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当官才能改变世界？有个身份叫“公民”

庆余年第二季热播。

剧中人物杨万里，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士大夫，例如他说“倘若一定要撞个头破血流，当官则血溅的高些，声音更响亮些。”

唯当官能拯救世界，是古代的“封建官僚主义”。现代社会，人人都有一个“政治身份”：公民。

两者是“法制”和“法治”的差别，是儒法政治哲学，与“五四”之后现代社会的差别。

一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是浓厚的家长式保守主义。但儒家并非一尘不变，如原始儒家、汉儒、宋儒，都有所差别。

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就是伦理学。政治哲学探讨权力的获得与使用，如何才合乎道德。原始儒家伦理学基于家庭观。

汉儒融汇阴阳家，创出“天人感应”和图谶理论，作为皇权“合法性”。天命所归，必有征兆，吉凶祸福有了一套话语体系。

事实上，封建皇权是军阀相杀，胜者为王。每个胜利者都宣称自己“天命所归”。

“胜者为王”，是客观事实。

“天命所归”，是宣传叙事。

前者是“执剑者”杀伐天下，后者是“执笔者”的御用文人粉饰历史。

二

自古以来，王朝统治有两套逻辑：明儒+实法。纸面上的规则是儒家，潜规则是法家，形成于汉武帝。

先谈谈儒家政治哲学。

其一世界观。典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古代没有“帝王崇拜”的窠臼，而是“劝君尧舜”的窠臼。

其二方法论。纲目有三：明德、亲民、止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三价值观。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尤其是汉儒搞出来的三纲五常。

这是一套“不平等”的秩序。各有其名，各有其理，各谋其政。彼此为“上下”和“依附”关系。

明儒实法，法为何物呢？

法家是一套皇权“管理学”。两千年前韩非子就写出了《论做一个皇帝的自我修养》，即《韩非子》。

早期法家，总结出法、术、势，各有侧重。韩非则集大成，将三者融会贯通。

法，即明法纪。制定法律条款，明确规则，这不难理解。术，本质是权术，如何管理大臣，如何制衡和表演威严。势，君须有威势，方能驱使臣下。本质是拥有“权力”，大权不可旁落。

此外，还有“无为”和“二柄”。

无为，即君主当虚静无为，知人善任。因为他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以及专业。他必须无为，用专才行专事。二柄，即一赏一罚。扇你耳光，又给你颗糖。常见的驯化手段，敲打群臣。

关于如何避免大权旁落，韩非子讲了一系列为君之道，比儒家更现实。

三

中华文明确实早熟。2000年前就出现“现代国家”的雏形：中央集权。

儒家政治哲学，以“性善论”为前提，法家以“性恶论”为前提。但人是什么？人性的本质，是个“形而上”的问题。人，善恶一体，无客观性可言，无法定性。

历朝皇权政治是平衡术。用奸臣揽权和聚财，用直臣避免竭泽而渔。以此实现皇权利益最大化。毕竟你养羊，至少不能让羊饿死，才有羊奶喝。

法家，给出的合法性太露骨和现实，儒家给予皇权“柔性”的合法性解释，更容易被弱者接受，毕竟它都说“民贵君轻”。

有时候，儒家是一种理想和信仰，是面对权力制衡和剥削现实之外的希望。就好像电视剧里的杨万里等人。

周先生说，希望之虚妄，正与绝望相同。

四

五四运动之后，许多事都变了。著名翻译家严复，有几本作品实为重要，他是近代启蒙的先驱。

除《天演论》之外，还有《群己权界论》《法意》这两本更值得一读。前者是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后者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人们或许要谈马克思，马克思什么时候排斥民主和法治了呢？

我们对比古代儒法契约和现代法治的契约。谈三个现代人的谬误。

谬误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VS 公民议政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官民之别。人人都有一个政治身份，即“公民”。人人皆为天下之主，人人都是广义的立法者。公民恰恰是“在其位，谋其政”，新闻、集会、结社便是“方法”。

谬误二：养民先养官 VS 公民养公务员

五四运动反官僚主义，公民为国家的主人。一切government都不创造财富，是公民从事生产，创造财富，纳税供养官僚机器生存和运转。

谬误三：贤不在野 VS 学政分离

古代科举制度的特征，读书唯一出路是做官，这是古代王朝政治。但是近现代，在专业领域有专业人才。学术成就最高者，都在学术界。理论，并不脱离现实，只是你读的理论模型有问题。

人们老在用古代史谈论现实，就好像这世界在近200年就没有进步，就好像“五四运动”没有发生。

最优秀的人不在官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