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是非常当代的中国民族主义构建

中国最近掀起了是否继续把“龙”翻译为“dragon”的争议。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不是同一种生物，不应该这样翻译；还认为中国的龙是友好和善的动物，西方的dragon是一种凶残丑陋的动物，西方国家这样翻译“龙”，“丑化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更有人提出，这是西方故意抹黑中国人的舆论手段。他们认为“龙”应该翻译为“loong”，还说这是英文最早对“龙”的翻译。

笔者此前撰文分析了中文舆论界流传的几个谬论。第一，“龙”和“dragon”并不那么不同，它们都没有单一的固定形象，是一类虚构生物的集合，那些虚构生物都是蛇、蜥、鳄等爬行动物。第二，“龙”翻译为“dragon”源远流长，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马可波罗时代，到十六世纪利玛窦时代已成为“双向翻译”的标准了。第三，所谓英国最早用“loong”翻译“龙”，完全是一个谎言。“loong”只是字典上对“龙”的“发音标注”，和“翻译”毫不相干，而字典上对“龙”的解释就是“dragon”。第四，“龙”和“dragon”能对应起来，中国自己至少承担一半责任：没有中国人的认同，西方的“dragon”在中国就不可能翻译为“龙”。而中国这样翻，正源于“中国式翻译思维”和“造词方式”。第五，中国龙并非都“友好和善”，西方龙也并非都是恶龙。

笔者希望在本文继续探讨一下。

在十二生肖中，其实翻译值得推敲的不止龙，比如有一年是羊年，就有疑问，到底中国的“羊”是英文中的goat还是sheep。中国特别强调“龙”的翻译错误，还上升到“辱华”、“丑化中国人”、“外国处心积虑抹黑中国”的高度，无疑是因为中国人现在自称“龙的传人”。

然而，“龙的传人”可能只是非常现代的发明，肯定远远晚于把“龙”翻译为“dragon”。

古代根本没有“龙的传人”的概念

在早期中国文献中，龙是一种凶残的动物。《易经》说“龙战于野”，龙是一种好勇斗狠的动物。《韩非子》中说，龙有“逆鳞”，一旦碰到了，就不会放过你。汉朝的“叶公好龙”的故事，龙把叶公吓得半死。“屠龙”、“降龙”被看成是义举。《庄子》说“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晋朝“周处除三害”，第二害就是蛟龙。佛教中有“降龙”、“伏虎”二罗汉。这些痕迹一直延续至今，金庸武侠小说中还有“屠龙刀”，“降龙十八掌”，相反“神龙教”是个邪教。

最早的转折点大约是，汉朝初期。中国汉朝开国皇帝刘邦说梦见自己是赤蛇的后代，斩了白蛇，最后做了皇帝。于是汉朝学者就编出《纬书》打造了一套五行学说，把史前的伏羲神农等人物，说成是物种不同德性的“龙”：伏羲氏是青龙；炎帝神农氏是赤龙；黄帝是黄龙；秦朝是白龙等等。刘邦的梦，说明刘邦是“赤龙”之子，把白龙（白蛇）斩杀，是顺意天命，让汉朝取代秦朝。

这套五行学说还有很多变种，但大致上就是为王朝替代打造理论基础。在汉代，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和对应的颜色）。龙在这里只是一种载体，并非最关键的东西。于是，虽然开始有皇帝是龙的儿子的说法，但“龙”的意象还并非禁忌。于是“叶公好龙”、“周处除三害”，“降龙伏虎”还在汉朝和之后出现。

到了唐朝，中国皇帝进一步把“龙”神化。隋朝开创了“黄袍”，紧接著唐朝把龙绣在了黄袍上变成“龙袍”。同时，“龙”还广泛地被用作图案和雕刻，出现在诸多御器（龙床龙椅龙冠）、高级官僚服装、饰品和建筑装饰中。皇宫、陵墓和寺庙等宏伟建筑尤要加上龙，以彰显皇权的威严和气势。经过有唐一代对“龙形象”的经营，宋朝就继续把龙从一种“高端统治阶层”的“高大上”之物，进一步集中变成皇帝和皇族专用，官员穿绣龙官服必须得到皇上特许（作为恩典）。到了元明清时期，皇家再把这些规则制度化文字化，还发明了“五爪金龙”（唐宋都是三爪），作为皇帝专用符号，把其他四爪龙，三爪龙留给官僚和民间，以防僭越。

就这样，从唐朝开始，龙被一步步特化为“皇家专用”，只有皇帝才能称“龙的子孙”，所以，从来没有听说中国普通人会把自己成为“龙的传人”。

其实，即便到了明清，在中国民间故事中，龙也不见得形象那么好。中国四大名著的《西游记》以及《封神演义》之类的神话小说，龙是种很差劲的物种。比如，泾河龙王为打赌私自降雨犯天条由魏徵监斩（这样才有唐僧取西经）。龙王三太子做坏事，哪吒三太子看不过眼，把他抽龙筋做皮带。孙悟空大闹东海龙宫，四海龙王都不得不把武器珍宝奉上。而且，中国传统上“万恶淫为首”，但偏偏说“龙性本淫”。明朝《五杂俎》有：“龙性淫，无所不交，故种独多耳”。明朝《怀麓堂集》说的“龙生九子”，就是说龙非常滥交，和九种不同动物交配生出不同后代。

由以上种种中国古代民间对龙的态度，试问，如果龙是古代中国大众的图腾，那么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神话和民间传说怎么会如此贬低龙呢？

中国人（特别是汉人）变成“龙的传人”，经历了三个近现代构建事件。

第一个事件：晚清的黄龙旗。

晚清时期，清朝把黄龙旗作为“国旗”。本来，在满清，黄龙是皇帝的象征。“黄龙旗”上面那条龙，就是皇帝所属的镶黄旗（以及掌控的正黄旗）上面画的那条龙。这本来反映了清朝“朕则国家”的专制帝国思想。但由于成为“国旗”，又正好发生在民族主义开始勃兴之际，于是这算是第一次把“龙”和“中国”（其实严格说来是清国）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当然，这个因素可能对后来的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建立了最初的联系”罢了。

第二个事件：民国时期，闻一多的“龙图腾”理论。

二十世纪初年，西方的人类学中的“图腾学说”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当年处于引入西方学说研究中国问题，或曰“本土化”的阶段。于是受图腾学说影响，中国不少学者也先设定，相信中国人（祖先）也有“图腾”，再从典籍和考古中寻找“中国的图腾是什么”？笔者自己倒是倾向认为，汉人根本没有那种以动物祖先崇拜的图腾文化。

早年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是相对粗糙主观的，主要就是根据考古和典籍中出现的某种动物，就认为这种动物就是中国人的“图腾”。不出意外，各种理论非常多，不少动物都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图腾。在这些早期的图腾研究中，龙只是十几种图腾之一，没有特别显著的地位。

把图腾“定于一尊”为龙，还“出圈”的，是民国时期的诗人（兼学者）闻一多。他在1942年写了一篇文章叫《伏羲考》，构建打造了中国“龙图腾”理论。

当时的图腾学者都在学术界，影响力没有出圈。闻一多刚好相反，本身是个著名诗人，还是社会活动家，却偏偏不是什幺正宗的学者；是到了中年之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即便是开始了研究的生涯，他也最多算是一个“文学学者”，在民族、人类学和图腾等领域都缺乏专业训练。在这些领域他自称学者，就正如现在某些文学家自称“历史学者”的那样。

闻一多提出的“龙图腾”理论有三大缺陷。第一，政治功利性很强，因为闻一多开宗明义是要“团结救国”，“有共同的来源，民族意识才能产生”，所以才必须定于一尊，找一种图腾（即龙）作为“立国的象征”。第二，论证很粗糙，激情多于逻辑，感染力多于论证，关键地方都逻辑都基于“假设”。这方面详细可以参考中国学者施爱东的《中国龙的发明》一书。第三，即便忽略其论证逻辑粗糙，他实际上得出的结论，把龙或蛇作为图腾的民族也不是什么“诸夏”，而是主要是两个非汉民族：苗族和百越族。闻一多的“三段论”不外乎：苗族和百越把蛇作为图腾，苗族和百越都是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就把龙作为图腾。这完全反映了其“所有民族是一个”的主观愿望。

闻一多的设想中，自己的龙图腾理论是和“醒狮”、“东亚病夫”等一道，要成为塑造民族主义的符号。但事与愿违，这个理论在学界中遭冷淡。虽然由于闻一多的“跨界”，以致有了“出圈”影响力。可以，短短两年后，闻一多又写了一篇文章斥责龙为“穷凶极恶而诡计多端的蛇”，等于自己拆了这个符号（根据《中国龙的发明》所言，是要否定蒋介石的《中国的命运》于是故意唱对台戏）。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封建迷信”，于是建政后什么“图腾”说通通式微了。所以实际上，闻一多的“龙图腾”理论是1980年代“龙的传人”勃兴之后，才重新被挖出来奉为经典的。

第三，1980年代歌曲《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的说法是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在“构建大中华”的运动中，才重新建立起来。关键事件就是台湾歌手侯德健创作的歌曲《龙的传人》的流行。歌曲经过台湾歌手李建复，香港歌手张明敏、关正杰等的人传唱，红遍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龙的传人”于是深入民心。

这个“构建大中华”的过程，展开的话又可以写一整本书，限于篇幅只能打住。无论如何，直到这时，闻一多最初所梦想的心愿，把龙作为中国人的“图腾”，让中国人成为“龙的传人”，这时才大功告成。

总之，“龙的传人”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非常现代的中国民族主义构建的产物。它在1970-80年代和“陈真”、“大侠霍元甲”、“我的中国心”等民族主义符号一道在中国建立起来。这比起上一批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建立的民族主义符号，诸如“中华民族”、“睡狮”、（反向符号）“东亚病夫”等要晚得多。

由此可见，把早在13世纪就已出现的，把“龙”翻译为“dragon”的实践，绝非什么“西方要丑化中国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