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江青说,散会后我带人给你解决
在中国,有些女人注定会成为传奇人物。譬如江青,是随文革而扬名天下的。数十年后,文革逐渐淡化,进而更由动乱改称探索,她却依然鲜活,还时不时被视为闪闪发光的人物。
我们今天不讲她在上海的演员生涯,也不说她曾经的几段婚姻生活。单从延安时期回顾过来,这个人便已经格外的引人注目了。
想当年,那么多知识女性奔赴延安,其中不乏年轻貌美的女子。像号称延安十大美女的浦安修、曾宪植,论人品、文化、相貌,都比江青略胜一筹,结果江青捷足先登,嫁了延安第一领袖,就是靠了自身独具的魅力和与众不同的个性。其间,一个贵人的相助,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江青是1937年8月底到达延安的。此前两月,她被上海联华影业公司解聘,随即在7月中旬前往延安。从西安途经延安南面80公里处的洛川时,正逢连日降雨,汽车不能通行,只能改为骑马。到达延安后,先安排江青在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从敌占区到延安的人,不论是谁都要进行审查。江青到延安后,因为审查她的党籍问题,在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直到10月中旬,江青的入党介绍人黄敬来到延安,证明了她的党籍,审查才告结束,安排她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关于这段历史,江青后来对美国学者维特克介绍说:“我到洛川时,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他们全体都出来问候我,……我和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江青讲述这段往事时,正是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时候,不排除有一定夸张的水分。但中共初到陕北,迫切需要革命的拥护者和宣传者,曾先后给予埃德加·斯诺、丁玲、史沫特莱等知名文化人士以热烈欢迎。江青属于比较知名的左翼文化人,尤其是作为奔赴延安的第一位比较知名的电影演员,受到如此规格的欢迎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937年11月,康生夫妇随王明从苏联归来。回延安后,康生在组建中央社会部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他的妻子曹轶欧担任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在这儿,江青遇到了山东诸城的老乡康生。
作为校长,康生竟然邀请江青到枣园玩,这是很特殊的。康生订立过严格的规章,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从中央社会部门口经过,但江青例外。不久,康生将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党校学习,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班,有江青、张茹之等五六个女同学。这个班直接由曹轶欧分管。
这之前,延安发生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因为性格和误会两方面的原因,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10月间离开延安去了西安,然后取道新疆去了苏联。
毛独身一人住在窑洞,康生便让江青主动去找主席。后来有种传说,认为是江青见缝插针。其实没有康生的指示,江青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而且没有康生的安排,江青也无法进入毛的住地。
康生曾对人讲过,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有两个法宝:一是教书,可以桃李满天下,中国人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学生自然要拥护老师;二是当月下老人,为他人牵线搭桥做红娘。
康生是做这两种投资的高手。他找到江青谈话,说:主席一个人,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你去关心关心。
江青第一次到主席的窑洞,毛看了看她说:“你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吗?”
“我可以管生活、管家务。”
“你能负担得起吗?”毛又问。
江青也不说话,直接就帮毛泽东打扫屋子,把桌面收拾干净,将文件报纸叠放整齐。收拾床铺时,不仅拿床单扫净,就连褥子也都清扫一遍,重新铺过。这些事原来都是来自农村的警卫做的,哪里能像江青这么精细。这天,主席没留江青吃饭,江青也比较拘谨,干完活就走了。
过了两三天,江青又去了,主席的屋子经过几天又乱了。经过江青一番打扫,又恢复了整洁的面貌。回头见毛的衣服胳膊肘处破了,江青主动说:“我给你缝缝吧。”临到告辞时,毛说:走这么远的路,吃了饭再走吧。当时中央党校在延安城东北五公里处的桥儿沟镇,离毛的李家窑洞有很远一段距离。
不知从何时起,江青就住下来不走了。毛说:“不走了也好嘛,有地方住。”当时毛住着三间石窑洞,左边是书报室,中间是会客室,右边是办公室和寝室。
1938年8月,江青接到调令,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附近,担任军委档案秘书。1938年11月,毛泽东与江青正式结婚。前后仅仅一年,这一年,江青23岁,毛45岁。
比起贺子珍来,江青更善解人意。她给毛泽东沏茶,茶杯的柄一定朝着毛泽东。毛泽东想抽烟,不待吩咐,她便知道马上去拿香烟。毛泽东要看书,她会迅速找到并放在毛泽东面前。在韶山乡下长大的毛泽东,环境卫生是不太讲究的,但自从有了江青,毛泽东的办公室变得干净整洁,井然有序。
江和毛走到一起时,有许多人反对过这桩婚事,所以江青有很长时间非常低调。窑洞里来了客人,江青沏上茶,会自觉地退出去,并不作陪。如果客人是外国记者或是国统区人士,江青会主动回避。偶尔毛泽东同意,她才出面会见客人,但也只限于礼节性地握个手、点个头,端上一盘花生米或延安红枣,然后就坐在旁边认真聆听,绝不插嘴。
她后来的出头露面,甚至张扬跋扈,都是“艰辛探索”的需要。说到责任,实事求是讲,不应该全部推给她一人来负,其他人也该有所承担,至于比例大小,我们不作讨论,大家可以自己换算。
人处在某种环境中,善的一面会弱化乃至消失,恶的一面却会萌生甚至膨胀。江青在文革十年中的表现,是她后来接受公审并被判刑的依据,罪有应得。在此之前,即便1949后,她也只是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职务,很少有惹人注目的活动。但到了1966年,她便立身前台,出尽风头,几乎没有她不现身的场合,人也变得不可理喻。据黄永胜的儿子回忆,这回忆当然是来自黄永胜的讲述,说到一桩往事。
文革中,周恩来有天召开碰头会,会前强调当天的议题非常重要。话音刚落,江青突然发难,抱怨周恩来不关心她的生活。周当时就愣了,一问,才知道江青认为她卫生间的马桶冬天太凉,一坐就要感冒,一感冒就会传染给主席。为了保证主席不受感染,只能不见主席,不见主席会影响革命,谁来负责?因为正在开会,周恩来说,这样行不行,散会后我带人给你解决。江青说不行,我现在就要让你给我解决。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中断会议,带着碰头会的几个成员,去了江青住的钓鱼台11号楼。来到江青的卫生间,周恩来左看看右看看,用手摸了摸马桶,确实很凉,但没法解决。只好说,江青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又不能把那个东西加热,只能我回去找人用最好、最软的布,把这个马桶垫圈包起来,暂时替你解决问题。
黄永胜的儿子在回忆录中讲到这个事情,认为一个大国的总理,竟然遭受如此刁难,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江青已经变得并不认为这是事情,她就像一个被惯坏的任性女人,在她的头脑中,完全没有法治,也没有怕惧。
毛泽东逝世后,有天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还像往常一样无理取闹。许世友憋不住冲江青吼道:“你张扬什么,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说完甚至摆出一副想要动手的架势,江青这才吓得不敢说话。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远远不是揍一下的问题了;而是坐在受审席上,千夫所指。曾经的欢呼、歌颂、赞扬,原不过是高压下的谎言、假象、欺骗,仅仅一夜之间,便众叛亲离,土崩瓦解,成了自我陶醉的梦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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