大片粮食,无人收割,最终烂在田里。农民们忙着建高炉,炼钢铁。农民的专业是种田,显然在炼钢铁方面是外行。用土法炼出来的钢铁,不仅没有用处而且毁坏了大量原材料。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家家户户上缴了余粮,村里办起了食堂。大家都在食堂吃饭,不要钱,有一段时间甚至走到别的村也可以免费敞开吃。但是吃着吃着就没米下锅了,他们曾一度相信,“国家不会让老百姓挨饿”。

上缴的余粮吃完了,地里的粮食烂完了,冬天到了,大食堂办不下去了。各家各户家徒四壁,挨饿成了必然。饥荒出现前,全村有六七百口人,饥荒结束后,少了二百多人。

他的二伯家共有8口人,长子在70多里外一个乡镇工作,余下的7口人饿死了5个,剩下长子的媳妇和她4岁的孩子。

1960年放寒假时,他从学校回家,路上见到30多个尸体,都是饿死的。偶尔,几具尸体拦住了路,他需要跨过尸体才能继续赶路。

那个时候死亡随时发生,是“平常得很的事”,大家已经麻木了。他的祖母被埋葬的时候,4个人抬不动棺材,大家都已有气无力……

如今读这样的文字,既让人泪下,又觉得不可思议。人们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粮食烂掉而不收割,人们怎么那么听话地去折腾炼废钢,人们怎么能够平静地等着饿死。

这显然是人间最大的荒唐,然而人们就是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荒唐上演并持续,以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

是什么能够让人在巨大的荒唐里“安之若素”呢?是一种崇高的理由,崇高到让人不会怀疑不会质疑不会反抗。

最崇高的理由就是,通过大跃进,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其中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要在1959年实现钢产量2500万吨,超过英国。

有这么崇高的理由,为了实现这么伟大的目标,一切妨碍早日实现目标的工作都显得无关紧要——收割一万斤粮食远远没有炼出一万斤废钢重要,因为后者是目标,而前者可能影响目标。

这所谓的崇高就是一种“压迫”,它崇高到如同具有“神性”,怀疑它就是有罪的,一切都应该为它让路。

如此要命的崇高,有的来自于极高的管控能力,有的来自于长久的思想灌输。比如,在有些时代,女子为丈夫“死节”就是极为崇高的——丈夫死了,老婆自杀殉夫会被当作极为崇高的行为宣扬。与此相比,为死去的丈夫“守节”虽显得不那么极端,但终生当寡妇也会得到官府的表彰。这种崇高的建设,不知道吞没了多少鲜活的生命。

被胁迫也罢,出于自愿也罢,当一个普通人可以有幸置身于崇高的事情,大概率是要付出极高代价的。

有些崇高的事情确实值得献身,但有些崇高的事情完全是一种编造。前一种事情具有可持续的价值,后一种事情往往极为短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那崇高的颜色很快就褪去了,转瞬就显得荒唐。

历史地看,荒唐的事情从来长久不了。但若它被崇高加持,就可以轻易摧毁一代人。

历史地看,荒唐的事情虽然不长久,却总能反复上演,并携着崇高的理由将人们裹挟。

历史里写满了恐怖的事情——我收藏了一套《中国人口史》,在里面发现饥荒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像前文回忆录中老先生经历的那种饥荒则是绝无仅有的——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把粮食烂到田里最终挨饿,这是最荒唐的饥荒。

年少时读史,我曾相信我们已经与历史拜拜,如今知道那所谓的“相信”不过是因为少不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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