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女儿去世了，我是帮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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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七八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事全靠她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她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

女儿小酒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以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

半夏不知道为什幺女儿的叛逆来的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五六岁开始头晕和头痛，十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一年365天，她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

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三年，她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她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

最终，小酒于今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零2天的短暂人生。

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地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酒为什么会离开？》

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痛苦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一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她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

以下为半夏口述，经“后浪研究所”整理发布——

“叛逆的孩子”

2020年下半年，小酒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她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

随后，小酒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她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她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她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她。

其实她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那，但我觉得她是在威胁我。她总是挑战我。她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她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她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她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她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

甚至在她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她。她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我姐去家里看她一下。有一天半夜她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她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她才找到医院。

肯定是很想我了,她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她也不会这样子。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想到去安慰她，去抱一抱她怎么样。

她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

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是应该瞒着她们（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她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她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

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她那个样子的，她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因为小酒出生7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她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她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她，还是想着去改变她的。

小酒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她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她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她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她，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她。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她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

她爸爸去接她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她。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酒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她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她打一顿？她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她长记性。得到了她的认可之后，我就把她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她，就是有没有被受惊吓啦？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她打了一顿。

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她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唉，怎么交代？那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她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她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

她很令我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她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她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她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她，但是又掌控不了她。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她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帮凶”

我觉得最没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她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她。我应该意识到她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她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嗯，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她的态度，对吧？

从小酒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她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她会频繁的出现各种的小状况？

从小她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她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她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她，她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

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

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酒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

人际交往这一块对她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的好，她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这种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她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她，所以她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样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

原来我觉得是她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嗯，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她的问题。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就是说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关系处理的好一点，可能对她也会有一些帮助。在她9岁半的时候，我还带她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

初中的时候，小酒说她们班的同学模仿她干呕，给她编打油诗，说她娇滴滴、说她有艾滋病毒，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她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

我跟她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她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她，她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

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她的那种那种管理方式，我跟她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酒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

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她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

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她，但是就没想到因为这样子她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她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她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

除了校园霸凌，小酒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的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

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她（班主任），说她有反动言论。小酒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她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她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她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她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她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

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她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她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

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酒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她们管的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地抗拒，还是配合她们去做了。

当时我不知道小酒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她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

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她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

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流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大军的一员，所以在她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的帮她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她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

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但做的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时候我也觉得她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

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防不胜防

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酒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酒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她都走不了。

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她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了，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她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

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她的各种情绪，包括她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她表示理解了，她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哎，我自己造的孽太多了。

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她愿意去哪里玩，就带她去哪里玩，包括养猫。她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她养。我希望尽量给她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

我也不太想让她回原来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高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她。但其实也没上多久，她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她哭，因为我哭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她。

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

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她出去我就跟着，但她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她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她就跑出去。

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她睡在一张床上的，但她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她，有一天晚上她就说睡不着，要回她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她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她就跑去跳江。但可能她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她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马上报警啊，警察就来拿一些工具把她拉上去了。

看太紧她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啊，我带她去长沙复诊的时候她就莫名其妙玩失踪，她就觉得我看她太紧了，她想自己有一点空间。我找到她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她会抗拒，她情绪上来控制不住。

她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她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她吃，看着她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它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她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她把所有的药吃下去。

我当然睡不好，小酒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地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她有没有睡。如果她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叫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

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她，我放松了，她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

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她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

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她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她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她为什么要不停的尝试？她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

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她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她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她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

在她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她的猫咪来跟她说，“你如果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她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她拉回来。

今年6月，小酒离开了。

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她去换一个医院去，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事？

但我后来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就能够救得回她。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她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她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她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她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她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

我说过我宁愿她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什么出了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

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

小酒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酒好好活着，照顾好她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酒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