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时代”来临 “死亡本能”氾滥 “漂浮国家”形成

“以哈战争”不仅是种族、宗教与领土的战争，更是将人类的未来“豪赌”于“无保护状态”之下。（美联社）

“后人类”（post human being）是指人类生存已不再属于人类自身，个体生命已超出个体的规划和掌握，或者称为“普遍的危脆性”（common precarity）。这里所称的“后人类”不同于学术上对“后人类主义”（post humanism）所约定的涵意（但也很接近）－例如在智能科技下人成为“赛博人”（cyborg）－，而是特指“以哈战争”开启了（或早已造成了）一种“生命非自主性”的生存境遇，也就是人类面临的“共享的危脆性”－不只是巴勒斯坦人，也不只是以色列人，而是包括所有人－个体已经无法掌握自身生命的存续与价值。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危脆性”已经是日常，一种几乎命定又随时降临的生命威胁与死亡悲剧。对巴勒斯坦人而言，生命不存在于自家的寓所，也不在亲人的怀抱，而是位于一个陌生他者眯眼瞄准下的弹道轨迹之上，处于一种“不可吊唁”（ungrievable）的“非存有”（non-ontological）状态中。所谓“不可吊唁”，是指这种危脆生命既从未诞生，也从未逝去，一种未曾存在的生命，以致如何对一个是去的生命表示悼念？然而，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也并非站在“坚固性”（solidity）－危脆的对立面－之上，而是共同参与一种“反馈的危脆性”－始终并不断处于来自危脆者的抵抗与报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样，也是不得安宁。

个体生命的非自主性：共享的危脆性

一个巴勒斯坦儿童在导弹袭击下丧生，在断气之前都不知因何而死？即使几秒前还在嬉闹玩耍。这一死亡来自以色列的导弹攻击，而导弹攻击是因为恐怖组织哈玛斯对以色列的突击，而突击得以发生是因为加萨边境的情报监测系统遭到哈马斯无人机的破坏，而破坏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以色列驻地指挥官的疏忽，而疏忽可能原因是因为打瞌睡、滑手机或上厕所…..。换言之，一个巴勒斯坦儿童生命的消失，经过因果回溯，可能就是一场打瞌睡！这就是一个生命个体的非自主性（非命性）；生命的消失不是因为自身的过错或疏失，而是来自一个“远方－他者”（陌生人）的不留意，一种来自远方的“无理可说”的暴力！

同样的“非生命自主性”也适用于以色列人。一个以色列老妇遭到哈玛斯恐怖分子的枪杀，可能仅仅因为恰巧走在路上，而之所以走在路上，可能仅仅因为一场家庭争执而出外散心，而家庭之所以发生争执，可能也只是老妇忘了为家人做饭。在路上，一个巴勒斯坦暴力份子夺取了她的生命。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却是其生命危脆性的制造者。老妇人与巴勒斯坦儿童一样，都是来自“远方－他者”的暴力。

两个生命的逝去，都来自一种“可溯因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彻底撕毁了所有的生命自主的设计和保护，揭穿了人道主义的假象，也彻底解构了国家的职能：国家不再是个国家，而是一个“危脆共和国”，在这种失败国家之中，自然法则让位于野心逻辑，武器竞赛持续摧毁人民的生存底线。所有公民，无论是哪一种“国籍”，都无法逃避后人类时代“共享的危脆性”。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危脆性”已经是日常，一种几乎命定又随时降临的生命威胁与死亡悲剧。（美联社）

世界性“死亡本能”的氾滥

随著以哈之间密集和饱和性的导弹互射，随著战争的扩大以及媒体的广泛报导，世界各地出现各种“战争立场”；无论是“挺以”或“反巴”，都在制造弗洛依德意义上“死亡本能”的氾滥：一种对死亡与暴力的崇拜，不断寻求仇恨与暴力的渲泄与出口，不断强化和增加人类整体生命的危脆性，也就是“互为危脆性”：一方面否定他者的“生命存在性”（不是人命）的同时，也使自身处于“莫名他者”的攻击和威胁之下（自我非人命）。于是，一种“后人类”境况－人类无法决定人类自身的生命机遇，以及无人可以逃离的“共享性危脆境况”（common-shared precarious condition）－便宣告成立。

国家已经失控：“漂浮国家”（floating state）的形成

以巴之间长期的仇恨与征战，不仅相互增强彼此的危脆性，也使得一种免于生命非自主性的“共居型态”（mode of co-habitation）－以阿之间通过互认而共存－难以实现，使得国家原始的保护职能异化为破坏职能。当国家发展空中武力之后，国家就从“领地国家”（territorial state）变成“飞翔国家”（flying state）：国家权力变成“制空权”，更随著科技跃升而成为像似太空卫星的“漂浮国家”：一种不是立足于土地之上与人民相依为命，而是以战斗机、导弹、太空基地为国家肌体的延伸，作为国家外沿的、扩张的、俯冲而下的战争机器。换言之，后人类时代下的国家已经失控而好战，脱离了与每个公民“契约义务”（obligation of contract）的关联性，成为一种太空幽灵。国家成为激进的战争机器，不再致力于改善人民的危脆性，反而使“跨国人民”（本国人民与他国人民）成为战争的对象与目标，使得所谓“人民”退化为炮火下纯粹物质性的存在。

重建生命自主的相互肯认

“以哈战争”不仅表现为种族、宗教与领土的战争，更是一场将人类的未来“豪赌”于当下生命侵犯的集体战争，更随著“超级限／全毁灭”武器竞赛的激烈攀升，形成无生命自主权的“后人类”状态。在AI智能的加持之下，战争的启动与蔓延已经变得非常容易和简便，生命的消逝不过在分秒之间。未来的人类将处于“无保护状态”之下。

然而，认识战争，首先取决于一场战争究竟是保卫和平？还是对人类危脆性的加重暴力？认识当代人类的处境，也取决人类如何看待人类自身？当以哈之间疯狂的相互厮杀之时，人们往往哀伤于“什么才是应该得到一律尊重的生命”？什么国家才是真正保护人民的国家？

世界和平必须建立在“相互肯认”（mutual recognition）－以阿两个民族通过互认而共存，建立一种对“自我/他者”生命自主之普世享有的肯认规范，一种“所有生命都是生命”的伦理信念，通过尊重生命而实现对生命的“去危脆性”（de-precarity）？人类才有可能重现一个友谊与希望的世界。

※本文作者宋国诚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