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女孩注定要目睹头号哈马斯被炸成碎片

2003年，当周轶君见到亚辛的时候，这个苍老的男人四肢瘫痪，脚已萎缩，只能卧在轮椅上。他被以色列(专题)监禁了13年，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坏了他的听力和视力，嗓音又尖又细，像刀片划在玻璃上。

他们一位是“头号恐怖分子”，巴勒斯坦哈马斯的精神领袖；另一位则是中国首位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

周轶君曾问亚辛：“当您在电视上看到以色列的妇女小孩被‘哈马斯’成员杀死时是什么感觉？”

亚辛出人意料地叹了一口气说：“宗教其实不允许我们去杀戮无辜的人，可是当全世界对于巴勒斯坦的妇女小孩被害毫无感觉时，我们还能选择什么呢？”

就在这场震惊世界的采访后不久，亚辛就在以军的“定点清除”行动中被炸死。当她看到那驾被炸成碎片的轮椅后，深深地震惊了。

上海人到北京

20世纪70年代，周轶君出生在一户上海普通家庭。

在那个没有什么娱乐的年代，她最大的兴趣就是看书。最早她拿着新华字典一边识字一边看小人书，长大了就看《围城》，读米兰·昆德拉。

初中的周轶君迷上了葛优出演的《编辑部的故事》，长大后也希望成为一名编辑，凡是有记者活动，她都积极报名。

父母从来不管周轶君看什么书，听什么音乐。“我的父母没有说过一次‘不可以’。”她说。

在考高填报志愿的时候，她首选北京的学校，一般上海父母不愿意让孩子离开上海，但周轶君的父母同意了。以她的高考成绩可以考上清北，但清北当年却在上海没有名额。

最后，周轶君去了北二外选择了阿拉伯语专业。“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这种语言很罕见，学的人肯定少。学的人少，说不定就有用。”多年以后，她才发现这是她向中东“生死之门”迈入的第一步。

抵达加沙

毕业后，周轶君凭借小语种的优势入职新华社。

2000年9月巴以冲突爆发，2002年加沙成了尸骸遍野的地狱之城。26岁的周轶君主动争取去巴勒斯坦报道，社里不忍驳回了她三次申请，在最后一次她写道：“长期的外派任务，女性的耐力会比男性的爆发力更重要。”

领导最终同意了，社里的前辈说：“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一定不会让你去。”

2002年8月1日，周轶君去机场的路上才告诉母亲目的地是耶路撒冷，此时广播正播放：“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校园昨晚发生爆炸，已经造成7人死亡，85人受伤......”

但周轶君骗了妈妈，她要去的地方是比耶路撒冷还要危险的加沙地区。

独自上岗的第一个夜晚，她把不远处一家电厂机械事故的爆炸声误认作空袭而蜷缩在原地，20多分钟后她意识到，“自己将承受一种本不相干的煎熬，不知道下一声爆炸在哪儿的恐惧揪心裂肺。”

她亲眼看到五岁巴勒斯坦男孩儿阿曼·法利斯躺在冰棺中，他在自家门口中弹身亡。“一个小男孩，那么可爱，长到11岁忽然就经历了这一切，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吗？我觉得这也太可笑了。”

生死无常，她不再相信运气，也很快丢了虚荣心。她熟练地武装自己，把自己塞进长袍和头巾，联络采访、买菜做饭、与当地人打交道融入了长达两年的战地生活。

人肉炸弹

周轶君很少独自坐公交车，每次坐车都会紧张地给乘客逐一相面，排除对方是“炸弹”的嫌疑。

在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区，愿意参与自杀式袭击成为“政治正确”。周轶君曾用镜头记录下一群举着旗子玩耍的孩子，他们兴奋地告诉她：“给我照相！明天我要当烈士啦！”说话的小孩告诉周轶君，明天自己要绑上炸药去犹太人定居点。

这些孩子最终有没有成为“人肉炸弹”不得而知，但周轶君亲眼看到与其同龄的一位巴勒斯坦女孩哈娜迪心甘情愿成为“炸弹”。

她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辩论功底过硬的实习律师，因为未婚夫与弟弟死在了以色列士兵枪下，哈娜迪在一家以色列餐厅引爆了自己，在场19人死亡。

此前，家里没有任何人知道哈娜迪要去“执行任务”，直到听说梅法发生爆炸，打开电视后看到了哈娜迪的名字，才知道哈娜迪做了“人弹”。

去她家采访时，母亲和父亲都开心地感谢真主让哈娜迪成功，哈娜迪的父亲解释道：“执行爆炸是一回事，成功是另一回事。”

周轶君看到女孩用美术字体写下诗句：“ 我的国籍是所有人的心，为何我们还需护照——无名国家。”

在报道中，她无意呈现加沙地带的危险，即便爆炸点离自己常常只有百米距离。她说，如果被人记住的经历都是危险，那是一种失败。她希望大家借由她的眼睛看到一种“大过自我的东西”。

哈马斯

哈马斯在加沙并非没有争议，有人视他们为动乱之源，自杀式爆炸招来以色列对加沙的密集轰炸、严厉封锁。

在《中东死生门》里，周轶君写道，“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政府的关系，有一山不容二虎的血债，也有本是同根生的相惜。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在加沙的地位犹如黑帮教父，无人争锋。”

这个激进组织曾多次在街头行刑，审讯所谓奸细。在周轶君的笔下，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巴勒斯坦人对哈马斯的态度。

亚辛14岁时摔断了脊椎，终身只能瘫在轮椅上，尽管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宗教教育，他却在难民营的穷人中支持率极高，被视为“教皇般的存在”。

他一手创建哈马斯，对外发动袭击，对内斥巨资兴建医院、学校，还不定期向穷人发放食品和救济金。

2003年，周轶君获得了采访这位精神领袖的机会。

周轶君向世界传递了她眼里的亚辛。“亚辛家位于城南贫穷的居民区，通往他家的路大部分是土路，开车过去一路颠簸。他居住的房子只是几间普通的平房，和巴勒斯坦难民营没有区别。”

“以色列宣布亚辛为重点打击对象，亚辛却仍然待在家里，并没有加强防范措施。”周轶君说，亚辛看起来并不担心死亡，“对于他们来说，牺牲像结婚一样是喜事。为正义献身的人只死一次，怯懦的敌人要死100次。”

2004年3月22日的凌晨，亚辛遇刺。周轶君是第一批赶到的记者，亲眼目睹了脑袋碎裂的亚辛。一些孩子也在那场爆炸中身亡。

她转述了哈马斯的人原话：“杀死亚辛不但没有削弱哈马斯，反而令我们变得更强大、更团结。”

别离巴勒斯坦

在为期两年的战地生涯里，周轶君不光记录了巴勒斯坦，同时也记录了以色列。

耶路撒冷市中心乔治王大街上车水马龙，是标准的现代化城市。正因如此，这里成了自杀爆炸的重灾区。仅2002年一年时间，这里发生六七起爆炸和枪击事件。

以色列的另一边，法帖马的丈夫在萨巴阿——埃雷兹外一个以色列阿拉伯人村庄。结婚的时候，还没有埃雷兹检查站，现在这个检查站让夫妻不得不“两地分居”。

以色列法律规定，加沙或者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即使同以色列阿拉伯人结婚，也无法取得以色列公民身份。

士兵要求法帖马和两个孩子也全部退到电磁门后。法帖马抱起女婴，男孩扶着地爬起来，跌跌撞撞走过去。“我的心都快碎了。”周轶君说。

周轶君在加沙地区待了两年，发现巴以两地的矛盾根深蒂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需要捍卫，外人难以改变。

临别时，她说：“我终归要走的！这是我对自己，也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经常对我说的话。记者总是从别人身上榨取故事，然后走掉。我总有穿上裙子、看到正常生活在彼岸的一天，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