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万乌难民第一站百余年曾是“绞肉机”

发布：2023年06月03日 14:32 来源：欧洲价值

发布：2023年06月03日 14:32

来源：欧洲价值

如果我要做标题党的话，这篇文章的标题可能会是“在距离乌克兰20公里的地方，几个彪形大汉突然向我冲来”。

我形容的是事实，不过它一点也不惊险。实际上是这样的：我驾车来到波兰东部城市普热梅希尔，因为忘记了是周末，停好车就跑去缴费机前准备交停车费，结果附近经过的几个人就像心有灵犀一般，立刻从四面八方向我冲来，每个人都一脸急切，用波兰语或英语告诉我“今天周六，免费停车”。我看得到他们眼中的真诚与善意，也让我对这座边境城市的第一印象非常之好。

普热梅希尔是我能去到的距离乌克兰最近的波兰大城市，继续向东不到二十公里，就可以进入乌克兰境内，如果要前往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乌克兰名城利沃夫，路程也不过七十公里。

波兰与乌克兰的边境长约530公里，蜿蜒于中欧肥沃平原之上，罕有起伏。换言之，两国之间并无自然险阻。俄乌冲突爆发后，数百万乌克兰人背井离乡，仅在俄乌全面开战的第二周，就已有230万乌克兰人进入波兰，一个月后，这个数字增加到400万。

当时，波兰政府开放了八个边境口岸，其中人流量最大的是距离普热梅希尔十余公里的小镇梅迪卡。常住人口只有数千人的梅迪卡，在战争初期每天都要应对两三万乌克兰人的入境。他们穿越炮火，来到边境，继而经历随时耗时数日的漫长排队，才能进入波兰。

那时大多数乌克兰难民在波兰都没有熟悉的联络人，也没有详尽计划，波兰方面必须为他们安排交通和住宿。边境小镇基本没有火车站，必须依靠巴士和波兰人自发的私家车队伍，将难民送到周边交通枢纽。距离梅迪卡很近且拥有边境地区最大火车站的普热梅希尔，就承接了大多数乌克兰难民的转运，也成为他们真正接触的第一座波兰城市。

不过当我到访时，普热梅希尔火车站已经不再忙碌。它距离我停车之处仅有百余米。沿着一条遍布老建筑的清冷大街前行，路边广场对开处便是火车站。它米色墙身，对称结构，顶端有圆钟，是一座19世纪建成的巴洛克风格建筑。

大门前站着几个等待出发的旅客，一派闲适，丝毫看不出这座火车站在一年多前经历过历史上最繁忙的场面。资料显示，当时火车站一带挤满了人，当地政府、国际组织和来自欧洲各国的志愿者为难民提供食物和衣服，还在火车站里改装了医疗室，为需要紧急救助的人群提供服务，甚至还提供了宠物疫苗。那段时间，波兰政府也大幅增加了普热梅希尔通往华沙和克拉科夫两大城市的火车班次。

到了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初，许多乌克兰人选择回到祖国，这之中有各种原因，有人希望与丈夫、父亲团聚，与国家站在一起（电视剧），有人无法适应漂泊异乡的生活，有人不满于西方社会未能给自己提供稳定的工作以维持生计……在战争初期，普热梅希尔火车站通往基辅、利沃夫和敖德萨等乌克兰大城市的班次一度因无人乘坐而暂停，但在此时得以恢复。车站工作人员对我这个东方访客相当好奇，不过仍然按捺住了解我的念头，耐心回答我的问题。她通过翻译器用波兰语告诉我，在当时的火车站前，逃离和返回乌克兰的人们会聚在一起，一聊就是几小时，交流经验，互相勉励，直至最后上车时间。

走出火车站，路中环岛有多条分岔路向四周延伸，街边建筑分属不同时代，民宅与商店交杂。有人告诉我，战事初期，这里几乎所有商店和民宅窗台都悬挂了乌克兰国旗。不过如今，它看不到任何类似痕迹，也不再有接纳难民时的忙碌。

普热梅希尔位于波兰东南部，在整个波兰南方，它是仅次于克拉科夫的第二古老城市。公元8世纪，它被赋予城市权，9世纪开始被波兰、基辅罗斯和匈牙利屡屡争夺。从地理位置来说，它属于东欧；在历史上，它曾是抵御奥斯曼人的漫长战线中的一环，在宗教和军事上都烙印着“边界”标签；在冷战期间，它属于东欧世界，然后又在东欧剧变后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多种文化和历史的碰撞，让这座城市呈现着多元面貌。犹太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与新教都曾在此发芽扎根。不过在二战时期，宗教的多元化遭遇纳粹德国摧残，老城里幸存的犹太教教堂和东正教教堂，背后藏着许多血泪。

多元化也体现于世俗建筑，走在普热梅希尔的街头，建筑体量普遍不小，兼容不同时代风格，外观优雅精美，见证着曾经繁荣的贸易史。它地处克拉科夫和利沃夫这两大中世纪名城之间，是二者贸易的必经之地，也因此成为当时欧洲纺织业乃至其他各种行业的商贸枢纽之一。

旧时贸易离不开水路，沿着老城一条长长的下坡路走到尽头，便可见到有铁桥横亘其上的桑河。桑河是普热梅希尔的母亲河，并不宽阔的河面静静流淌，两侧堤坝都是草地，若是天气晴朗，会有许多人在此闲坐，读书或嬉戏。河对岸是典型的居民区，大型民宅和私家别墅新旧交杂，延绵至远处山坡。

站在河边，望着对岸，即使背后马路车来车往，也没有破坏这座城市的宁静。即使一年前才承接过数百万难民的经停流转，它仍然保持着优雅气质。但在普热梅希尔的历史上，它最著名的时刻却充满血腥暴力，是一战中最残酷的绞肉机。

一战前期，俄军包围普热梅希尔要塞，希望快速拿下此地、进军中欧，然而在奥匈帝国孱弱守军的抵抗之下，战事意外持续六个月之久，虽然最终失守，却仍然延缓了俄军西进，一战进程由此改变。经受181天围困的普热梅希尔，因此一度被粉饰为充满奉献精神的英雄之城，成为奥匈帝国的精神象征。但实际上，在强行构建的英雄主义之下，城市陷入失序，饥饿让个体陷入绝望，最终几十万人付出生命代价。

在残酷战争中，受到侵害的不仅仅有死伤者，还有幸存者，没有人能全身而退。更重要的是，战争从来都不仅仅是战争，它背后的地缘冲突、民族冲突，才是更复杂的事情。

具体到普热梅希尔之围，伴随着战争的是各种仇视、迫害和迁徙。俄国企图对被占领地区实施同化，向民众灌输憎恨和暴力意识的举措，也为后来埋下了阴影。就如《血色要塞》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他们（指沙俄军队）声称自己是帮助斯拉夫人民摆脱德国枷锁的解放者。紧接着，他们就大举进军。他们像是一波污秽的巨浪，裹着狂风卷向大地。他们所向披靡，席卷了阻挡的一切——富饶与秩序，和平与文明。他们前进的道路上满是烧杀抢掠。”

这场战役名气不及马恩河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双方在战术层面的技术含量也很低。这是因为两个帝国都已高度腐朽，甚至被视为一战两大阵营中的“猪队友”。在普热梅希尔，双方暴露了各自的无能，奥匈帝国一方坐拥坚固要塞，却不知利用，空耗民众热情。沙俄军队同样羸弱不堪，军官腐败，军纪败坏。

同时，围城战凸显了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多民族国家之间复杂交错的民族冲突，境遇最惨的则始终是犹太人。

普热梅希尔之围的背后，是19世纪末欧洲民族多元化与民族主义的兴起。1870年，这里还是一座小城，人口仅为15185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因军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工人和商人涌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5.4万余人居住在普热梅希尔。这座城市人口组成极其多样，犹太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9.7%。

人口多元化决定了城市多元化，所以，《血色要塞》描述道：

“如果有人漫步于战争前夕的普热梅希尔，映入眼中的是一个从中世纪迅速过渡到现代的城市。城中中世纪的痕迹依旧很明显：从山顶到城市西南部，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大帝建造的城堡隐约出现在古城上方；在同一块高地稍下一点的地方，矗立着16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再向东边一些，矗立着17世纪的希腊穹顶大教堂。两种教派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在普热梅希尔城中星罗棋布。时间再向前两个世纪，尖顶和圆顶，以及它们后面的山丘，组成了城市的天际线。”

民族主义在当时的普热梅希尔是主流思维，也是“官方思维”。市政当局热衷于强调他们城市的波兰身份。这也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因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末兴起的意识形态潮流，展望着恢复真实的和想象中的辉煌往昔，迎接一个更美好高效的未来。当然，这只是美好预期。

当时，普热梅希尔在经历急速扩张后，城中的信贷机构几乎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大多数新的制造业以及几乎所有的贸易和服务业也是如此，犹太人也买了大量房产。有点讽刺的是，在以波兰国家诗人命名的密茨凯维奇街上，139栋建筑中有74栋属于犹太人。

围城战后，普热梅希尔一直没能回到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状态。种族冲突不断，流血事件频发，对犹太人的反感和压迫逐步升级。二战爆发后，波兰被德国与苏联瓜分，普热梅希尔也沿着桑河被一分为二。河对岸被德国人占据，而我背后的旧城和犹太区在1941年前归苏联统治。

这条边境线极具象征意义：

“犹如由丑陋的混凝土碉堡、炮兵阵地和缠结的铁丝网汇成的疤痕。这象征着几个世纪以来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和流动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永久的恐怖和压迫。”

边界形成后，纳粹开启了残酷的意识形态变革，就像在其他占领区一样。对于普热梅希尔人而言，这样的残酷似曾相识，一战时沙俄军队的“俄国化计划”同样如此，对学校和宗教的干涉、人为的民族对立、暴力、腐败和掠夺都是这些占领政权的共同特征。

在二战期间，普热梅希尔几度成为前线，也有许多波兰人被运往德国充当劳动力。当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转变为种族灭绝后，普热梅希尔更是成为人间地狱。二战结束时，城市只剩下28144人，大约是1939年的一半，只有415名犹太人幸存。

老城最大的独立广场，名字记录着波兰光复的历史。这个斜坡式的广场，四周建筑精美，遍布咖啡馆与商店。广场一角有一组雕塑，一个憨态可掬的士兵坐在弹药箱上，手持水杯，对面是一条小狗和一个盘子，无声无息记录着旧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