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一生：转身东去，他长眠加拿大

作者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原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任教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主，研究兴趣广泛，著述颇丰，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

本文写于2010年。

原文：

今年（2010年）盛夏，我从加拿大温哥华飞往多伦多，去参加母校北美校友会的年度聚会。其间，怀着一种期待与久仰的心情，在两位学友的陪伴下，专程去寻找了张/国/焘的墓葬之地。多伦多市区周边的墓地很多，然而关于他的下葬墓穴，坊间却流传着几种不同的版本，语焉不详。为了能顺利寻找到真实的墓地，出发前我们做了仔细的调研，查询了墓地的大致方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就驱车出发了。

众所周知，在现代中国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主席，中共早期领袖，红军主力统帅却成为了红色话语叙事结构中的反面人物，遭遇了持续大半个世纪的丑化与批判。树大招风，株连甚广，曾引得无数英雄折腰，人头落地。因此对于他在加拿大的葬身之地，据说过去许多老华侨也惟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几乎没人敢去看他。

上世纪的1976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到多伦多参会，曾专程前去登门拜望他，给予高度评价，表达了加拿大政府对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关注，并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影像。三年后，这位耆英长者在加拿大，这块远离故国的土地上撒手人寰，溘然去逝，走完了他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享年82岁。

岁月流金，这位上世纪30年代的红军总政委去世后，现代中国的历史又翻过了许多篇章。如今世事沧桑，斗转星移，神马也都成了浮云，许多早期领袖，例如陈独秀，王明、瞿秋白、博古等均由中央党校新编《党史》重新肯定了历史功勋，作出了正面定评，显示了官方语言与党史研究开始有了新的价值取向，不再过多地纠缠过去的政治恩怨与情仇，不再过多地以是非成败论英雄，学界也开始较为客观地评价中国现代历史人物，以期增进历史的透明度，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任重而道远，需要还原历史真相的事例还很多。自鸦片战争以降，近现代中国历尽磨难，几乎每一重大历史片段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可资警示当代，流传后世，勿忘历史。

据现今可查阅的资料，张公是1979年底在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溘然去世的。时值冰天雪地，天气奇寒。那天晚上养老院突然停电，没有了暖气，当时他已是中风的孤独老人，夜里毛毯从身上滑下来，他行动不便，被活活冻死了，死后就葬在这座松山墓园里。这是目前海内外最为流行的坊间故事，起源于张家友人蔡孟坚在台湾《传记文学》1980年发表的一段回忆录，真伪难辩，描述了与张公夫人杨子烈的越洋电话内容，时值张公去世的第二天。此后，可见的文字还有国内记者来加采访，回国后报道的情节如出一辙。其实，张公举家移居加拿大后，刻意回避公众视线，淡出江湖，从不张扬，他去世后，张家后人更是销声匿迹已逾四十年，根本就不可能接待海内外访客。

自国内记者的所谓报道始，后来的各种转述以此为本，大同小异，但价值取向完全一致，例如张公“被冻得瑟瑟发抖”，“他现在只有寒风中等死了”等等描述，加油添醋，极尽嘲弄与丑化，其实谁也没见过那情景。传说中的张公晚年，沦落异国，贫病交困，恰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加拿大这样一个“万恶的旧社会”，是注定要被活活冻死的。是亦非亦，姑妄听之。

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历史误读。加拿大是一个自然资源富足，高福利的国家，每个人都有生活无忧的社会保障。耆英老人与妇女儿童更是各级政府部门历来最为关照的。尽管张公后来远走天涯，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晚年不免心态孤寂，但是生活充裕，著书立说，坚持数年，写成了逾九十万字的长篇记实传记《我的回忆》，洋洋大观，是现今中共党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夫人杨子烈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夫妻恩爱，出生入死，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达大半个世纪之久。

他们膝下的三个儿子皆有出息，入行专业人士，分别为加拿大医生，工程师和大学教师，安居乐业，属于幸福的中产阶级家庭，其时还受到与中国修好的加拿大特鲁多总理特别关照，颐养天年，何来忧患? 至今，我还收藏有张公晚年的全家福老照片，西装革履，旗袍加身，祖孙三代个个喜气洋洋，就是见证，何来死于贫病交困之说？

张公去逝后，后事处理十分低调，他从此隐姓埋名，原始墓碑上连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人间蒸发，销声匿迹。这时正值中国内地文革风起云涌，如火如荼，遍地狼烟，无暇他顾，何来国内记者的采访报道？因此，所谓他的晚年贫病交加，被“活活冻死”一说，应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加拿大不是流放犯人的前沙俄和苏联西伯利亚，冻死熊罴未足奇，而是一个典型的民主法制国家，如果一旦有人被冻死，那将不是养老院里一个人，而是大部分老人死去的群体事件，多伦多的这家老人院将引发举国头号新闻，面临倒闭，并且承担巨额赔偿与法律问责。

从现代医学上讲，当时张公已是82岁的古稀之年，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体质，如同所有老年生命一样，已经不起折腾，甚至不经意间的脑溢血，或心卒中，或一觉醒不过来，或一口气上不来都足以使脆弱的生命嘎然而止。如欲还原历史真相，张公究竟是饿死、冻死、病死、抑或寿终，现留存有太多的谜团，尚待今后出现治学严谨的史家考证与厘清。

事实上，新近的党史解密，被误读的许多历史片段与历史真相已相去甚远。其实，张公的死因并不重要，凡人都有老来归去的一天，当代知识学人本应去政治化，以平常心对待过往的历史，多些善意、理解与人性、追思与缅怀他在现代中国所曾作出的历史贡献，何以要如此冷漠，喋喋不休地将其死因嘲弄到极致而后快？

我们驱车径直来到了一处被称为Pine Hills Cemetery松山墓园之地，其为加拿大万博墓园集团（Mount Pleasant Group of Cemeteries）下属的墓园之一，位于多伦多郊外东北方向的625 Birch Mount Rd, 距离市中心约30多公里。我在加拿大生活了多年，这才知道张公墓极有可能就坐落在这里。我带着种种好奇与疑问，首先造访了墓园管理处，希望能寻找到些许蛛丝马迹的线索或可能的答案。

那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建筑，类似于时下的一幢豪华别墅，大厅里明窗净几，淡蓝色的地毯，雅致的鲜花与绿色植物，营造出了一种五星级酒店的氛围。此时，柜台后面几位职员正忙碌着，见到我们的到来，便热情地招呼着。应客人的请求，按照办事程序，一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开始了各种方式的检索，不厌其烦，但是结果却不容乐观，始终也无法查询到有关张公国焘的中文字样，或近似的英文拼音字母。

据该职员回忆，近年来常有中国人来此，询问这位张先生的下葬情况，但是墓园管理处的电脑系统里根本就没有这一姓名和任何相关记录。由此可见，大多数来访者因查不到张公的姓名，无果而返。如今世界，国人在海外生存多不易，人们都非常现实地过日子，关注自身利益更多，对现代中国这一段几近凐灭的历史片段尚有情结，能来墓园看看的人已是不多，最后能有幸找到其墓的人可能就更少。

正当我们感到彻底失望之时，那位职员在电脑系统里找到了一位英文拼读为Kai-Yin Cheung的先生，说是相似中国姓氏，向我们求证。我一听到此，不禁喜出望外，大声欢呼了起来：“就是他，就是他！”因为我知道，这是海外流行的威氏拼读法，恺荫即是他的字号，正如仲甫即是陈独秀，露清即是王明，洛甫即是张闻天，润之即是毛泽东，博古即是秦邦宪，只是博古的字号在中国现代史中更为出彩，如雷贯耳，几乎完全消解了他的真实姓名。

作为观照，博古最辉煌的人生是在张公之后，他在24岁时就做了中共的总书记，在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至今远在无锡，他的家乡人为他而骄傲，为他立碑，修缮故居，献花拜觐，年年如此。家乡人从不忌讳博古或曾犯过所谓错误，更欣赏他自省反思的博大胸怀。今天，我们可以从《邓小平文选》里读到这样的语录：“主席三七开，我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邓小平晚年尚能坦然自评功过，主动承认自己一生曾犯过许多错误，留待历史定音，实乃仁君之德。

在发展的历史面前，没有永不失范的圣贤。是啊，凡人都有做人做事走偏了路时候，何以因言因事毁人一生？目前，我们还可读到1945年中共七大发言记录文献，其中记载了博古的检讨：“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种大包大揽、保护他人、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人品，被他的家乡人称为仁义敦厚的楷模，传为佳话，永泽后世。

话说回来，我们确认了张公墓穴在此无疑，就按照管理处提供的指南前往寻找。松山墓园很大，占地约有3千多亩，埋葬着数万魂灵，估计是多伦多最大的福地。其中有几个墓区，主要以华人碑林为主，放眼望去，满眼皆中式碑文，仿佛置身于中国墓园。我不由得惊叹，悠悠岁月，竟有这么多华人一生飘零，望洋兴叹，埋骨异乡，终竟也未能落叶归根。在墓园的第五、第九、和第十区的三角地带，在偌大的一块坡地，为了节省时间，我一路小跑步，来来回回地奔走，仔细梳理了一排又一排列队矗立在那里的碑林，看过了每一块墓碑上的正面碑文，也不得发现，好生纳闷，心想该不是墓园管理处的职员指错了方向？

因此，我带着疑问再次返回墓园管理处，希望那里的员工能帮我确认地理坐标，以便及时找到张公墓碑。或许是巨大的文化差异使然，职员们显出一脸的茫然不解，不知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中国人何以要如此执着地寻找一位非亲非故的亡者？我直率地告诉他们，我是来朝圣的，要寻找的人是一位中国的特鲁多，中国的邱吉尔，中国的戴高乐，中国的史迪威，我用这样夸张而斗胆的比喻，才使他们终于恍然大悟，多年来竟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长眠于这墓园里，难怪常有中国人来此询问与造访，因查找异常困难，最后绝大多数均无果而返。

无奈之中，我只好央求墓园管理处的员工帮忙，希望陪我去墓地走一趟，甚至拿出了一笔可观的小费。但是他们却表示不能接受，也绝不陪同，言之他们的职责范围就是在管理处主事接待，从不陪同客人下墓区。这或许可理解为忠于职守，抑或也是希冀自己讨个风水吉利，中西文化的异同由此可见一斑。

是日，已是夕阳西下，看看天色已晚，我们在墓园里逗留了已近三个小时，奔走得精疲力竭。学姐不由地感叹道：“张公，你在哪儿呀？你让我们学弟找你找得好苦啊！”这声音在空旷寂寥的墓园里，与暮色中乌鸦的咶嘈遥相回应，显得格外的凄美。其时，两位学友已有了打道回府的念头，不想再继续寻找下去了，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矗立的墓碑犹如茫茫林海，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墓园的几位员工目送着我再次走入了碑林。我告诉两位学友，这次我万里走单骑，专程来多伦多一趟颇不容易，希望再去最后梳理一圈，即使无果而返，也就无怨无悔，不枉此行。然而，就在那一偶然的瞬间，或许是天道助勤，我猛一回头，瞥见了不远处，在一排碑林的背面，其中一块墓碑上赫然镌刻着四个苍劲的魏体汉字，啊！终于找到了！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再次令我喜出望外！

近年来，鲜有见诸于报端，描述张公墓碑的文字和图片，仅有的几段文字多以竖立墓碑为其唯一的墓碑，其实大谬。这块碑文上书张公国焘和张杨子烈两人姓名，后者按照香港和老一代海外华人的习俗，女子出嫁后随夫姓，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情理。由此也可见入乡随俗的影响之深，显然仅是张公夫妇的合葬墓碑。碑文上除了两人的姓氏用汉字镌刻，其它皆为英文表述，杨子烈的生卒日期为DEC.9.1902—MAR 27.1994。从这一细节，可知此张公夫妇合葬墓碑的立碑时间应在1994年3月27日之后，也就是杨子烈去世后，晚于张公去世时间1979年12月3日整整15年。因此，张公的早期下葬地点和墓碑究竟在哪里？当时，我暗忖着这仍是一个谜团。按照中国传统的殡葬习俗，以张公的身份之巨，应该至少还有一个独立的原始墓碑。经过仔细实地考证，我终于发现了谜团的答案。

显而易见，此碑非彼碑，合葬墓碑并非原始墓碑。事实上，原始墓碑并不在这里，而是距离它约七米以外的一块地碑，只有砖头大小，呈灰碣色，全英文，上书字母Kai-Yin Cheung，立碑人以及立碑的年份。立碑人是一牧师，而非15年以后去世的张公原配夫人杨子烈。

可以想象，在那非常年代，如同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信奉了基督教，王明晚年在莫斯科常去天主教堂，张公晚年的思想也靠近神，受了洗，下葬时自然由牧师主理并立碑文，顺理合情，同时也为夫人杨子烈避嫌。为了不再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恩怨与情仇骚扰，从此隐姓埋名，淡出江湖，悄然安息在那里，不能不说是来自家庭与牧师给力的精心设计与高明之举。

离开墓园之前，我再次“三顾茅庐”，去到了墓园管理处，向几位员工求证，为何一碑两用？为何张公夫妇的合葬墓碑与所有其他逝者墓碑朝向不同？在过去年代里本是同样正面位置，现在却变成了西人Black布莱克夫妇？西人夫妇的碑文立于2000年2月，完全是新刻。根据时间顺序推理，晚于张公夫妇合葬墓碑六年，显然是采用先者的墓碑背面刻上了后者的碑文。

在中国墓葬文化里，一碑两用，这一作为不仅犯忌讳，也是大不吉利，极少有亡者后人采用。最为叫绝的是，墓园管理人员说，多年前，应家属的要求，这块两面碑在原地曾换了一个朝向，原来的正面成了反面。或许这是张家后人低调行事，为的是避人眼目，刻意让一般的造访者不能轻易地发现，如今这一效果已经达到了。绝大多数墓碑都只有一面碑文，通常扫墓者看碑文只看正面，很难会想到这块西人夫妇的合葬竖碑还另有玄机，背面还刻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中文方块字？难怪来访的晋谒者按图索骥，即使走到了墓碑前也找不到北，看到的只是西人夫妇合葬的英文碑文。最后只能在碑林中“望洋兴叹”。

仔细观察松山墓园里坟墓的布局，目前尚存的地碑已不多，并且完全没有按编号排列，显得有些散乱无序，看得出当年下葬还没有纳入统一管理，逝者后人选址的随意性颇大。因此，可以推论，张公的原始地碑及冥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就应该没有被挪动过，保存完好。世人只知有双面竖碑存在，殊不知还有一块原始碑，地碑与竖碑之间存在的重大历史误读。因此，地碑旁应该才是张公的真实冥坟，三尺泥土之下，埋葬着他的魂灵，而非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合葬墓碑处。后者只是九十年代中期，杨子烈去逝后，杨家后人再做的第二个墓碑，并按照墓园的统一管理，整齐排列，安放在附近不远处。迄今为止，对这一被历史忽略的重要细节，还没有看到过海内外相关的文字和图片报道，

进入人生暮年，张公客居异国他乡。这期间，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出现分化和改组，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社会正值文革浩劫，偏离正常的轨道，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然而，这时的加拿大却如同国际舞台斗争的台风眼，风平浪静，是一处绝佳的生存环境。在得天独厚的空间，张公开始了写作自己的长篇传记《我的回忆》。

这部书稿，逾九十万字，详述中共创建历程、发展经过及作者和中共诸政要的交往。写到了苏区的爱恨悲欢，延安的风云变幻，书中国共两党政要的言行与个性，跃然纸上，可说是关于中共党史最详尽生动的第一手史料，而历年来中共和苏联党要之间的斗争冲突过程，共产国际的对华内幕，书中更详细说明来龙去脉。更有不少历史事实，以此书首次公开解密。比如促成西安事变的“和解”，竟非当时中共和张学良等始料所及，亦非来自于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乃是斯大林根据当时共产国际的形势所发出之指令，周恩来领命从中斡旋成功的例子，言之凿凿，完全符合当时国共两党所处的国际大境遇。

在这本书中，中国革命的许多紧要关头、重要场合、台前幕后。红军将领、中共领袖，生离死别、恩怨情仇、荣辱沉浮、英勇悲壮，皆为张公亲为亲历亲见亲闻。他通过梳理，娓娓道来，那种人世沧桑、历史苍凉，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因此，尽管这本书以“体制内”的话语或可褒可贬，但其史料价值，无疑已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珍品。

在20世纪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张公与他的同辈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王明、瞿秋白、博古、李立三等一道，曾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留下了复杂而独特的长篇历史画卷。他们文才傲世，拥有诸多第一：陈独秀在北大学生领袖张公的协助下，创办了《新青年》，瞿秋白翻译了《国际歌》歌词，并是第一位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第一个把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介绍到中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所谓的“叛徒”。他在临刑前于狱中写下的遗文《多余的话》，其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际遇感受，与时代洪流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回味和继续言说的话题。他们的历史功过，如果不是加以一边倒的政治丑化，本来还有人性呈善的许多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了，但相信后世终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在张公的笔下，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一家三父子，同为中共中央委员，同为早期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连任前五届中共总书记，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两个儿子均有出息，官拜中共省部级要职，相继被害于上海龙华监狱，临刑前均即席赋七步诗，留下绝笔，浩气冲天，视死如归，其中乔年拒不下跪，被乱刀砍死，壮烈牺牲。他们的高尚情操及学养，英气逼人，旷世绝代。当年，白发人送黑发人，父子仨组合出了一曲独特的中国红色历史悲歌，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其中，儿子们的悲剧是正值风华正茂的岁月，却为虚无缥缈的信仰而殉道，而父亲的悲剧则超出了这一信仰的内涵，具有更为醒世的意义。

在《我的回忆》里，张公对瞿秋白的“变节”有过扣问，预言瞿秋白的问题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因为他们两人曾经同为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朝夕相处，相知甚深。如今，瞿秋白背了大半个世纪“叛徒”黑锅的疑案，已经得到了“平反”，罪名被官方认定为又是搞错了。由此可见，早期的中共领袖人物在异常惨烈的党内斗争中，大多成为了信仰的殉道者，死后竟也背负一生骂名。稍可欣慰的是，他们先后留下了各自的长篇遗著，可供后世解读，了解真相。例如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张公的《我的回忆》等等，当代读者尚可从中窥见他们那年那月的心路历程，他们所为之奋斗、为之殉道的主义与信仰。

在远离故国的加拿大，张公书写下这样的家国情怀：“我的激进思想与爱国热情，一如往昔，但愿远离这种或那种独裁专政”。如此空谷足音，让人读之闻之，似有“五四”书生尚未消褪的万丈豪情，似有跨越时空的凄美与悲壮，似有对当代历史的无奈感喟！

1920年夏，张公参与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策划，发起组织了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其实就是中共前身，随即展开建党工作和职工运动。1921年夏，张公参会中共一大并被推为大会主席，旋由大会选为仅有的三位中央委员之一。中共的职工运动，可以说是由张公开创起来的。1921年岁末，张公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多年以后，张公在《我的回忆》中沉痛地感喟道：“在中国的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这句话说得实在醒世，其中蕴涵了历尽惊涛骇浪的一个过来人对民族未来太多的人生感悟。

目前，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四川巴中县南郊的南龛风景区，有一座红军烈士陵园，那里矗立着一座张公塑像，碑文上刻：“共一大代表，军总政委”，位于川陕苏区红军将帅碑林之中。以供人们凭吊与瞻仰。是啊，他的一生也曾轰轰烈烈，也曾卑躬弃节，老来客死他乡，遥看秦关汉月。不以成败论英雄，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是当代人应有的理性与价值取向，将永为后世称道。

1979年12月3日，张公在加拿大多伦多撒手人寰，溘然去逝。他的一生功过虽已如烟云飘散，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思考。他曾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为中共的产生而奠基，作为创始人之一，担任过中共一大主席，中共组织部长，经历了中国革命早期的许多紧要关头、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继而统帅了红军主力，万里长征，戎马倥偬，大起大落，有过太多的台前幕后故事，有过太多的毁誉掺半，需要史家去政治化，揭箧探囊，去伪存真，不为尊者讳，秉直书写春秋，方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张公无疑是一位发挥过重大作用，绕不过去的人物，因此，他将永存史册。若干年以后，即使过往的政治老人，以及当今的红二代、红三代所传承的杯葛，恩怨与情仇都已如神马浮云，烟消云散，善良的中国人还会继续寻找几近凐灭的历史记忆，用善意去解读他，追思他，因为他留给了我们不仅仅是一部泣血的长篇传记《我的回忆》，更有需要多年才能消化完的历史沧桑。

为此，我谨写下此文，作为一朵白色鲜花，敬献在张公国焘客死加拿大的地碑前，以期表达上世纪文革浩劫后考上大学的七七级学子，一名后辈读书人对这位现代中国历史风云人物的追思与心祭。

备注：（1）这篇拙文曾刊载于2013年5月期《炎黄春秋》，略有删节。

（2）2017年10月笔者去多伦多，再次拜谒张公墓时，发现他的原始地碑已不翼而飞，原址泥土约两米长明显沉陷，上面种植了一棵小松树，看得出来张公土葬时的棺椁与真身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