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

丹．史莱特／黄一庄／译者：阎纪宇 2024年06月04日

1989年5月，邓小平支持李鹏的镇压计划，强硬派在党内斗争胜出。5月20日，中共政权宣布实施戒严，解放军很快就包围天安门广场。（资料照片／美联社）

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何去何从

为了巩固执政党的权威，邓小平在毛泽东动乱年代之后的一项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中共想清楚如何借由经济表现成绩来营造民意正当性。从1983到1988年，中国经济年平均成长率达到11.5%，比1978年之后的改革初期还快。1980年代，中国经济成长动力来自工业发展；农业部门停滞不前，但工业部门一飞冲天。从1978到1983年的改革第一阶段，中国工业产值平均每年成长8%；从1983到1988年的5年之间，年成长率逼近18%。虽然当时的中国远远还不是富裕国家，但许多民众已经富裕起来，他们认同邓小平的领导与中共在中国卓越发展历程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已在发展亚洲其他地区看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会让人民产生新的期望、政府面对新的要求。本书也指出，发展会催生出要求更高的民众。这是一种吊诡：发展会孕育不满。中国也不例外，大规模经济改革并没有伴随著同等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革，意谓民众缺少一个政治的减压阀来表达不满，中国也没有任何场域可以处理这些不满。从改革时期起步伊始，批判的声音不时浮现，公然挑战中共的正当性。

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鼓吹“第五个现代化”，发起民主墙运动，要求民主改革。倡议人士希望参与国家的政治运作，抗议行动体认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期受尽苦难、人民对文革深怀不满、文革带来的大规模破坏，因此得到民意支持。民主墙运动还有一点吸引抗议者：它要求中共持续负起责任，确保1950与1960年代的悲剧从此不再发生。

同一年，中共政权镇压民主墙运动，一如各方预期。1980年代初期，政治抗议事件此起彼落，然而中共政权很容易就能应付。抗议通常是地方性事件，地点也远离政治权力中枢北京。当时中共刚走出毛泽东时代的混乱，不得民心，政治上积弱不振，组织上千疮百孔，并不具备政治条件来让步容许政治改革。事实上，中共如果在当时让步，恐怕会立即覆亡，一如随后发生在许多共产主意大利家的状况。

压力升高，政权削弱

几年之后的1986年，反政权抗议行动在中共内部引发更深层的焦虑。那年十二月，中国学生再度走上街头，抗议威权政权（86学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方励之成为运动领导人，公开谴责党领导阶层道德败坏、贪腐横行。他指出中国欠缺民主是中共的失败，也是中国现代化未完成的使命。

方励之批评中共政权所谓的代议机构只是极权主义的橱窗摆饰，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到操控内定的乡镇选举都是如此。他质疑党的自我改革到底有何成效，质疑党内的法治与体制是否真的已经取代毛泽东年代的个人政治。在许多方面，方励之与其战友都是公开挑战中共。

尽管中共经常要面对示威抗议，但86学潮让政权格外困扰，原因不一而足，其中自然包括学潮引发全国关注。政府试图压制媒体报导，然而纸包不住火。学生在社会上的支持者愈来愈多，对政权的不满持续延烧。到了1986年，政治改革不再只是纸上谈兵，不再只是知识阶层自家的辩论，而是许多人追求的真实改革议题。那年十二月，中国各大城市爆发反政权示威抗议，十二月二十日在上海来到最高点，3万名学生与成千上万名地方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1986年的示威抗议显示，中共政权面临深刻的正当性挑战。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初期快速成长，但也出现让人忧心的结构性问题征兆。推行市场改革，尤其是市场竞争，助长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企业破产比比皆是，失业率上升，劳工收入下降。工业部门的薪资成长在1986年之后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愈来愈多新的工业资本与信贷涌入经济体—年平均成长率在1984年之后高达25%—推升了通货膨胀率。1985年的通膨率逼近12%，远比前几年的略高于2%来得严重。食物的消费者物价激增23%，让工厂工人生活捉襟见肘。

中国政府多年来全力推动工业发展，相较之下，农业经济的发展在1980年代中期大幅放缓，而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劳工仍以农为业。农业生产力低迷不振，当局不重视进行投资与引进新技术，导致乡村地区基础设施每况愈下。拙劣的规画造成有灌溉的可耕地减少。雪上加霜的是，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配额之后，政府保证收购数量缩减。农作物的收购价格也下滑，因为政府陷入财政困境。根据报导，政府有时甚至以借据代替现金给付农民。结果就是从1985到1988年，农村收入不见成长，这对通膨效应火上浇油。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但农民并没有受惠。

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尽管试图摆脱计划经济束缚，还是开始尝到伴随经济改革的苦果。1984年加速进行的改革引进了新的市场机制，但是并没有废除或改革国家计划机制。因此中共在1980年代中期的自由化改革，其实是由许多妥协拼凑而成，甚至包含相互冲突的政策。举例而言，信贷非常充裕，为工业化注入强心针，但是也助长了通膨。另一个例子是政府实施物价管制，但是没有财政能力来比照收入进行调整，结果伤害了原本就比较贫穷的农民与国有企业劳工。

中国的改革计划在设计上企图左右逢源，兼顾中共党内的自由派与审慎派，因此未能处理许多涉及市场化的深层结构挑战，推进所谓的艰难改革。中国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对于艰难改革议题以拖待变，不仅缺乏政治意志来扛起困难的经济改革，也缺乏行政能力来应对改革遭到的阻挠。想要推动困难的改革，必须由强大的国家体制来主导整个过程。然而经历了毛泽东及其反官僚体制信徒数十年的操控与胡作非为，当时的中国后遗症尚未消退，缺乏贯彻始终的能力。

中国的国家体制积弱不振。市场化改革有赖于去中央化，让中央国家机器释出权力。省政府与地方政府获得更多权力，能够拟定切合自身的经济成长策略。举例来说，对于制定收购目标与价格、引导工业投资、培养新的工业与产业部门、与外国投资人合作建立合资企业，运用管制权力的是省政府而非中央政府。还有一点相当重要，省政府可以收取赋税与其他收益来挹注自家财政，而不是中央国库。省与地方层级的发展型国家取代了国家层级的发展型国家。结果就是从1978年开始，中央政府占财政收益的比例大幅下降，十年间从相当于国民生产毛额（GNP）的35%减为20%。

后来中央政府必须向地方政府与省政府借贷，导致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恶化。一直要到19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才对赋税体系做了改革。在那之前，中国的国家体制相当衰弱，没有行政能力与财政能力来带领改革历程，跨越1980年代中期的阻碍关卡。中国与日本、台湾、韩国不同，没有一套强大的发展型官僚体系来稳定大局，撑过政治与经济改革的风暴与难关。

雪上加霜的是，通膨压力高涨加上收入成长停滞，让社会经济不平等更加严重。中共政权矢言要打造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但是1980年代的经济成长无法嘉惠大部分人民。经济问题动摇了社会的团结性。“八大件”（彩色电视、电冰箱、摩托车等炫耀性消费者商品）等消费风潮凸显了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不平等，与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共同过苦日子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干部与企业家的贪腐日益猖獗，在投机取巧歪风盛行的沿海城市与经济特区，情况尤其严重。贪腐状况恶化也扩大了贫富阶层的分歧，进一步动摇中共原本就脆弱的正当性。

换言之，中国漂亮的经济成长无法遮掩经济与社会的暗潮汹涌，中国仍然必须进行困难的改革。仅只是堆砌经济成长数字并无法压制与安抚日益高涨的反政权示威抗议浪潮。1980年代中期，中共政权与人民的发展约定——以经济发展承诺换取政治服从——开始崩解，距离这项约定的建立也才短短几年。知识分子、学生、工人与一般民众将不满情绪的矛头对准中共。政权面临的压力水涨船高，政治体系完全没有减压阀，情势一触即发。

1986年十二月学潮的动荡持续到1987年一月，丝毫不见缓和迹象。中共政权忍无可忍，决定终结动乱。党内强硬派集结，祭出严厉的威权主义手段，铁腕镇压86学潮。方励之被大学解除教职，被中共开除党籍。中共政权强制驱离天安门广场与其他地方聚集的学生。

镇压街头示威者还不够，有问题的中共党员也必须付出代价。1987年一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他的自由派改革者名声让强硬派把他当成代罪羔羊。胡耀邦的失势也对民主运动人士传达明确讯号：中共不会容忍政治改革的要求。后来中共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但他与胡耀邦渊源甚深，强硬派对他另眼相看，批斗他只是迟早的事。

隔一年的1988年，中国经济情势非常困难，几年前出现的挑战如今全面爆发。受到天气因素与收成欠佳拖累，谷物生产持续衰退，人民开始捱饿。国家降低粮食收购价格，农民收入随之滑落。劳资冲突愈来愈频繁，各个工业部门的工人都面临失业威胁与薪资削减，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中国社会日益阶层化，沿著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劳工与新兴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划分。那年中国的通膨率冲破20%，劳工薪资与乡村农户收入却减少，大部分民众都日子难过。那年夏天，中国消费者拼命囤积日常用品，生活必需品通膨压力高涨。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出口欲振乏力，出现贸易逆差，外商直接投资也低于政府目标。

对中共政权而言，最具爆炸性的是一份报告：1987年有多达15万名共产党员因为贪腐而受到调查与惩处，另有2万5千名涉贪人士获得赦免。如果说1987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挑战是1989年事件的近因，是引爆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的导火线，那么对于中共贪腐恶形恶状的揭露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柴。

如果说1987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挑战是1989年事件的近因，是引爆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的导火线，那么对于中共贪腐恶形恶状的揭露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柴。（资料照片／美联社）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1989年初，中国学生发起示威抗议，要求政治改革。4月15日，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病逝，示威抗议进一步升温。民主运动人士推崇胡耀邦是一位自由派改革者；讽刺的是，中共把他当成1987年学潮的代罪羔羊，反而凸显了他的进步形象。胡耀邦的病逝鼓动了全中国各地的示威学生，中共间接塑造出一位民主烈士。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要求中共政权展开政治改革。

1989年春天，学生在广场上进行和平示威。他们要求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中共的反应大多是置之不理。学生领袖少数几回见到中共干部时，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各项要求当场遭到悍然拒绝。5月，学生发动绝食抗议，得到来自全国的同情与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前往广场，向学生表明他感同身受。赵紫阳的党内同志认为此举是对党的背叛，偏离了党对于政治改革日趋强硬的立场。尽管赵紫阳是让中国走上发展之路的重要推手，但1989年5月底遭到中共整肃，从此软禁在家。

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垮台不仅显示中共的霹雳手段，也显示它欠缺正式的体制来处理与缓解内部政治冲突。尽管邓小平试图在文革结束后巩固整个党，但是中共的统治与治理主要仍是透过非正式机制。党领导人如何操作党务、动员党内支持，特质是不确定性，不是例行化的正规做法。邓小平努力建立体制来打造更为集体化、更能形成共识的决策风格，然而一遇到危机就分崩离析。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虽然建政近四十年，却还是没有一套领导人继位的正规程序。1980年代的邓小平在党内与政府担任的并非正式领导职位（译注：邓小平在1980年代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等要职），他的非正式身分“最高领导人”却让他拥有庞大的政治权力。

中共缺乏组织韧性的问题造成重大影响，导致党在1989年的危机中深陷分裂。1987年胡耀邦被当成政治代罪羔羊之后，中共的自由派改革者与强硬派开始壁垒分明。来到1989年春天，党内分裂已无可弥缝；面对日益升高的政治挑战，党诉诸旧日的内部冲突处理方式：整肃清算、开除党籍。中共无法团结一致，只能把党内斗争摊在阳光下，公开牺牲掉民意支持但违背党意的领导人。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后的中共内部会议纪录显示，中共领导人将1989年“暴乱”归咎于党内领导阶层的不团结；党内深刻的分裂反映了中共的虚弱体质。中共自己也承认，它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

1989年5月中旬，天安门广场与周边地区据估计聚集了一百万人。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鼓动了学生、劳工与支持学生的一般民众。示威者公开叫阵，要求邓小平辞职，不再担任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内，以国务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集结起来，主张以决断、暴力的手段终结天安门广场示威。自由派与强硬派彻底决裂、无可挽回，双方只能孤注一掷。此时，妥协已无可能。最后邓小平支持李鹏的镇压计划，强硬派在党内斗争胜出。5月20日，中共政权宣布实施戒严，解放军很快就包围广场。

尽管军方磨刀霍霍，但部队一时间无法驱散示威者。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左右，北京街头陷入混乱失序，中共政权面临更严重的不稳定，也是它最恐惧的状况。6月初，解放军与示威者对峙的压力升高到临界点。关注北京情势发展的外国官员担忧，中共政权已经没有什么选项；中共自身也有同样的结论。悲剧终于爆发，从6月3日夜间到6月4日上午，中共下令解放军官兵进入广场，对示威学生开火，史称“天安门大屠杀”。

※本文摘自《从经济发展到民主：现代亚洲转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作者丹．史莱特（Dan Slater）研究专长为民主与独裁的政治与历史，特别专注于东南亚地区。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及社会系，担任该校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为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此外亦担任几个国际组织的顾问，例如自由之家、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黄一庄（Joseph Wong）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国际副校长，曾任该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涵盖比较公共政策与政治经济学，对亚洲民主转型有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