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放开以后 面临最大的挑战是……
假如放开,我是说假如,按照目前的态势,我认为可以说假如了。那么到时候最大的挑战,不是医疗挤兑,不是基层管理,而是公众心态。如果公众心态能够顺利转型,那么医疗挤兑和基层管理都不会出大问题,否则就不好说了。
公众心态将要面临的灵魂之问,可以用网上流传的一张图来概括。如果你被感染,愿意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如果你的邻居被感染,你希望他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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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选择“自己居家隔离,邻居集中隔离”这个选项,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选这个选项的人越多,我们集体面临的问题越大。
病毒无国界,但疫情可以折射民族性。
首先分析一下这个选项意味着什么。自己居家隔离,意思是我可以相信我自己,我也要求别人相信我。但是邻居必须集中隔离,因为我不能相信他,并且呼吁大家都要一起排挤他。
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这很矛盾,因为这意味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公共政策。但是从原子化个体的角度来看,这又很协调,不管是我感染还是邻居感染,我都选择自我损失最少的选项。
人人都既要还要全都要,最后一定是大家一起输掉底裤。做巨婴,必然收获被卖掉的命运。但是对原子化个体来说,一切风险不想担,一切好处全都要,又是一种普遍的选择。你甚至不能怪他们幼稚,因为他们的幼稚既是一种原因,更是一种结果。
从来没有做过选择的人,一定会选择最完美的选项,江湖老手才明白,蜜糖背后必定有砒霜。
真正的考验就在于,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能否摆脱巨婴心态,能否明白自由与安全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
这是一个现代法治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贵松发表过一篇论文《论法治国家的安全观》,他提到一个规律:人们对安全的诉求越高,国家对安全的保障越充分,随之而来的却是自由空间的日益萎缩。
王贵松认为,安全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客观安全,是一种可以依据各种统计数据来验证的安全状态;另一种是主观安全,指个人的安全感。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
王贵松说:“想象的危险或不安不能成为限制他人自由的根据,不能成为请求国家保护的理由。传统的警察任务在于排除危险(与客观安全相对),而不在于消除不安(与主观安全相对)。”
这段话对于我们解答放开之后的公众心态转型难题,具有十分重大的参考意义。还是回到前边那个问题,假如你或者邻居感染,是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这个调查最大的问题在于调查本身。
感染之后是要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不应该由我替我的邻居或者我的邻居替我来回答。因为在法律面前,我们是平等受保护的个体,我们不具备剥夺对方人身自由的权力。
有一些选项,压根就不该存在。
而假如放开的话,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确保现代法治框架下不该存在的选项不要浮出水面。公众心态确实需要转型,但即便有些人心态转不过来,他们的担心或恐慌,也不能成为限制他人自由的根据。
现在有些人说,万一放开以后出现什么事,希望可以各自承担,不要写小作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预期要调整。但话也不能说得太过,不能变成摆烂,政策调整也不等于躺平是吧,哪些是可以期待的,哪些是不可以期待的,也不能让大家盲人摸象,得有个过渡和引导,这要求不过分吧。
一边不能既要也要全都要,另外一边也不能号称既给也给全都给。双方的调整应该是同步的。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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