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天分极高的俄罗斯，政治天分为何如此之低

俄国从未依靠武力或者所谓的“硬核”赢得世界的尊重，文学和艺术却得到世人珍爱。在俄罗斯的神话中，火鸟羽毛散落于俄罗斯土地上，只有热爱美并试图创造美的人才能欣赏其光彩。俄罗斯的文化之美，正是这样的羽毛。
——叶克飞

在世界历史上，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它是一个文化上的大国，思想巨人林立，但在文明进程中，它却常常扮演落后的角色。沙俄时代与同时期其他欧洲国家的文明进程相比，差距实在不小。不过沙俄时代也确实有着适合文学艺术发展的从容一面，当然，仅限于贵族阶层。而且，即使有文化上的富足，他们与世界文明依然相隔甚远。

苏珊娜·马西在《火鸟之地：传统俄罗斯文化987—1917》中一书里，引用了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我父亲的一生》的一段话：

“我们很难回到19世纪早期，去描绘当时俄罗斯那些拥有田地的贵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诞生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无疑，这个阶级的生活赋予这些人创造力。他们悠闲度日，坐在马车中来往各地，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去阅读。他们生儿育女，并根据公认的传统教育孩子——要有骑士精神、勇敢、怀着对祖国的热爱。他们学习各种语言，坚信国家会稳定长存，认为自己对农民的支配权毋庸置疑。他们过各种节日，参加教堂礼拜。他们生病的时候很少去请医生，而是静静等待生命走到终点，遵从上帝的意志。在自己的庄园，他们应有尽有——牛、羊、猪、鸡、火鸡、鸭、醇厚的甜奶油、新鲜的黄油、丰盛的面包，都是好东西。狗和马在这些土地所有者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为自已机灵的坐骑和猎犬感到骄做，会向人们展示时髦的行头和老练的车夫。没有人会对出行时的缓慢大惊小怪，因为周围有雪堆、暴风雪，缺少浴室，与文明世界相隔千里。他们并不知道生活还能有什么别的模样。

这样的奇妙反差，也成为俄罗斯文化的曼妙之处。《火鸟之地》描述了987年到1917年的俄罗斯文化史，涵盖艺术、文学、舞蹈和音乐等各领域。当然，还少不了建筑，从基辅各大教堂与宫殿的建造，到莫斯科的崛起和克里姆林宫的兴建，还有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等人的传奇……

俄国从未依靠武力或者所谓的“硬核”赢得世界的尊重，文学和艺术却得到世人珍爱。在俄罗斯的神话中，火鸟羽毛散落于俄罗斯土地上，只有热爱美并试图创造美的人才能欣赏其光彩。俄罗斯的文化之美，正是这样的羽毛。

公元980年，弗拉基米尔大公统一罗斯，选择东正教为国家唯一信仰。也正是因为虔诚信仰，“洋葱头”在俄罗斯有着崇高意义。这些教堂尖顶会用最名贵的紫金、黄金或白银装点，或者涂上绚烂色彩，终年光彩夺目。

同样光彩夺目的是宫殿，书中这样描述俄国最以宫殿闻名的两座城市：“莫斯科是14世纪的孩童，在鞑靼的专制统治下和俄罗斯的孤立年代中成长起来。而圣彼得堡是俄罗斯在18世纪养育的后代，优雅且拥有国际背景”。圣彼得堡是俄罗斯史上最接近文明的地方，而作为俄国的权力中心，莫斯科曾经的大农村模样尽管隐喻了这个国家与文明的背道而驰，但仍有可观之处。

正如苏珊娜·马西所写的那样：

“莫斯科的景致看起来和圣彼得堡那些新古典主义的花岗岩宫殿、肃穆的笔直大道及雾气朦胧的运河格格不人。莫斯科河一路婉蜒穿过莫斯科的中心地带，由克里姆林宫向外辐射一圈又一圈，五个主要城区被高墙或是大道分隔开来。这座城市就像一座过度生长的村庄，越过七座丘陵，向外蔓生27.5平方英里。

除了伦敦，已经没有哪座欧洲城市比得上它了。花园和池塘占据了城里十分之一的土地，许多地方看起来像是乡间景致。宽阔的大道与弯弯曲曲的小路形成鲜明对比，那些不规则的细窄街巷一路交错弯折，却让人陡然发现是死胡同。木头房子被漆成彩虹般的各种颜色，从珠紫到浅黄，紧挨着石屋和砖屋。城市上空是500座教堂及25座男女修道院的塔楼和尖顶。在拖曳的阳光下，那些镀了金的彩色小圆顶如带着斑点的康乃馨、郁金香和大丽花一样绽放，金色十字架闪亮，如一排排火焰指向天空。‘从未在莫斯科街头流连过的人，’维克托·蒂索在1893年这样写道，‘永远无法理解俄罗斯。在这个地方，欧洲的一切都要与亚洲正面交锋，诸事都会形成鲜明对比。’”

圣彼得堡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由“外人”创造，它也体现了俄罗斯文化的特别：总是能接纳其他文化的优点并为己所用，当然，仅限于文化。

在很多时候，俄罗斯文化在接纳外来文化后，还会将之变得更好，反过来为全世界所追捧，芭蕾舞就是最好的例子。

19世纪末的西欧，芭蕾已经式微，甚至一度沦为粗俗娱乐。但当时的俄国上层社会却将芭蕾打造成一种独立、高贵和纯粹的艺术形式，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人力进行舞者培养和剧院修建。《天鹅湖》和《胡桃夹子》等生逢其时，走上时代巅峰。

与芭蕾舞有着同样地位的是普希金。书中写道：

“普希金给了俄罗斯人他们的俄罗斯性情，塑造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永恒形象，呈现出了他们最为深沉珍贵的情感。于是民众以赞美与颂扬回赠——世间从未有另一个国家的人民这般慷慨，竟将它们全数加于一位文人身上。时至今日，他们对普希金的爱仍圆满无损、生机盎然。几乎所有俄罗斯人都能背诵他的若干诗句。这些文字如他所热爱的芭蕾般，具有轻盈流畅、热烈活泼的美感，炫闪如蝶翼一扑，雅致如吻落指尖。普希金将俄语之美推至了如斯纯粹、优雅、稳定而精确的地步，因此人们几乎无法将他那魔法般的词句——精练却生动、淳朴却激越——完好地转变成任何一种其他语言。鉴于普希金全集的英文版至今仍未出版，即使仅仅为了阅读他的诗作，去学俄语也是十分值得的。也正因为他的作品难以翻译，对异国民众而言，普希金从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果戈理一般代表过自己的国家。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憾事。正如亨利·特罗亚在为普希金所撰的传记中所言：‘对他的同胞而言，即使时过境迁，民风易改，政权更迭，普希金的诗作照样能最为精湛有力地唤起他们的珍贵回忆。在普希金的诗中，他们找回了自己故土的永恒形象：极目所见时简练的天际线，长路迢迢似将通往世界尽头，雪橇飞跃已被月光浸透的茫茫雪原，各地公园中椴树林间打叶声瑟瑟潇潇，茶与紫丁香的香氛静谧悠远，还有女孩们的清脆笑声……。’”

但可悲的是，俄罗斯的艺术天分永远高于政治天分。它对西方文化形态的吸收和为己所用，可以说做到了极致，但政治上总是一知半解。

当然，《火鸟之地》中也提到俄罗斯的一个悖论：

“俄罗斯看似能激励统治者和可能的征服者去驾驭这个国家，然而俄罗斯人民厌恶任何一致性，对此表示抗拒。各种将秩序强加给民众的尝试早晚都会以失败告终，即使俄罗斯人一开始无力抵抗，最终他们也会将其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