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在数万亿美元债务下挣扎

中国试图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缓慢的增长阶段之一画上句号，但国内经济正被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拖累。这些债务在新冠疫情期间不断膨胀，如今开始到了危急关头。

习近平(专题)的动态清零抗疫政策使城市因大规模核酸检测和封控而背负上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计划外开支。他对房地产市场的去杠杆（电视剧）整顿导致了土地销售急剧下降，使城市失去了最大收入来源之一。

标普全球(S&P Global)的计算显示，鉴于去年的未偿债务超过收入的120%，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现在有可能突破中央政府设定的表明严重融资压力的非官方债务门槛。

根据纽约(专题)研究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调查，中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主要城市甚至连仅仅偿付所欠债务的利息都面临困难。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甘肃省省会兰州市，2021年的利息支出相当于财政收入的74%。

大批债务很快就将到期。中国本土一家大型评级机构的子公司联合评级国际(Lianhe Ratings Global)的研究显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背负的842亿美元境外债务中约有84%将在今年和2025年之间到期。

主要的担忧不是城市违约并引发金融危机，尽管经济学家表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城市将不得不继续削减开支、推迟投资或采取其他行动来应对债权人讨债，而这会损害未来多年的城市发展。

在郑州，公交车司机表示，他们的工资在2021年被削减，至今没有恢复。该市一些环卫工称已经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 Group)组装苹果公司(Apple Inc., AAPL) iPhone手机的中心园区就坐落在郑州。

现年67岁的Xu Aiqiang在郑州西部的一个公园里扫地时表示，她们的工资又不高，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欠这点钱。Xu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城市承包商，她说该公司已经七个月没有支付她每月约320美元的工资。Xu表示，即便不给她发工资，她还是会保持所负责地区的清洁卫生，这样她自己看着也好。

中国南方大城市深圳的教师们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奖金被大幅削减；奖金是他们薪酬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1月，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鹤岗的一家供热公司告诉居民，由于未能收到地方政府的补贴，该公司准备停止供暖。

最近几周，武汉、大连和广州等城市爆发了针对公共医疗体制改革的抗议活动。改革包括削减医保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府财政紧张所致。

周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年度会议上，中国决策者只对地方政府提供了适度的支持，表明他们希望加强财政纪律。

中央政府每年向地方政府提供的财政转移支付今年将增长3.6%，至1.5万亿美元左右，远低于去年18%的增幅。地方政府今年将获准发行约5,500亿美元的专项债券，低于去年实际发行的5,800亿美元。

中国财政部长刘昆在几天前的讲话中淡化了地方官员面临的财政压力问题，他在上周三表示，去年情况基本保持稳定，今年中国经济有望总体回升，地方财政状况预计逐步向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该机构负责处理媒体对中国政府的提问。

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政府仍有很大的财政空间，可以在必要时对独立事件进行干预，以防止出现重大违约。地方政府也可以出售资产，如果他们能找到买家的话。

然而，位于旧金山(专题)的投资公司Seafarer Capital Partners的中国研究部负责人Nicholas Borst在本月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地方债务的研究报告中写道，中国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强度不足以救助中国的每一宗或有负债。

他写道，此外，一系列的一次性救助会增加道德风险，而且不会改变那些最初导致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

这意味着当地居民，尤其是公务员，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降薪和服务减少情况，并发现推动增长和就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出现减少。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Michael Pettis说：“这些地方债务引发的真正麻烦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会导致未来多年都难以分摊这些债务的成本。”

据官方统计，中国31个省级政府总计背负约5.1万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包括本地和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债券。

这些统计数字里并不包括各种表外债务，即通常是通过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筹集的债务，这些融资平台工具在近年来激增，用于给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支出项目提供资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这些政府融资工具带来的债务今年预计将达到近10万亿美元。

根据欧盟的数据，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这些地方政府债务平台总计筹集的债务超过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总和。

利息成本挤压了其他支出。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研究发现，2021年，在25个中国城市，财政资源的至少五分之一用于支付利息成本。荣鼎集团说，如果（100多个城市中）超过10%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明显受限”。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一直在累积。经济学家说，许多地方政府开始沉迷于启动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项目、出售土地和加大举债来支付所有这些项目。

此外，中国地方政府必须承担公共教育和医疗等服务的大部分成本。中国中央政府限制了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方式，要求地方将大部分税收上缴中央政府，同时限制地方政府的借贷能力。

郑州有近1,300万居民，这座城市的财政状况比许多其他城市要健康。郑州的街道充满活力，餐馆里人满为患。

但在过去三年中，郑州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下降14%，而债务总额每年增长14%。2022年其债务与财政收入之比从2019年的75%升至178%。

2月底，商丘市的一家公交公司发公告称，鉴于财政补贴不到位等因素造成的困难，拟于3月1日起暂停运营市区公交线路。该公司后来撤回了这一决定，并为所发公告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致歉。商丘距郑州约两小时车程，有大约700万居民。

据当地媒体报道，类似的情况至少在其他三个城市也出现过。

虽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金融系统崩溃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如果更多的本地借款人难以按时还贷，压力可能会蔓延。

去年12月，贵州省的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遵义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Zunyi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Group)与银行达成了一项协议，将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贷款展期20年。这项交易引发了人们对其他银行可能不得不承担重组成本的担忧。贵州是中国负债最多的省份之一。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不愿意做出可能使地方政府财政更稳定的改变，比如实施房地产税以充实财政收入，因为这样的改变在政治上不得人心，也可能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出售更多国有资产可能违背习近平的目标，即利用国有企业实现战略意图，比如实现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