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死刑犯的命运翻转:死缓为何改死立执

案发地，临沂市蒙阴县某超市门口。2024年6月，被害人张立的父母仍经营着超市。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摄

作为一起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邢文龙的生死在诉讼阶段经历了两次“翻转”：

先是一审法院判处其死缓，检察机关未抗诉。邢文龙上诉后，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又改判其死刑立即执行。

辩护意见称，改判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2023年年底，在死刑复核阶段，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判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撤销了死刑判决，再度将该案发回重审。

相关材料显示，邢文龙一审被判死缓后，被害人家属不服，并多次反映。在第一次发回重审期间，一审法院领导曾作出批示，要求“不能出现极端事件”。

寻常口角引发的命案

邢文龙案的案情并不复杂。据案卷材料：2016年6月29日17时许，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的孙文和妻子去岳父家接小孩，出小区后，孙文4岁的大儿子进入小区门口的超市，随后出来告诉孙文夫妇，自己被超市老板“嫌”（训斥）了。

超市老板即为本案被害人张立。孙文夫妇随后进入超市找张立理论，双方发生争吵。据张立妻子证言，孙文离开时丢下一句话：“你想死！”张立担心出事，遂打电话找来朋友帮忙。

离开超市后，孙文给邢文龙打电话要其过来，邢文龙随后开车带着两名同伴赶到。据孙文供述，他找邢文龙的目的，是想让邢把张立“揍一顿出出气”。而邢文龙则表示，他去的目的是想帮孙文“站场”（当地方言，意为在冲突中帮一方威慑另一方）。

事实上，无论是邢文龙还是被邢文龙叫去的同伴，都不认识张立。

邢文龙生于1995年，案发时结婚两个月。孙文比邢文龙大12岁，年少时曾因寻衅滋事被劳教，此外还曾跟人合伙放过高利贷。按邢文龙的说法，孙文是他和同伴的“大哥”。

在超市附近碰头后，在孙文提示下，邢文龙等人把车牌号遮挡住。此时，孙文妻子骑电动车带着孩子也赶到。“孙文让她回家，她不走，又返回小卖部了。”邢文龙曾如此向警方供述。

孙文等人怕她吃亏，遂开车也赶到超市。他们抵达时，看到孙文妻子正和张立吵架。孙文先下车，上去就扇了张立一巴掌。双方旋即发生肢体冲突。其中超市一方有张立和朋友王岩；孙文一方有孙文、邢文龙和同伴张伟国，另一名同伴褚旭没有参与。冲突中，张立曾使用马扎还击。

据邢文龙和张伟国供述，打斗中，孙文朝邢文龙喊了一句：“上车拿家伙。”车上的禇旭下车打开后备厢，邢文龙从中取出一把“关公刀”，又返回冲突现场。与此同时，张立也转身进入超市。

数个家庭的命运，被随后几秒钟内发生的事情所改写。

案发时的监控画面，挥刀者为邢文龙，着黑衣者为孙文，从门帘后走出者为张立。视频截图

现场监控录像显示，在超市门口，邢文龙和孙文分别用关公刀刀背和马扎攻击身材魁梧的王岩，王岩退入超市，邢文龙追至门口。就在此时，张立手持一根“电警棍”从超市门帘后出来，邢文龙遂用关公刀刀刃朝其挥去。

结果一刀致命。法医鉴定报告显示，张立的左颈总动脉被割断，导致其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见出了大事，孙文、邢文龙一伙乘车逃走。当晚，知道张立身亡后，孙文向警方投案。次日，邢文龙、张伟国也分别投案。

褚旭则是次日在家中被警方带走。出事前一个月左右，褚旭因参与另外一起打架斗殴事件被抓。张立被杀的前一天，他刚办完取保候审从看守所出来。邢文龙那天原本打算开车送褚旭回家，结果中途接到孙文电话，遂又折回，去给孙文“站场”。 按褚旭的说法，他本打算回家看看父母就去自首，结果还没来得及自首，警察就找上门来了。

罪名之争

2017年6月1日，邢文龙案由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临沂中院）一审开庭审理。临沂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邢文龙，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另外3人。被害人家属对各被告人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各项损失400万元。

控辩双方围绕邢文龙的罪名展开激辩：控方认为，邢文龙构成故意杀人罪，辩方则认为邢文龙没有杀人故意，仅构成故意伤害罪。

邢文龙本人在法庭上辩解说，他并不想杀张立。当时自己站在门口，门帘挡住了视线，他看到门帘后伸出一只手，手里拿着电警棍，他的注意力全在电警棍上，就拿刀挡了一下。

然而检方认为，邢文龙所谓“用刀挡电警棍”的说法不成立，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刀是朝张立的颈部而不是电警棍的方向砍去的。起诉书对此情节中所用的措词是：“邢文龙持刀朝张立颈部猛砍一刀。”

邢文龙的律师则对监控录像作出了与检方不一样的解读，认为邢文龙先是站在门前观望，没有主动进攻，张立从屋内帘子后面冲出来，持电警棍攻击邢文龙，邢文龙凭本能挥刀，以避免被电到。

辩护律师认为，邢文龙与被害人无冤无仇，不可能想杀他。而被害人在冲突中也有过错，使用了电警棍，导致冲突升级。

检方则认为，邢文龙的行凶动机可分两个阶段——一开始是奔伤害去的，但在持刀返回现场后，就转变为杀人。

在一审重审时，控辩双方对于罪名问题仍各执一词：检方强调邢文龙出手速度之快和打击力度之大，表明其有杀人故意。辩方则强调邢文龙当时穿的是“人字拖”，表明其并非蓄意杀人， 只是在打斗中没把握好分寸，才导致严重后果。

被害人方则主张，四个被告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强烈要求重判。

一审庭审中，关于张立所持的物品究竟是不是电警棍曾产生争议。邢文龙等几名被告人均说是电警棍，而物证清单中写的却是手电筒。邢文龙的一位辩护律师曾向法院申请鉴定其究竟是何物，不过按其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说法，法院后来没有作鉴定。

包括邢文龙在内，四被告人均当庭称“对不起被害人”，并表示会积极赔偿。然而，被害人方不同意民事调解，要求判孙文、邢文龙死刑立即执行。

对于邢文龙与孙文二人是否构成自首，控辩双方的观点也不一致。两人的辩护律师均认为他们构成自首，应从轻处罚。但检方认为，二人虽然投案，但在庭审中没有如实供述，不构成自首。

家属强烈要求判死刑

2017年9月11日，临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邢文龙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且限制减刑。以故意伤害罪判孙文无期徒刑，判张伟国有期徒刑9年，褚旭有期徒刑4年。此外判决被告人共同赔偿被害人亲属两万九千余元。判决书里提到，该案经合议庭评议后，由临沂中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决定案件处理的最高审判组织，由院长、庭长和资深审判员等人员组成，负责研究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对于邢文龙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辩护意见，临沂中院认为，综合邢文龙所使用的工具、砍刺的部位、力度及造成的后果，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律师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在本次判决中，临沂中院认定邢文龙和孙文均构成自首，可依法从轻处罚。辩护律师认为，自首情节是邢文龙一审得以保命的重要因素。

一审判决后，临沂市检察院没有抗诉。而包括邢文龙在内，4名被告人全部上诉，认为一审判得太重。

被害人家属则认为判得过轻。2018年3月，张立父亲向有关部门反映，孙文、邢文龙有打架斗殴、放高利贷、非法拘禁他人等行为，“在蒙阴无恶不作，要求彻查”。

3个月后，山东省高院接受山东省检察院建议，认为邢文龙与孙文是否构成自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二人涉嫌黑恶势力犯罪，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18年9月，蒙阴县公安局发布通告，向社会征集邢文龙、孙文的违法犯罪线索，称两人属“涉恶犯罪团伙”。

2019年4月3日，临沂中院重审邢文龙案。此次开庭前，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曾接待过被害人张立的家人。接待笔录显示，张立家人再度强烈要求判邢文龙、孙文死刑，并表示“不（接受）调解，不要钱”。

案卷材料中，有一份时任临沂中院院领导的批示件。该批示件显示，重审开庭后，被害人家属曾向临沂中院书面表示：如果不判邢文龙死刑，将“豁出老命来维权到底”，使用“任何极端手段也在所不惜”。时任临沂中院领导就此作出批示，要求该案审判人员“安排做好化解释明工作，不能出现极端事件”。

张立母亲手拿儿子遗像。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摄

2019年11月22日，临沂中院作出重审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改判邢文龙死刑，以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另外3人的刑期则与原判一致。重审判决书显示，此次判决同样也是由临沂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重审判决将一审认定的邢文龙自首情节“拿掉”了，理由是：邢文龙在重审庭审中的供述与事实不符，且翻供情节足以影响该起事实的定罪量刑。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在一位参与邢文龙案辩护的律师看来，由于检察院没有抗诉，如果邢文龙不上诉，也就判个死缓。他上诉后却被改判死刑，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然而，这一审判过程，被指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刑事诉讼法规定，除非检察院抗诉，否则二审法院审理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该条款简称为“上诉不加刑”，是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之一，早在1979年就被写入刑事诉讼法。

不过，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有方式突破“上诉不加刑”原则给被告人加刑。比如，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有的法院在二审时不直接给犯罪嫌疑人加刑，但会通过发回重审的方式，让一审法院加刑，而这在字面上并不违反“上诉不加刑”的法律条款。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对于“重审加刑”作出了限制，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有律师指出，在该条款出台后，有的地方出现通过检察院补充起诉的方式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情况。

在对邢文龙重新起诉时，临沂市检察院在故意杀人罪之外，对邢文龙又追加了“寻衅滋事”和“聚众斗殴”两个罪名。

重审改判死刑后，邢文龙再次上诉。在上诉状中，他不再强调自己被判重了，而是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表示忏悔，并向被害人家属致歉，称愿意和家人“尽最大努力赔偿被害人亲属”。

然而，被害人家属仍然态度坚决。在附带民事上诉状中，被害人家属提到，各被告人是以“上诉不加刑”为理由逃避应有的惩处，二审法院对此当“抵制”。

2020年12月3日，山东省高院重审开庭。开庭前，主审法官接待了张立家人，表示庭审结束之后，将“加快办案进度”。此时，距该案案发已有4年5个月。邢文龙一审判死缓后，张立家人曾多次向上反映。

与此同时，邢文龙的家人也到山东高院信访。接待笔录显示，他们认为孙文作为组织者判了无期，邢文龙却判了死刑，“太不公平”。

最高法：原判违反法定诉讼程序

二审开庭时，邢文龙的辩护律师把一审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为辩护重点，认为在检察机关既没有抗诉、也没有就故意杀人罪这一罪名补充新证据的情况下，临沂中院改判邢文龙死刑立即执行严重违法。

出庭的山东省检察院的检察员则表示，一审并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发回重审，是基于原一审对于自首的认定有问题，以及在二审中发现了新的犯罪线索。此外还提到，改判死刑还考虑了邢文龙的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以及张立是独子等因素。

邢文龙的辩护律师则认为，重审追诉的两个罪，没有一个能够追诉为死刑立即执行，不能用有期徒刑把死缓“拔高”到死刑立即执行。

事实上，据一审重审判决书，邢文龙因故意杀人罪这一项罪名就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邢文龙第二次上诉后，山东高院维持了死刑判决，认为一审“没有违反上诉不加刑的原则，符合法律的精神和立法本意，体现了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

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立即执行）案件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邢文龙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律师谢通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据他了解，对于邢文龙改判死刑是否违反“上诉不加刑”，最高法内部最初也有分歧，但后来还是统一了意见，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最高法在邢文龙案的裁定书中写道：“原判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辩护律师关于本案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辩护意见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予以采纳。”

在谢通祥看来，所谓“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就是指重审改判死刑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

谢通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过去办理的一些刑事案件中，也有通过发回重审、补充起诉等方式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加重被告人刑罚的。但案子一般到不了最高法，因此也很难得到纠正。

公开资料显示，临沂中院共有三个刑事法庭。据谢通祥介绍，邢文龙案一审时由临沂中院刑三庭审理，一审重审时改为由刑一庭审理，最高法再度发回重审后，又改为由刑二庭审理。第二次重审目前尚未开庭。

一位曾关注“上诉不加刑”问题的案外律师认为，重审之后，法院仍可以通过再审程序继续改变判决结果，而再审程序则不受“上诉不加刑”制约。

两个父亲的执念

张立被害和邢文龙被抓之后，两边家庭皆陷入困境。张立的父亲和邢文龙的父亲，一个为给儿子“讨公道”坚持奔走；一个则为保住儿子性命竭尽全力。

巧合的是，作为行凶者和被害人，张立与邢文龙均生于农民家庭，且身世有颇多相似之处。

张立是家中独子，上有两个姐姐。其父张光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他带着全家跑到东北“躲着”生下张立。按张光友的想法，他本来要待在东北，无奈妻子水土不服，才又返回山东老家。

张立成年后，先是跟着开汽修店的姐夫学修车，后来嫌挣钱少不干了。张光友出钱，帮儿子开了那家超市。他说自己一向“疼孩子”，张立去哪他都不放心，没寻思在家里出事了。

张立去世前有一个儿子，去世时妻子再度怀孕。据张光友介绍，张立死后，儿媳一度想把孩子“流掉”，但他不同意，执意让儿媳把孩子生下来。儿媳拗不过，生下一个女儿。在张光友看来，这样一来张立就有儿有女，身为父亲，他才算不辜负死去的儿子。

张光友原本希望能把儿媳留住，但儿媳后来还是改嫁，并又有了小孩。两个孩子最初由张光友夫妇来带，但由于年事已高，渐渐力不从心，他们担心孙子、孙女成为“流浪小孩”，不得已又交给前儿媳带。

张光友四处奔走已经花了十多万元。然而二女儿2023年又生重病，由于女婿家境不好，张光友不得已又把自己的养老钱拿出来帮女儿治病。

但即使如此，在追究邢文龙死刑一事上，张光友毫不妥协。在他看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我没有别的诉求，我的诉求就是（判邢文龙）死刑立即执行。”张光友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拒绝邢家通过经济赔偿换取谅解的诉求，因为在他看来，法律的公正“不是钱能买来的”。

张光友大女儿的态度与父亲一样，不接受邢家的经济赔偿。至于为什么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她表示并非为钱，而是为有一个上诉的机会。

与张立一样，邢文龙也是家中独子，他也有两个姐姐。而邢的父母和张立父母一样，当年也是到东北“躲”着才生下的邢文龙。只不过张立父母是去黑龙江，邢文龙父母去的则是吉林。

邢文龙的父亲邢献忠不认为自己娇惯儿子，他说儿子小时候做错事，自己也会打。但他承认妻子娇惯儿子。

邢献忠至今还记得，生下邢文龙后，全家坐火车回山东老家时，有同车厢的东北人笑话他：生这么多孩子干啥？他当时不理解。待邢文龙出事后，他有时难免会想：当年若只生两个闺女该多好。

2024年6月，律师去看守所会见时，邢文龙的父亲试图透过玻璃看儿子一眼，但未看到。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摄

即便如此，他仍要尽全力保住儿子性命。邢献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邢文龙案审理期间，他曾带家人到张家下跪，还托了不少人做张光友的工作，希望通过经济赔偿获得谅解，但均没有做通。

当初，在知道邢文龙杀人后，邢献忠亲自将儿子送到刑警大队门口。邢文龙一审判死缓后，邢献忠认为判重了，并支持儿子上诉，还为他请了北京的律师。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之所以让邢文龙上诉，就是因为知道“上诉不加刑”。不料儿子上诉后，却被改判死刑。二审维持死刑判决后，他和妻子一度陷入绝望，直到2024年年初，最高法不核准邢文龙死刑的消息传来。

在等待邢文龙死刑复核结果的两年多里，张光友同样身处煎熬当中。他对最高法以程序问题不核准邢文龙死刑感到不解，2024年6月15日，他告诉来访的南方周末记者，自己两天前刚去找过检察院，次日将再去找法院。“程序问题与我无关，是执法人员的事。我得去跟它（法院）说明这个情况。”

邢文龙杀人入狱后，其新婚妻子也生下一个女儿。与张立的女儿一样，这个孩子也从没见过父亲。两个孩子现已8岁，双方老人都骗她们说：父亲出国或外出打工了。