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感激那个为我家做了一辈子的仆人

我家有真正忠心耿耿的仆人。我们叫她“吴婶”。吴是她本人的姓，中国有些地方叫女仆做“婶”。她夫家是广东潮阳溪头村人。她是我外祖父家的仆人。我外祖父刘镜秋翁，在汕头养猪。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很聪明，自学中医，以出口成药到东南亚致富。妈妈年青时，去广东政法学院（后并入中山大学法律系）读书，留在广州工作。爸爸调回潮汕，外祖母叫吴婶跟我妈妈。所以吴婶是陪嫁仆人。她毕生叫我妈妈做“姑娘”，就是小姐的意思，其实她也是“小姐”，跟我妈妈一样，生下来金枝玉叶，一出娘胎就有仆人。她娘家夫家，都是有钱的地主，结婚时排场很大。但是旧时的中国人，认为女子不须受教育，所以虽然她小时锦衣玉食，没有进过学校。后来她丈夫家道中落，她只能来我外祖父家当仆人。

然而，吴婶对她的命运，没有抱怨，不怪责任何人，不诅咒任何人，不觉得劳动是卑下，不改其乐。仆人，是穷人和弱势族群的职业。但吴婶乐于做事，充沛的精力，忘我的精神，把仆人演绎成爱心和仁慈的工作。我不由得对她有很大的赞赏。中国的仆人，兼有带孩子的责任。吴婶在我和弟弟小时，必有带过我们，但是我没有记忆，只是依稀记得家中有她在。我对他开始有深刻的记忆，是她跟我妈妈带我和弟弟到香港。爸爸已先去了。

以前中国人可以自由出入香港，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政府要封关。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押后一年，使一百万人能够进入香港，其中包括小孩有七十万是因政治理由，国际上叫他们做“香港难民”（Hong Kong Refugees）。葛氏是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毕业，再在剑桥取得硕士和律师执照。

香港没有人才。英国海军陆战队1840年登陆时，港岛只有二千人，都是渔民，没有受过教育的士绅阶级。以后来香港的人，多是广东和福建农村贫穷人家的孩子。等到十岁才开学，读到小学五年级，有了基本阅读及书写的能力，就辍学到香港的商店做学徒。到了三十岁，就回乡娶亲，配偶通常只读过二、三年小学，有些甚至没有进过学校。

葛氏认为这批逃到香港的人，是中国的精英，从商的会带资金；当官的有学识，男的通常有大学毕业，女的有高中毕业。如果吸收这批人，若干年后，香港必定起飞。正如他所料，这批人进入香港之后25年，即1975年后，香港成为世界经济及文化名城。葛量洪有历史观，能从长远看问题。香港政府虽然准许“香港难民”进入，但为了不得罪大陆，不救济这批人。这是英国人在政治上的三面两刀。台湾驻意大利大使施肇基曾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依（Trygve Lie）要求救济香港难民。秘书长认为他们不符合公约难民定义而拒绝。联合国难民公约指出，离开本国而不受到任何政府保护的人，才是难民。台湾自称是“香港难民”的保护者，但实际上没有能力。

“香港难民”都是人穷裤破，先住在九龙城的木屋区，生活安定下来才搬走。香港人说“他们贪污了很多钱，都带不出来。”这句话要留给历史去评判。香港人看不起这批人。75年过去了，到了今天，如果一个人敢在香港人面前说自己是这批人的后代，那人马上就把脸转过去，说一些侮辱的话。他会与你疏远，不跟你来往。以后在公共场合见面，他会当众侮辱你。香港人不承认曾经出现过这批人，也不承认这批人对香港的贡献。“香港难民”逃到香港后，“处长贱如狗，将军随街走”，都不提以前做过什么。人家耻笑他，又不作声，造成香港人对他们的态度，75年不变。

我家住在木屋区，食不果腹，孤苦无依，被社会抛弃，不为人所要，不为人所爱。吴婶常常来看我们。我妈妈矮小体弱。吴婶每次来到，就去门口对面的井打水，用大木盆和洗衣板洗衣服。有时还在狭小的厨房忙这忙那，都是无酬的工作。那时她的家境比我们好。大儿子在中型茶楼做主厨。爸爸说这是“吃大睡宽”的工作。而且她年纪比我妈妈还大。她是我们命运不济时真正的朋友，散播了温暖，令人怀念。

1953年九龙城大火，把我家烧了。我们搬到街上住板间房。在特别热的一天，爸妈和弟弟都出去了，留我和大哥、妹妹、大哥的儿子在家。妈妈临出门，吩咐大哥把刚买来的猪糕炸成油。大哥把猪糕放在炒锅（镬）里，开了炉，就对我说他也要出去，叫我自己去炸猪油。那厨房很大，沿墙建了L字形水泥柜台。楼内住了九户口，每户一个位放火水炉。那满满一锅的猪糕，放在火水炉上。我那时候12岁，我的头顶与锅顶平行。我从来没有炸过猪油，妹妹二岁，热到跑来站在厨房门口哭。大哥的儿子几个月，热到躺在床上哭。我不知怎么办。吴婶忽然来到。她很干练，把猪油炸了倒在罐里。妈妈不在家，她就走了。不知这是圣神降临还是观音显灵。

吴婶的儿子本来是茶楼的主厨，不幸染上毒癖，吸食海洛因，工作没了，只靠太太在工厂做工养全家。吴婶常来哭。这是妈妈的眼泪，悲伤的眼泪，委屈的眼泪。好在她儿子后来戒了毒，在徙置区租了铺位，供应包子和茶水，家境才慢慢恢复。大多数忠仆劳碌一生，晚年潦倒孤独。但吴婶得以安享天年。有很多徙置大厦建在一起的地方称徙置区。“香港难民”到埠后十年，联合国才拨款救济。他们都已找到工作，生活安定下来。已经不须救济。香港政府把拨款拿去，建徙置大厦安置木屋区的居民，把木屋区逐步拆除。

吴婶晚年晕车，不能坐巴士。她还是边走路，边休息来看我们。后来她实在是太老了，就没有再来。妈妈病危时，我回去见最后一面，叫大哥去找吴婶。大哥去了，但吴婶住的地方，已经拆除，不知她去向。粤剧的剧终，都要团圆，这是中国人的美德。我和吴婶的故事，没有团圆，也因此更加动人。我因未能偿还她的恩德，而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