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胡特：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解析

在洛杉矶当代精神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的分析师训练中，有一门选修课程叫做“社区精神分析”（community psychoanalysis），本质上就是精神分析和社会学联姻之产物。我们在上这门课的过程中，接触到了科胡特的社会心理学神作——《创造性，魅力，团体心理学:对弗洛伊德自我分析的反思》（Creativeness, Charisma, Group Psychology: Reflections on the Self-Analysis of Freud）这篇论文，其中有一节，名为《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读后回味甚久，遂对这一节做即兴翻译，并与诸君分享：

（以下小标题为译者所取）

1. 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

那么，当具备一定创造力的普通民众，在自己人生的某个阶段极为需要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格，尤其会被他们敬拜为全能的自体客体呢？

我认为，某些自恋型（甚至某些带有偏执特征的自恋型）人格尤其适合这个角色——这些自恋型人格，他们看上去坚如磐石的自信，他们带着某种绝对正确性的观点——在普通民众暂时性的“自体虚弱”（enfeebled self）阶段，尤其适合充当他们的理想化客体，从而满足人们的理想化需要。

这些自恋型人格，一般很少来找精神分析师，从而把他们自己放到精神分析的显微镜下去展示。因为他们拒绝体验虚弱，他们的自尊心极强。他们之所以在需要他们的民众那里，尤其适合扮演被理想化的原始客体角色，是因为他们的自尊是由某种几乎从不间断的心理功能所维系：他们会持续性地评价别人——他们会不断地指出他人人格或行为中的道德缺陷——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丝毫没有羞愧和犹豫。

他们会把自己设定为“向导”、“领袖”以及“神”一般的人物，从而满足人们需要方向，需要被领导，甚至人们对信仰的需要。我们把这种特殊的自恋型人格称为“魅力型”（charismatic）和“救世主型”（messianic）人格。这两种人格会完完全全地以自己的夸大自体（grandiose self）和理想化的超我（idealized superego）自居。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我们的自体理想（ideals），是一种可以为我们的生活设定方向的完美象征物。当我们接近“自体理想”为我们设定的目标时，我们会体验到一种自恋性的愉悦；当我们离“自体理想”设定的目标距离太远时，我们会体验到一种自恋性挫败。但是，救世主型人格却与此不同——他们已然放弃了用超我的理想来评定自己：在他们的人格系统中，自体和自体理想已经合为一体！

当然，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他们用以维持自尊的这种人格结构，会让他们的性格严重缺乏弹性。从心理健康的长远角度来看，一个人灵活地使用不同的心理功能来维系自己的自尊，总比靠单一地使用评价和发号施令来维持自身僵化的自恋，要来得更加安全。要知道，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的心理平衡，似乎来自于一套“全或无”（all-or-nothing）的逻辑：他们感到要么就要全然坚定，全然有力——要么就是全然躺平或全然毁灭。

但是，我在此仍然要强调，在反思魅力型和救世主型领袖人格时，心理动力学家们切不可过快地抛却中立立场，且过速地做出道德判断。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的表现形式和表现强度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中某些人的心理状态已接近精神病水平，这毫无疑问。这些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为专断，另一个特点就是对别人的内心世界完全没有共情力——但是，当他们要“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自恋需要时，又能够准确地把捉别人身上哪怕最细微的反应差异。

而且我们需要看到，有一些救世主型人格，他们自体和理想化超我（即自体理想）之间的融合历时虽久，但是这种融合只是部分融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身上的救世主部分和非救世主部分虽能够彼此自洽，但毕竟他们身上的非救世主部分，会让他们不时展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自嘲能力（但不是认错的能力）。

另外，我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都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两种类型的自恋人士，在遭遇到严重危机的时代，是会被强烈推崇的。在这种危机之下，谦逊而给人留有余地的人格类型，通常没法胜任领袖位置。

在强烈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中，一个国家会把目光齐刷刷地指向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人格——不光是因为这两种人格有现实手腕和效率；更因为他们身上那种不可置疑的正确性，坚定性和给人带来的确信感，可以满足普罗大众在危机时期的理想化需要，并降低他们的焦虑。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以佐证：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丘吉尔与英国人民在战前、战时以及战后的关系，可以很好的佐证英国民众（包括整个西方世界）在自己面对最大的生存危机（二战）面前所作出的选择。丘吉尔，他所展现出的传奇人格魅力，我相信更多地是来自于其人格中的夸大自体部分，而非理想化超我部分。丘吉尔在战前是不被民众所接受的，但是他在战时的危机之中，却完美地担当了这个国家无可争议的领袖角色。

英国人民在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在内心中普遍认同了丘吉尔毫不动摇的必胜信念，并进一步透过他认同了自己国家的力量，这种对魅力型领袖的心理认同，帮助人们强化了他们受到削弱的自体，助他们度过了危机。但是在战争胜利结束以后，人们与全能客体的心理融合需要很自然地消退，于是他们很快又选择了其他的非魅力型领袖来代替丘吉尔。

从上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普通民众虚弱的自体需要，和国家在面临危机时的群体需要之间的平行关系。在自体虚弱时，或群体面临危机时，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会对将领袖大大地理想化，并对其产生自恋性移情（narcissistic transference，即感觉自己与其产生心理融合）。在危机度过，或者自体得到强化以后，这种移情就会结束。

与救世主型和魅力型人格的人格特征比起来，心理健康处在平均水平普通人，其自我（ego）主要是要实现两大任务。

一、普通人的自我，要应对处于人格深层的夸大自体（grandiose self）释放的压力。也就是说，一个人人格中的夸大自体是有野心有抱负（ambiions）的，这就要求一个人的自我（ego）去帮助实现这些野心和抱负——以一种现实的方式。一个人若要以现实的方式实现自己全能自体的抱负，就不可避免地——会顾及和自己有共情性连结（empathic contact）的——他人的需要和感受。

二、第二个任务，普通人的自我，会在超我（superego）的理想化标准的驱策下，通过施展主动性和控制力，从而让自己的行为接近理想化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会把现实自体和超我标准进行比较，并且承认“心中的完美，和现实总会有些差距”——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在普通人那里，他/她因现实自体和超我理想的靠拢，而获得的自恋性愉悦感总是有限的。也正因为这种有限性，使得普通人在与自己有共情性连结的他人交往时，不会发展出一种绝对的道德和价值上的优越感。在把自己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进行比较时，非救世主型的普通人，会被一种对他人的共情性理解所影响——明白别人和自己一样，无论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些成败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他们通常不会认为自己的自体纯然完美，而别人的自体绝对腐败。

2. 人格形成原因分析: 弗洛伊德和科胡特

弗洛伊德

那么现在我就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魅力型人格得以维持自己的力量感，就好像他们的真实自体（real self）和原始夸大自体（archaic grandiose self）合二为一一样；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救世主型人格得以保持自己在道德上的绝对正确性，就好像他们的真实自体和超我理想合二为一一样？要知道正是这种谜一般的自我正确感，伟大光荣感，吸引着普通人与他们进行心理融合和崇拜。

他们中的某些人，似乎属于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篇不太相关的文章（1916a,pp. 311-315）中，所描述的那一类型——他把这些人称为“免责人士”（”the exceptions”）。弗洛伊德认为，某些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无论对别人做了什么无情或不道德的事情，都会在心里给自己自行免责。之所以可以免责，是因为这些人在小时候就遭遇到了不公平的惩罚——因此这些儿时的不公，就成了他们日后对别人无情的“免责铁卷”。

科胡特

在我自己的临床经验中，我也会试着观察这些病人（虽然他们人数并不多），那么现在我也尝试着，提出自己对他们人格形成原因的理解。

我在临床中观察到的这些病人，几乎不会产生有效的内疚感，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几乎不会产生良心上的谴责。但是，他们会对任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平现象非常敏感，而且不公平发生以后他们会快速地控诉他人——他们的控诉通常非常具有说服力——因此总能够引发别人的内疚感，而这种在别人身上引发的内疚，通常会使得这些“别人”臣服于他，并且允许他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不认为这些人仅仅只是仗着自己童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来为自己的恶行免责。他们当下行为背后最重要的动力学特征——是一种对他人共情能力的极度缺失：他们既不能理解他人的渴求和愿望，亦不能理解别人的挫败和失望。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于自己的渴求，对于自己的挫败的敏感度又极高。

我对他们人格特征形成之理解如下：

这些人在早年经历过严重的自恋损伤（narcissistic injury），其损伤主要来自于其镜映型自体客体（mirroring selfobject）和理想化自体客体（idealizing selfobject）所提供的共情性回应极不稳固，或者不可被预测。

更具体一点：一个孩子可以通过镜映型的自体客体回应（如母亲共情性的、骄傲的笑容），不断积累起自信；也可以在与全能的理想化自体客体身体融合的过程中（如被父亲共情性的——抱起或举高）不断积累起安全感，但是在这些病人的童年时代，他们和这些自体客体的关系通常遭遇到了突然的、不可被预知的打断。

在这种中断性创伤发生以后，这个孩子逐渐内化、整合镜映型及理想化自体客体的发展进程也就被打断了——而这个孩子，在新的，非共情性的恶劣环境中要生存下来，就必须靠着某种强大的先天禀赋来维系自己业已破碎的自尊（self-esteem）——他需要用这种带着股狠劲的高自尊来救自己——表现得就好像自己的原始自体客体还在自己身边一样。

因此，当我们在接触这些人的时候，会发现童年的不公平遭遇其实并没有在现实中替他们免罪——实际上他们在心理层面上，根本就没有生活在受到各种外在规则，和内疚感制约的现实世界中——其实，他们当下真正体验到的那个世界，仍旧是那个原始的世界（archaic world）——那个终极自恋性损伤——始发的世界。

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对他而言，那是一个他一开始能体验到的欢乐和安全感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把这些欢乐和安全感凭空夺走——就好像在逗他玩（tease）一样。为了应对这个创伤，他变得对自己和自己的需要超级共情（superempapathic），并且对那个把本就应该属于自己的自体客体（如父母）夺走的世界变得异常愤怒——他开始自认为总是正确，表现得就好像被夺走的自体客体，依然在肯定他一样；他们开始觉得自己完美，并且开始试图全然地控制他人，通过控制他人来调节自己的自尊——能够全然控制时自己的自尊就高，不能全然控制则低，根本不把别人当做有自己权利的，独立的人来看待。；

换句话来说，之前他所遭遇的不公，是突然撤走了他用以维持自身健康自恋的自体客体；那么在他的内心中，这个世界就应该加倍偿还他，尽力满足他现在的一切自恋性需求。

因为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很多都是具备魅力型和救世主型两种特质的复合型病人，所以我接下来要进行的分类，可能会有过度细分之嫌疑：那些主要呈现出魅力型力量（charismatic strength）和自我确认感（self-certainty）的魅力型人格——他们通常会伴随着自以为是的自我怜悯，而且会有疑病症状——他们的创伤主要来自于童年时代镜映型自体客体（包括但不限于母亲）的情感撤离；那些救世主型人格特质的形成，则主要来自于对原始理想化自体客体（包括但不限于父亲）情感撤离的巨大失望。

结语：

在之后的论文小节中，科胡特选用了希特勒，和一位名叫Daniel Gottlob Moritz Schreber的德国cult领袖作为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行文仍旧十分精彩，但我已无时间翻译，期待各位自行阅读，和这篇神作各自相遇。

自体心理学用共情方法，进行参与性观察研究，几乎不会站在局外综述理论，实则都是病人主观经验的汇总，和稍加的概念化提炼。

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也一时半会看不出这种观察的优势和特点，期待以后多写一点以内部观察为基础的文字，替苍生说人话。

诸君新年愉快，平安顺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