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意他们抄家？为什么不反抗？”

一次，谈到文革抄家，我的在美国长大、已读大学二年年级的外孙女问我：“为什么同意他们抄家？为什么不反抗？”我愣在那半天不知怎么回答——“同意”二字叫我犯难，“反抗”二字叫我羞愧。

在个人意识顽强的美国，凡事没求得事主的同意是不行的，她认为抄家想必是经过我们同意的，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反抗。事过四十三年，我被她这一问问懵了，同意？我们有权利不同意吗？反抗？我们枉为知识分子，脊梁骨早就被打断了。往事历历在目，浮现在眼前——-

那是1966年7月、家被抄了两次后的一个夜晚，喧嚣了一天的高音喇叭，象亢奋过度、力不可支的疯子一样嘎然闭嘴。树上的蝉有一声没一声，哭样的泣鸣，墙角下的蟋蟀长一声短一声的回应着。

女儿受惊吓不肯入睡，惊恐的在我怀里呼喊妈妈，又伸出小手拉着爸爸，呼喊着爸爸不放手。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哭道：“叔叔阿姨怎么那么凶，从前他们都很喜欢囡囡的呀？上次他们弄坏了我的“白雪公主”，我没有生气呀。“

那是第一次抄家，黄昏一伙人冲进我家，女儿看见她熟悉的爸爸办公室的阿姨和叔叔们，兴高采烈的向经常来我家的一个“长脚阿姨”扑过去，亲热的喊着阿姨好，“长脚阿姨”尴尬的后退到人群里没声响。她想要赶过去，丈夫把她抱到外边。

她又一次冲进来，看见阿姨叔叔们在翻家里的书，满地都是。她自告奋勇地说：“叔叔，我来帮忙，我还有好多书呢。”没人搭理她，她还是很卖力的从床下拉出她的小书箱，一双大手和她的小手交替翻了底朝天，见无“猎物”，那人起身，一双大脚践踏在“白雪公主”脸上。女儿爬在他脚边用力想推开他，他猛的一闪女儿扑倒在地上。

我们被勒令站在门口，说是怕我们趁机销毁罪证。丈夫不顾禁令把女儿抱起来，她眼圈红红的泪珠欲滴。我拍拍她无奈的说：叔叔和你开玩笑。她头靠向我的肩膀，一边用小手摩挲着沾满脚印污痕的画册，一边静静的看着她的叔叔阿姨们搬走了爸爸妈妈的“书本本”。她迷惑的望着他们的背影说：“叔叔阿姨也喜欢没有画的“书本本”，囡囡不喜欢，都是字”。她高喊叔叔阿姨再见，理所应当没有回应。因为她已随父母变成“非人”。

我们被揪出之后，怕孩子稚嫩的心灵种下扭曲的种子，曾申请把她送到全托幼儿园。领导说：他们夫妻都是“牛”字头的，就免了吧。我们的女儿只能在只有两个阿姨，号称托儿所，实际是哺乳室里，没有上过一天幼儿园。聪明的女儿成了阿姨的好帮手。我眼含泪心滴血对丈夫说：她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小的“义工”了。

第二次抄家是在夜晚，一群左派、官场积极分子秉承“组织”的旨意，再次破门而入闯进了我的家。

“交出你的罪证！”为首的官场积极分子挥着拳头指着我。

“你们不是全搬走了么？如果我有罪，那是最好的证据。”我回答。

“还如果，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没有如果！”他边说边翻箱倒柜。

丈夫用手蒙着女儿的眼睛，抱她转身背对我，女儿挣扎着扭转身体，惊恐的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哇”的一声哭起来。

“你这态度对自己没有好处。”邻居大姐轻声对我说：“挖反动思想脓包不能藏着掖着，得交出罪证，你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这大概是我听到最温情的语言了，我很感动，至少让我知道我是孕妇，是人。

“既然定我有罪，我相信一定有证据，何以向我索要。”我低声回答。

又一次的翻箱倒柜，我不知他们究竟要找什么。每本书都一页页翻过，墙上镜框的背后。凉席下、枕头里、抽屉底、收音机后都一一查过，亲手摸过。丈夫怀疑的目光投向我：你真的有什么瞒着我的事吗？我一头雾水。

面对又一次的满屋狼籍，我们默默相对无言，我强打精神艰难地弯腰收拾，把凌乱的书归置好，把枕芯装起来，把散落的原放在席子下信封里的夫妻隐私用品重新装入信封。看着丈夫把因怀疑藏有罪证、背后被撕毁了的相框重新挂起来。我打量了一下我们这个仅仅十四平方米的家，除了一个樟木箱一个帆布箱一只收音机书籍生活用品属于我们的，一床一桌两椅一个书架都是公家借来的。我们不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没有金银软细，没有资格被扫“四旧”，全部私人文字资料——日记，书信，笔记，第一次已抄走，他们究竟要找什么呢——后来才知道，他们要找我写给丈夫的一封信，第一次抄走的200多封信里没有找到。

天幕四合，夜深沉，女儿哭累了渐渐入睡，脸上还留着泪痕。我们没有吃饭也没有开灯。窗外路灯不知何时换成了大灯泡，刺眼的亮光剑一样射进来，透过我们的身体直指水泥地面。丈夫想说什么，我示意他留心隔墙有耳，不要出声，到外边去。丈夫抱着女儿，我抱着草席悄悄走出家门，在大操场坐下。

“你真的没事瞒着我吧？”丈夫担心的问。

“你怀疑我是美蒋特务，藏着密电码。”我伤心的回答。政治被引向家庭，曾迫使骨肉亲情间互相划清界限。面对丈夫的问话我心苍凉。

“这日子生不如死，真想和他们拼了。”丈夫用力摇动蒲扇拍打蚊子，说出这句吓死人的话。我惊恐地忙捂着他的嘴，没让他说下去。

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丈夫行事执着，认死理。参加工作后，原北京那位长征干部院长，培养他委以重任，他获得过国家科委二等奖，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他的文章，中央台做过广播。

后来老院长被挤走了，“整”走老院长的“新贵”们，高举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搞的有声有色。报纸广播铺天盖地也在宣传“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一时间，“用毛泽东思想治好了多年不愈的病”，“用毛泽东思想找到了矿藏”，“用毛泽东思想攻克了攻关难题”，毛泽东思想无所不能、无所不克，上海的水文地质人员甚至用毛泽东思想控制了上海地面下沉难题。

新领导要他在“活学活用”讲用会上讲用，我迂腐的丈夫非但没顺着竿往上爬，竟然实话实说：“我没有针对我担任的这个课题学过毛著”。更天真的是他给党支部的思想检查中，对某些积极分子透着假气和矫情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讲了自己的真实看法。这些经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后、要多严重有多严重，足可置人于死地啊！再加上危言耸听的收听敌台广播问题，他有口难辩。

——你说你没听，谁能证明，我说你听了我有证据，证据就是你家有台能收到敌台的收音机。

——你肯定收听过，不可能不收听，没有理由不收听，可能不收听吗？不收听才怪了呢。

苍天啊！这是什么逻辑啊！

丈夫喜欢音乐，1961年我们结婚时，婆婆给我们买了一台时价198元的收音机，那时我们还分居两地，丈夫出差总是把家交给同一设计室的单身朋友，朋友又引来他的朋友（台胞，四人帮倒台后任某市台盟负责人），他们是思乡还是好奇，是碰巧还是有意、收听还是没有收听过敌台，我们不在场不清楚。单位里传出了我家收音机能收敌台的流言。领导和“左派”们肯定，既然能收到敌台，肯定我们也收听过。苍天在上，我们就是有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胆呀。这盆污水还是泼到丈夫头上，逼他承认收听过敌台。

官场积极分子们几次半夜三更闯入我家，犹如无人之境，敲门声震天响，高喊开门开门，不容我们穿衣必须马上开门，想抓个现行。每次进门便直奔收音机，查看指针的位置，调来调去收到的尽是吱吱卡卡的噪音。我怕我的认死理的老实人吃亏走极端，便劝他说：“他们再逼你，就认了吧，免得吃大苦头。”

“认了？要你交待时间地点听了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我怎么编？”丈夫满眼含泪，脸痛苦的扭曲变了形。

我们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单位门，是典型的“三门”干部。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憧憬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平等自由幸福的共产主义美景，愿为之奉献一切，都写过入党申请书，怎么就成了牛鬼蛇神？连我们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都要打到敌人那边，这个当是不是疯了。

文革在基层实际上是一场争夺话语制高点的斗争，而政工人士得天独厚，从始到终控制着话语权，只要你是想干点事、不热心政治，都可能成为斗争对象。楸斗你的人，绝不是三教九流，而是一级组织和他们的左派官场积极分子。那恐怖的氛围、墙倒众人推杀气腾腾的斗争会，那断章取义、似排山倒海的大字报，连自己也越看越像反革命了。

夜更深了，乘凉人早已离去。我往远处看，除了黑沉沉还是黑沉沉。想到天亮后我们还将面临各自的批斗会，人人可以羞辱之，象唤牲口般呼唤之，我们不能争辩，连解释的权利也没有，人不人鬼不鬼。我多么希望钟停漏止长夜不尽，永远和丈夫女儿相依相偎，只有此时此刻我才感到自己又回到人间。

我怕墙倒众人推的肃杀之气；我怕朝夕相处的同事们扫向我的陌生冷漠的目光；我怕垂首恭立身置人群中央、却如同荒漠上凄雨中的小草般孤苦无助；怕没完没了的要我交待罪行我交待不出。脑子一热想趁黑夜拖着丈夫女儿跳入长江一死了之。

丈夫说：“孩子有什么罪？”他声音沙哑迟疑悲怆。

“要死全家一起死，扔下女儿孤零零一人，小小年纪怎么活。”我疯了似的只想着解脱一了百了，恨不的马上去死。丈夫冷静下来，轻轻拂去我满脸泪水，坚定的说：

“大不了象1957年反右派给我们戴帽子，开除公职。为了孩子我们得活下去。”

我头依在丈夫肩上，任苦涩的泪滴滴滴入心底，酸痛极了的心沉沉的，沉沉的。是的，我未出世的孩子有什么罪，他已在我的腹中躁动，期盼来到人间，我可爱的女儿有什么罪，她乖巧聪明美丽还是个小小的花骨朵。我不忍心剥夺他们的生命，又不能一“走”了之把女儿孤独的留在人间。

一颗明亮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过夜空，我蓦然一惊，仿佛上苍点拨了我的慧根：为什么要死，就是在人间做鬼也要直起腰。

我们思前想后，做好了戴帽子开除公职的准备。不再去追求那人生美好的信仰；不再象圣徒翘盼上帝般期望能给我们公平；不再奢望有更好的结局，不再对苦难折磨扼腕唏嘘。我们还年轻、有体力可卖，我们一定要活下去，抚育儿女成人。沉到底了，心反而定了。我们终于迈过了从人到非人这道坎，没有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