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谍报部门以“亲共”震慑华人参政

谍报工作的本质

每个国家都从事间谍活动，也从事反间谍活动。谍报人员，无孔不入，而且可以黑箱作业。上世纪七十年代，加拿大的皇家骑警，就有当时在位的老杜鲁多总理的档案，事情曝光后，舆论哗然。政府其他部门的人，讨厌，恐惧，看不起谍报人员。在政府的结构里面，谍报人员权力大，但地位低。昔日戴笠在国民党权倾天下，但只有局长的地位。这个地方没有好结果，很多谍报人员，都不得善终。戴笠在南京飞机失事死亡。起因是他到北京视察，发现北京情报站长在战时私通日本。在他还未有处理此事前，站长在他的飞机放了计时炸弹。

谍报人员为了表现自己，经常制造事端，天花乱坠，看起来很公正，实际上却是恶毒阴狠的攻讦，其间的悲剧，令人感慨。普法战争后法国的屈里法斯（Alfred Dreyfus）案，一次大战的舞女/名妓玛塔·哈里（Mata Hari）案，抗战胜利后的歌姬/女优李香兰（山口淑子）文化间谍案，冷战时期的卢森堡夫妇（Julius Rosenberg）原子间谍案，台湾戒严时期的孙立人纵容共谍案，几十年后政府档案解密，才发现都是由谍报部门虚构事实，或是夸大的政治冤案。历史虽已落下帷幕，成为陈迹，却足以令人深省。屈里法斯案与今天北美华人的处境极相似。我们了解屈氏当时的社会，拿来比较今天，就会更加了解我们的处境，不致被夸张或不实的报道蒙骗。

德国崛起 法国感到受威胁

屈里法斯生于阿尔萨斯（Alsace）。这是法国东北角的一个文化地区，包括上、下莱恩省，居民90%母语是德语。德国强的时候，这地区为德国占领。法国强的时候，又为法国占领。屈里法斯是犹太人，父亲是成功的纺织厂商。普法战争后，家乡为德国占领，他们举家迁到巴黎。他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毕业。这是军校，他专攻炮科。他才识卓越，毫无二心的努力工作，很快就升为上尉，而且申请到参谋本部当见习军官。他的军校老师毕加特中校（Georges Picquart）在参谋本部任职。毕老师审查了屈氏的申请。屈氏是第一个进入参谋本部的犹太人。

自从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为国教之后，犹太人在欧洲即因异教徒而受到歧视和排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长久的种族歧视。中古时，英国、法国、西班牙排犹，波兰、德国、俄国不排犹。在近代和现代，法国不排犹，政府没有排犹的方案，但排犹的暗流仍在，每逢经济不景，或是社会动荡，排犹暗流即表面化。普法战争后，德国因统一而崛起，法国感到受到威胁，法人坐卧不安，排犹意识提升到百年未见的高峰。

1894年9月，一个神秘的人到访德国驻法大使馆，要求见武官斯瓦兹柯本上校（Max von Schwartzkoppen）。武官的职责，就是搜集情报。他刚巧外出，到访的人就留下一信，要求交给武官。武官回来拆开那信，上款没有收信人的名字，下款没有发信人，只是说能提供一些机密文件：
120毫米火炮测试记录
部队调整概要
炮兵编制调整
马达加斯加的相关记录
野战炮测试概要
武官看完，把信捏作一团，抛进废纸篓。大使馆的清洁女工是法国间谍，把信捡了。信就辗转到了参谋本部的情报组。法国的情报组织设立很迟。普法战争战败后，才在外交部和参谋本部设立工作组。参谋本部第二组“统计组”，就是情报部门，人手很少，也没有什么经验。

排犹暗流表面化

“统计组”得到那封信，就马上与参谋本部其他部门紧急会议。他们认为写信的人，必定是来自参谋本部，而且出身炮科，才会知道信中所提事情。他们锁定了二个人。一是伊斯特哈齐伯爵（Ferdinand Esterhazy），官阶少校。他生活浪漫，以致财政困难，人人皆知。虽然他祖籍是匈牙利，但他父亲是法国将军。他本人参加过普法战争，得过英勇勋章。他应该没有问题。另一人是屈里法斯。因他是犹太人，母语是德语，大家都怀疑他对法国效忠的程度，有的人说为什么会有犹太人混到这里来呢。这些瘟国大官一口咬定是他，只有毕老师认为不是。参谋长和几个重要的手下，于是去见国防部长墨西尔（Auguste Mercier）。那时墨西尔受到舆论的攻击，认为他不胜任。他急需制造事端转移目光。屈里法斯是犹太人，就够啦。他下令火速办理。参谋本部漏夜派人到屈里法斯家中，告诉他明天早上要评估所有见习军官，叫他九点钟到，穿便服。

屈氏到参谋本部时，没有见到其他的见习军官，只有参谋本部的字迹专家杜巴提少校（Du Paty de Clam）一人。杜少校说他手痛，不能写字，需要口述一封信给屈氏代写。屈氏当然答应。杜少校从在德国大使馆检获的信读了一些句子，他叫屈氏站著写，坐著写，弯身在桌上写。忽然他大叫“好了！”就打开一扇门，大叫“就是他！”几个军官冲了进来，说道：“我们以叛国罪逮捕你！”屈氏莫名其妙。案件交给七人军事法庭秘密审讯，没有陪审员。“间谍信”成为该冤案的主要证据。在办理过程中，国防部长墨西尔送给庭长一个档案，里面有四个文件证明屈氏有罪，都是伊伯爵的副手亨利少校（Hubert-Joseph Henry）奉命伪造。屈氏以叛国罪被判终身流放魔鬼岛。整个法国社会震动。屈氏受到舆论的公审，蠢人的评判和群氓的嘲笑，张三李四赵五王六相信他没罪的极少。幸好，法国已经废除了政治犯的死刑，屈氏才得免一死。

法国在大革命期间，颁布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肯定了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当法国受到德国威胁，排犹意识高涨的时候，自由、平等、人权的政治辞令，都抛到九云霄去了。

谍报部门制造冤案

魔鬼岛位于南美洲法属圭亚那（French Guyana）北部的大西洋之中，四面是急流，是法国流放重犯的地方。屈氏被关在一栋石墙围绕著的石屋里。每人都是单独关禁，两边两列囚室，中间是通道，门窗都被钉死，看不到蓝天和外间世界。囚犯每人有两个水桶，一个用来喝水，一个作大小便。每天喝清水，吃面包，每三天喝一次汤。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时散步，但不准和任何人谈话，只可用凝视互送关怀。晚上睡觉用脚链和手链锁在床上。所有来信，都受检查，到他手上的很少，而且还要涂去一些字句。在这里死是容易的，生却很难。屈氏在这里五年，以无比的意志力撑了过来，直到他的冤案重审才回到法国。政府公布了他在狱中的照片，穿著雪白的囚衣，房中有窗，光线充足，还有书桌，全是谎言。

屈里法斯事件，渐渐为人遗忘。他的老师毕加特中校升为统计组组长。有一天，曾经受到间谍嫌疑的伊斯特哈齐伯爵写信要求调职，毕老师一看，那字迹似曾相识。他打开屈里法斯的档案，发现字迹和那珍藏起来的间谍信一样。他马上报告上司参谋长冈斯将军（Charles Arthur Gonse）。冈斯将军回答：“现在法国和德国有可能开战。屈里法斯不能翻案。一翻案，法国军队的声誉会受到打击，影响到法国的作战能力。为了法国，牺牲一个犹太人，是不会有人追究的。”这番话华人不可不知，而且要研究研究。他把毕老师调离参谋本部，到边境去，跟著把毕调离法国，先到亚尔及利亚，再到突尼西亚。每次调职，参谋长都给他很高的评估。他想毕老师闭口。毕老师在外的时候，职位由伊伯爵代理。法国参谋本部的情报组，主管竟然是德国间谍。

屈氏的哥哥马窦（Mathieu Dreyfus）相信弟弟没有罪。他到处奔走，发动伸冤运动，印发了小册子。那时“间谍信”已在报上公开。马窦把这信收入了他的小册子。有银行职员和马窦联络，说有一伊斯特哈齐伯爵向银行借钱。他手头上还存有伊伯爵的信，字迹和“间谍信”一样。这发现轰动了法国，屈里法斯案又起，撕裂了法国。全国由上到下，政府、军队、教会、报界、政党、团体、家庭分裂成屈派和反屈派，斗争激烈，朋友反目，夫妇离婚，到处打犹太人，和捣毁犹太人的商店。马窦正式控告伊伯爵。毕老师应召回国作证。法庭判伊伯爵无罪。当他步出法庭时，庭外反屈派一千五百人欢呼他，认为他是受难的英雄。毕老师反而被控涉露军事秘密，受到逮捕和褫夺军籍。虽然伊伯爵被判无罪，军方以不适宜于军方工作把他革职。他为了避免以后更多的麻烦，逃到英国去。在英国有记者访问他。他坦然承认自己就是“间谍信”的作者。

左拉之笔 正视听 纠伪报

当时莫泊桑已去世，左拉（Emile Zola）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法国人尊重文学。凡竞选公职的人，必须谈文学谈得来，而且要指出谁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左拉正在享受他劳动的果实，名誉、财富和安定。他觉得屈里法斯是冤案。文学之笔，可以正视听，纠伪报，于是挺身而出，为一素未谋面的犹太青年伸冤。他写了4500字的信给法国总统：
我控诉杜巴提少校为屈案的主谋
我控诉屈案的军事法庭违反人权
我控诉审理伊斯特哈齐伯爵的军事法庭，藉命令来掩护不法事情，和明知被告有罪，又故作无罪的宣判，构成严重的渎职，侵犯司法尊严。

他把信发表在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所办的曙光报（L'Aurore）。克里孟梭把该信的题目改为“我控诉”。克氏的父亲是医生，他也是医生，改行做记者和参政。他写的文章，光芒万丈，笔锋犀利，人称之为“老虎”。他反对中法战争，同情辛亥革命，后来成为总理。

“我控诉”出版后，“曙光报”收到支持电报三万份，法国政府为之震动。左拉的信有一项控诉是军事法庭“奉命开脱伊斯特哈齐伯爵”。国会就以此控告左拉“诽谤”政府机构。左拉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罚金三千法郎。他的律师劝他离开法国，在狱中不能做任何的事，在外面他还可继续抗争。他去了英国，到了法国政府下令重审屈案才回来。屈派的人给他英雄式的欢迎。一个冬天的晚上，他在家中开炉取暖，中煤气毒而死。多年以后，有暖气工人在临终前对自己的药剂师承认，受到极右势力的主使，把左拉家中的烟囱塞了，故意使他中煤气毒。左拉后来移葬贤人祠（Pantheon），屈氏有到场扶灵。

屈案时的国防部长摩西尔调了职，换了加芬雅克将军（Godefroy Cavaignac）。他与摩西尔不同。摩西尔知道屈氏无罪，但他有私人目的，故意加屈氏以罪。而加芬雅克相信屈氏有罪。那时屈案闹得厉害。加芬雅克为了平息因此而起的动乱，在国会宣读了三封信，认为这三封可以一劳永逸的断定屈氏有罪。毕老师那时赋闲在家。他写信给总理，说二封信与屈氏无关，第三封是伪造。总理下令调查，发现第三封果然是假的。是亨利少校所造。加芬雅克下令逮捕亨利少校。少校辩称：“我是奉命作假。我作假是为了法国。”亨利进狱的第二天，就被发现用剃刀自杀。他进狱那天曾被搜身，并未发现有剃刀。是否有人杀人灭口？

事至如此，屈案不能不重审。总理私下透过第三者叫哥哥马窦要求重审，屈氏仍判有罪，但减刑，从终身流放减到十年。总理特赦。哥哥反对，他说接受特赦，即是承认有罪。但青春一去永逝。那年屈氏才39岁，已满头白发，双目无神，瘦弱得剩下皮包骨。他已再不能忍受监狱的折磨。他接受了特赦。哥哥不服，要求又再重审。这次，法院查看大量文件，征召大量证人，终于免开庭推翻上二次的判决。这是1906年的事。屈里法斯归队，晋升为少校。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35年逝世，军阶上校。毕老师也归队，晋升为少将。克里孟梭任总理时指派他为国防部长。法国人注重国家的光荣，虽有屈案的冤狱，但也有好像左拉的人，不畏强权，不顾个人利益，为冤案仗义执言，发出令人震惊的呼唤，终于平反，故不失其光荣。

屈案发生时的德国驻法武官斯瓦兹柯本上校在离职时，向法国总统辞行。他对总统说他不认识屈里法斯。总统没作声。德国人勇敢、真诚、忠实，有义务感，不喜欢不公正和不合法，不喜欢无秩序和无纪律。上校在1917年在德国逝世，临终前在病榻上对夫人说：“屈里法斯是冤枉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指证他。”

主流对华人参政报复

昔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直笔写史，而乱臣贼子惧。华人在加拿大150年，不敢参政，因为恐怕主流社会报复。今日中国和平崛起，华人渐渐恢复自尊自信，才有了参政的勇气。但华人参选，略有成就，加拿大的谍报部门就搬出“亲共”、“共谍”的帽子，震慑华人的参政意识，使华人社区，观点不一，言论不一，行动不一。但我们还是容忍下去，不敢责问政府。屈里法斯的冤案，我们要研究其发生的过程，警惕振作。参选的华人，面对邪恶，背上黑锅，背上闲话，腹背受敌，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为公的决心，无畏的精神，不能负重致远。我们要同情他们的遭遇，共策共勉，华人参政才可开一新纪元。

——————————————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