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行记：美味鸡架的暗面，是一九九八年...

发布：2024年06月17日 14:35 来源：金靴炮打咚宫

发布：2024年06月17日 14:35

来源：金靴炮打咚宫

终于吃到心心念念的沈阳鸡架了，一个老四季鸡架（盐水清炖），一个老奉天鸡架（炭火烧烤），确实回味无穷。

鸡架成为东北热门小吃，这当然历史悠久，但是真正促使吃鸡架这一食俗大面积在东北、特别是沈阳民间铺展开来的历史诱因，实际非常苦涩：国企解体，工人下岗。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股份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沈阳的国有企业开始瓦解，大批的工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下岗潮，仅一个75万人口的铁西区工人就有近50万人下岗。

原来的铁西区曾是著名的核心工业区，烟囱高耸入云，工厂轰鸣不断，各类钢厂、水泵厂、电缆厂、新华印刷厂、东北制药厂，比比皆是。

后来一夜之间，听着老旧的电视里传来刘欢靡靡悠扬的《从头再来》，沈阳整整一代国企人从此失去了铁饭碗。

沈阳有一路公交车是202路，从和平区沙山发车，穿越和平、铁西、进入皇姑区段的塔湾站。据当地人讲，司机师傅都不爱跑这条线，因为这条线附近的老百姓穷，所谓“素质低”，有上车不给钱的，有骂人的，有抢座位的，有小偷小摸的……

这条线路跑的是铁西区与皇姑区交界的地方，这里的下岗工人最多，是沈阳当时最底层的人群。

有人那个时候还给202线公交命名为“下岗车”。

穷苦的沈阳工人不得不“消费降级”，有的人干起了街头小烧烤，有的人不再顿顿有肉蛋奶。

正是在这时，便宜的鸡架成了沈阳人餐桌的主角，它满足了喜好饮酒的配菜需求，也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保留了一丝“手中有肉”的尊严。

在国企时代，东北几乎所有的社会公共服务都配合着就业绑定在一起，工厂办幼儿园、办学校、办养老院、办大食堂，以至于在财政层面的社会福利基本为零的前提下，东北地区实现了水准颇高的整体福利水平。

然而下岗之后，工人家庭所能享有的一切社会公共服务也就全部失去。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

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现收现付（代际补偿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的打破契约……

根据2002年2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全国下岗职工报告：1998-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共发生下岗职工2137万人。

其中1998年，年初为691.8万人，当年新增562.2万人；1999年，上年结转610万人，当年新增618.6万人；2000年，上年结转652万人，当年新增444.6万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2009年时，一项针对沈阳国企下岗职工的研究中，随机挑选了21位被买断工龄的受访者，其中有11位袒露自己是被强制买断的，有6位是半强迫半自愿，只有4位是自愿选择买断工龄。

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不同，东北地区约2000元。也就是说，一个工龄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区区几万元钱，就被推到了冰冷的马路上，举着“木匠”、“钳工”的纸板讨生活。

而这些东北男人们的妻子，在世纪之交的关内外往往担负着街头“卖艺”的家庭职责，以及在各个风月场所里陪酒少妇的角色……

从1998年开始，广州、东莞、厦门、丽江、大理、海口等城市里的风月场所，大量充斥着南下挣钱的东北女人，以及寻欢作乐的北京高官、山西/内蒙煤田老板、东北矿山老板。

这背后，是多少工人家庭的破损，是多少原本高傲自持的工人阶级的尊严被碾压、被践踏。

在宁浩的电影《心花路放》中，马苏饰演的在云南大理从事三陪服务的女人，即操着东北口音。

不知是否宁浩有意为之，但电影场景颇具黑色幽默。

这次落地沈阳和出租车师傅聊起这段历史也是不尽唏嘘，他就是一位在2000年下岗的前国企工人，看遍了二十年前的东北人间惨剧…

今天的人们往往会不屑于东北人曾经的“铁饭碗”，认为是国家过分照顾、让东北人“贪了旧制度的便宜”。

事实上，东北人的铁饭碗从来就不是白端的，铁饭碗的背后是巨大的牺牲。

计划经济，准确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准战时体制”，以应对北方苏修和东面美日韩联军的威胁。

从抗美援朝到抵御苏修，冲在最前线的都是东北人民以及东北的国有企业。

国家的要求很简单：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东北的国企必须能够迅速转入战时状态、扩大军工生产、支援前沿战线。

像典型的哈尔滨自动化仪器仪表厂、哈尔滨风华机器厂，就专门有一条军工线，专供战时。

所以东北的国企工人可以视为“全员战士”。

打仗打的是什么？就是后勤！想想当年高岗是怎么起势的，就是在搞建设的同时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东北后方为彭老总输血。

结果1991年，偌大的苏联突然崩了，中国顿时失去了北方威胁，压力尽释，东北国有企业的庞大福利也瞬间成了一种“累赘”，进而坏账、积债……

同时，自1979年就逐步废止的知青下乡政策导致了知识青年被大规模召回城市，强行往国企里面塞，造成了体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锅饭、“一份工三人干”等恶况（那些没能进入国企的青年便游走街头无所事事，随即迎来了83严打……以致于后来又迫于无奈、搞了一段时间的“知青重返农村”运动），这些也是在人为地给东北国企敲响丧钟。

1969年的九大，毛主席曾按耐不住、公然发难：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

相当一个多数干部，跟x路线走，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不讲究无产阶级政治；苏联之所以不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苏东都没有搞过民主改革系列的领导权建设，没有这样的政治可供破坏和毁损，这个问题意识和眼光就不存在。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赫鲁晓夫除了物质刺激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也不想其他的办法。

仅仅十年之后，自1979年开始，以武汉国棉一厂厂长张保新的回忆为代表，国企工厂的权力开始“上升化、垄断化”，比如新增加的奖金分配权，就被授予车间主任单独行使。

可以说，1979年后中国的国有企业已开始逐渐褪去《鞍钢宪法》的痕迹，而越来越多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进入八十年代后，从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层化管理，从分工负责制走向一长负责制，从领导工人一体走向领导工人分离。

宣传《鞍钢宪法》时，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开始无限突出“工厂厂长”在企业内部的权威——在去年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里，正是宋玉坤这样的人物。

最先发现这一变化是法国学者贝特兰，他尖锐地指出问题并发明了一个新名词：

中国出现了一种‘工厂专制主义’。

正是从这种“工厂专制主义”开始，到了1984年，“一长挂帅、四总当家”也被摆上台面。

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厂长取得如下权力：厂长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厂长任免或聘任中层干部；厂长提出工资和奖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业享有劳动招工权，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厂长可以制定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可以奖惩职工，包括“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等。

1986年9月，又先后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规，明确：

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随后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1987年年底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77.6%。

通过所有权和管理权两权分离使企业财产所有权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权；厂长独揽支配生产资料使用、产品分配、奖惩劳动者等权力，获得了可以开除工人的无上权力，在工厂中形成了“对工人的专制”。

按照毛主席的话说：

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资本的力量一旦在企业中取得优势，就必然按照获取最大剩余价值、最快增殖的逻辑发展，管理层盗窃国有资产、私开小工厂的现象就自然出现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毁掉国有企业的真正元凶，它为解体和下岗埋下了伏笔。

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曾经有言说：

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

那么沈阳的财富“分”给了谁呢？

1999年初，时任沈阳副市长马向东、财政局长李经芳、建委主任宁先杰三人，在澳门频繁出入赌场，被国家相关部门一举拿下；一年后，“东北最后一位黑老大”、“沈阳王”刘涌正式被公安机关逮捕，其背后靠山、时任沈阳市长慕绥新随即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